自问世以来，金庸的武侠小说就风行海内外。潘步钊的《金庸小说里的中国文学》，一方面从中国传统的文学体裁出发，提取金庸小说中的诗词、散文、歌赋、对联等内容，分析其与中国文学的内在关联及文艺价值；另一方面从金庸小说中的人物形象、故事情节和时代背景切入，探究金庸的文学思想。可以说，金庸作品之所以能广受欢迎，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深厚的传统文化积淀更容易打动中文读者。读懂金庸作品里的中国文学，才能更好地认识金庸在中国文学发展脉络中的位置。

《金庸小说里的中国文学》

潘步钊　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

  诗意的人名  

陈平原在《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中说：“中国古典小说之引录大量诗词，自有其美学功能，不能一概抹杀。倘若吟诗者不得不吟，且吟得合乎人物性情禀赋，则不但不是赘疣，还有利于小说氛围的渲染与人物性格的刻画。”

十五本金庸武侠小说，无论是长篇、中篇或短篇，都或多或少包含着中国文学。有时是具体文学作品的引用，有时是某些传统文学思想或艺术特点的展现，有时甚至是某些文学史上的经典人物，成为故事中的角色。这些中国文学的成分，有时是以整篇作品的形式出现，更多时候是部分引用。

《金庸小说里的中国文学》拿人名举了些例子。《天龙八部》的木婉清，名字出自《诗经》和西晋诗人谢混的诗歌《游西池》。《书剑恩仇录》的李沅芷，名字出自《楚辞·湘夫人》的“沅有芷兮澧有兰”。《倚天屠龙记》的周芷若，名字出自《列子》的“粉白黛黑，佩玉环，杂芷若以满之”，汉代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也有“其东则有蕙圃衡兰，芷若射干”。《天龙八部》的阿朱阿碧，名字可能引自张耒词《少年游》“看朱成碧”，也可能出自《论语》的“恶紫之夺朱也”。《射雕英雄传》的杨过，“名过，字改之”，是借用南宋爱国词人刘过的名字。刘过，字改之，号龙洲道人，词风豪放狂逸，与辛弃疾同时代，过从甚密。《天龙八部》的“函谷八友”老大康广陵，名字取自以一曲《广陵散》留名后世的嵇康。《神雕侠侣》书中的“西山一窟鬼”，最早见于宋代话本《西山一窟鬼》，明代冯梦龙整理编入《警世通言》，名为《一窟鬼癞道人除怪》。各种引用中，以诗和词最多，比如元好问的《摸鱼儿·问世间情是何物》，就成为塑造李莫愁这人物形象的重要设计。

除了直接引用于名字、人物言行之外，金庸小说里的中国文学，还经常存在化用的情形。如袁承志和温青青的相遇、陈家洛初见乾隆互相酬诗、莫大先生二胡奏出凄凉的《潇湘夜雨》、袁承志与李岩在长街遇到的盲眼老歌者等场面，都是旧诗词里常见的意境气氛。

林以亮访问金庸时，曾评价说：“第一点，你的小说，经常谈到中国儒家、道家、佛家的精神境界。第二点，里面也经常讲到中国文化传统道德标准：忠、孝、仁、义。第三点，你的文字，仍然保留了中国文字的优点，很中国化，并没有太像一般文艺作品造句的西洋化，这在异乡的中国人看来，就特别有亲切感。”

  致敬说书人  

中国古典小说主要分为文言和白话两大源流，金庸的武侠小说从源流承继方面来说，兼及两者。

金庸喜欢读传统小说。1969年8月，林以亮访问金庸，问他怎样开始写武侠小说。金庸直接地说：“最初，主要是从小就喜欢看武侠小说。八九岁就在看了，第一部看《荒江女侠》，后来看《江湖奇侠传》《近代侠义英雄传》等等。年纪大一点，喜欢看白羽的。”

由唐传奇开始，金庸不仅喜欢看，而且准确抓住了这些作品吸引读者的原因。他在《金庸作品集新序》中指出：“武侠小说继承中国古典小说的长期传统。中国最早的武侠小说，应该是唐传奇的《虬髯客传》《红线》《聂隐娘》《昆仑奴》等精彩的文学作品。其后是《水浒传》《三侠五义》《儿女英雄传》等等。现代比较认真的武侠小说，更加重视正义、气节、舍己为人、锄强扶弱、民族精神、中国传统的伦理观念。读者不必过分推究其中某些夸张的武功描写，有些事实上不可能，只不过是中国武侠小说的传统。”

《金庸小说里的中国文学》认为，在承继传统小说方面，金庸重视的是整套蕴含和呈现的武侠小说伦理价值观，包含着人物和故事，更包含藏在背后的中国传统文化、伦理思想、人与人相处的价值哲学，甚至是旧小说所惯用的语言形式。

所以在金庸作品里，很容易看到中国传统小说的痕迹和影响。比如，传统章回小说爱用“有诗为证”的说书人形式，金庸有所仿效。《碧血剑》第一回写到渤泥国归附唐人，民风淳朴，就附“有诗为证”的章回小说写法。《射雕英雄传》以说书人张十五引南宋诗人戴复古《淮村兵后》开始，到了全书结尾，又以晚唐诗人钱繩的一首五言小诗作结。金庸在《射雕英雄传·后记》直言：“我国传统小说发源于说书，以说书作为引子，以示不忘本源之意。”

金庸有时还像传统章回小说那样，在开头以说话人身份介绍一番。《神雕侠侣》故事就是先引一首欧阳修的《蝶恋花》词拉开画幕，然后作者以说书人身份叙述说明一番。

有些情节和人物关系、行为，也明显受传统小说影响。许多金庸笔下的男女主角，最后都选择飘然隐去，退出江湖，这是中国传统隐士文化的重要体现。比如《书剑恩仇录》的陈家洛和《碧血剑》的袁承志，本来都立志为国尽力，但最后目睹大势已去，不得不飘然远走，这样的情节，与唐代传奇《虬髯客传》相似。

有些情节处理，甚至直接模仿古典小说。如《书剑恩仇录》，中间插入一段陈家洛回到浙江海宁老家，重见与自己儿时一起长大的婢女，这很容易令读者联想到《红楼梦》中，贾宝玉与各婢女亲如兄妹的关系。金庸在接受林以亮访问时，就直接承认：“在写《书剑》之前，我的确从未写过任何小说，短篇的也没有写过。那时不但会受《水浒》的影响，事实上也必然受到了许多外国小说、中国小说的影响。有时不知怎样写好，不知不觉，就会模仿人家。模仿《红楼梦》的地方也有，模仿《水浒》的也有。我想你一定看到，陈家洛的丫头喂他吃东西，就是抄《红楼梦》的。”

读金庸小说，会发现经常有谐趣惹笑情节的布置，使得故事张弛有道，令读者时而紧张肉紧，时而又开怀大笑。这一创作奇技，似乎可以从中国戏曲中找到源头。金庸小说里负责搞笑的“气氛组”，可以是主角，例如韦小宝，可以是配角，如周伯通，也可以是一些再次要的角色，例如“桃谷六仙”“太湖四侠”“函谷八友”和《鸳鸯刀》中整天都在说“江湖上有言道”的周威信。

在《金庸小说里的中国文学》看来，这里反映了金庸的幽默诙谐。“虽然外表谈吐相当呆板，予人拘谨的感觉，但内心跳脱玲珑，也只有具备这些特点，才能为不同人物角色铺设情境，写出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

  韦小宝也是“侠”  

中国文化传统比较重视人的共性，戏曲中出现“脸谱化”，小说人物也容易有“类型化”的情况。明清之后，中国文学渐渐重视人物个性表达和塑造技巧。

金庸多次谈写小说的技巧时，都强调谈人物的重要性。在《金庸作品集新序》中，他写道：“基本上，武侠小说与别的小说一样，也是写人，只不过环境是古代的，主要人物是有武功的，情节偏重于激烈的斗争……小说是艺术的一种，艺术的基本内容是人的感情和生命，主要形式是美，广义的、美学上的美。在小说，那是语言文笔之美、安排结构之美。关键在于怎样将人物的内心世界通过某种形式表现出来。”

经过金庸的妙笔，许多文学形象早已家喻户晓，如郭靖、黄蓉、杨过、小龙女、令狐冲、韦小宝等。即使不是主角，也几乎成为某类群体的代言人，如周伯通、岳不群、东方不败等。潘步钊认为，金庸小说人物的感染力和影响力，在文学史上，直追中国古代经典小说中贾宝玉、林黛玉、诸葛亮、孙悟空、猪八戒等艺术形象。

这种成功并非偶然。金庸写小说，较多时候是先有人物，然后再构想故事，而人物形象的塑造，又服膺于人物的性格。以《神雕侠侣》为例，书中杨过断臂，小龙女蒙污，都给两个人千灾万劫的爱情加上更痛苦悲哀的伤害。杨过和小龙女的爱情历经起落，曲折离合，让许多读者“忿忿不平”，但金庸却认为“须归因于两人本身的性格”，因而这样的设计是情理之内。

金庸的作品之所以经久不衰，根本在于其思想高度。武侠小说的“武”和“侠”缺一不可，怎样阐释“侠”，直接决定着作品的品位。金庸小说中的“侠”，与之前的旧派武侠小说并不相同。由创作第一部《书剑恩仇录》到最后的《鹿鼎记》，从文武双全的世家公子、红花会总舵主陈家洛，到不学无术、市井流氓韦小宝，可以发现金庸对“侠”有自己的理解与执着。

中国古典小说基本上是反教条、反权威的，《红楼梦》《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封神榜》《金瓶梅》《三侠五义》都是如此。这种不服从是相对于压迫势力的，但金庸明白，“侠”的意义不止如此，它还应包括更多的美好人性。在他的笔下，“侠”与“武”“反”这些“力量型”的表达，没有必然关系。

《金庸小说里的中国文学》认为，金庸赋予了“侠”更多的内容，义和情成为最重要的内在元素。金庸在北京大学演讲时说：“侠主要是愿意牺牲自己，帮助别人，这是侠的行为。侠不一定是武侠，文人也有侠气的。”

明了此一关节，可以更能理解金庸笔下的人物。像韦小宝的“讲义气”，仍然是“侠”的特质表现，所以陈家洛是侠，韦小宝也是侠。据此，潘步钊认为，金庸小说中的侠，超越前人，有更多道德伦理的灌注，有更完整的人格，在承继传统小说的民族形式的同时，已不同于“风尘三侠”、宋江、李逵等人。这种对“侠”的诠释和演绎，使金庸小说不但故事情节吸引读者，也为武侠小说拓展了更新、更广阔的文学和文化视野。

文章来源：齐鲁晚报

作者：德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