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刚/文
天演:进化的易学大模型
“进化论”之于中国,始于严复译《天演论》。
1896年严复决定翻译赫胥黎的EvolutionandEthics。“EvolutionandEthics”,今译为“进化与伦理”,严复将它翻译为“天演论”,表明了他对“进化论”的理解与选择。
他先在自办的《国闻报》上连载译文,直到1898年夏季,桐城派学宗吴汝纶,读完《天演论》译稿,激赏之后,慨然为其作序,评价说,该译因赫胥黎氏“以人持天”之说,引以立言,其义富,其辞危。
严复的进化论,起了个中国特色的“天人关系”的话头,当可视为其本人“究天人之际”的深思,与太史公以来两千年传统有所不同的是,他破了天荒,以西学开头,不以三教合一,而以中西会通,开了个“究天人之际”的头,且认为,赫胥黎这本书,其旨原在救“斯宾塞任天为治之末流”。
何出此言?须知斯宾塞持社会进化论,严复说他“任天为治”,忽略了人,还认为他的这种主张,与中国道家的黄老思想及庄子的主张有相似之处,都在强调顺应自然。
但是,严复却不赞同这种顺应自然,若仅以“物竞”,专事“天择”,何需“人治”?
关于“天行人治”,严复认为是“相毁而不相成”,这就又与中国道家的“顺应”说不合了,西方人的想法是“对着干”,要反天而行之,因为天行者以“物竞”为功,而人治则以使“物不竞”为目的,“竞”与“不竞”,天人相分。
如此思想,中国也有,两千年前,荀子曰“化性起伪”,“伪”者,人为也,以为“人定胜天”,故以礼法并用,使人“不竞”,可荀子此说,严复并未提及,可见其“会通”有失。
本来,中西会通,无需全通,通个主流而已,或曰“天演”何通?答曰,通黄老,通老庄。严复认为,天演之学说滥觞于周秦之间,老庄学者所主张的“明自然”,自然者,乃天演之原。
然其之于老庄,信手拈来,一笔带过,其全力以赴者,乃通《周易》。
何以《周易》?因《易》“始以乾坤而终于既济未济”的算法模型,《系辞》曰“大衍之数五十”,“大”即“天”,“衍”为“演”,“大衍”,就是“天演”,正所谓“演天地之数也”。
中国传统《易》学,学者无数,研究成果甚多,但究其大体,可划分者,无非汉学、宋学两端。从严复起,始纳西学入《易》,其读《易》、解《易》,既非以汉儒经学,亦非以宋儒理学,而是以先秦诸子会通近代科学,以名学通逻辑,以易学通进化。
或问,何以严子不言“进化”而曰“天演”?
“进化”与“天演”,二者异名,且各有其背景。“进化”,乃针对耶教而言,以之取代创世说,证明“上帝死了”。而中国,则尊儒教,行天道,以其无上帝,故曰“天演”,中西会通,《易》通“进化”,改以“天演”,最为得体,没有那个对待性的“上帝”必须取代,“进化”也就失去了它本来的意义,没有必要像堂吉诃德大战风车那样高举“进化论”的大旗。
然其“天演”载体,何以不取老庄“道法自然”的“天而不人”,而取“天人之道”的《易》为之原?盖因“道法自然”与斯宾塞所言“甚合”,带有“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的肃杀之气,而这也正是他在斯宾塞与赫胥黎之间选译赫胥黎的原因,赫氏《进化与伦理》所言,非“任天之治”,乃“天人之道”,何以见得?曰“进化”为“天”也,“伦理”为“人”也,综言之曰“天人之道”,故来与《易》会通。
严子自序,述“天演”之旨,将《易》与《春秋》与西人名学相会通。特别将《易》学重点提出,与西学之“名、数、质、力四者之学”相对比,认为《易》以“名、数”为经,以“质、力”为纬,合此经、纬以名之曰“易”。
严复所说的西学之“名、数”,就是我们已知的逻辑与数学,《易》以象数推演对应,以此观《易》,其推理与算法,当可视为基于贞卜数据用以卜天算命的“究天人之际”的大模型。
而“质、力”一说,相当于物理学,严子曰“大宇之内,质、力相推”,与《易》通,“凡力皆乾也,凡质皆坤也”。
如此说来,其文化自信之昂昂然,已溢于言表。
会通:思想者的对话与翻译
严子不但以科学入《易》,与《易》会通,而且以为“吾古人之所得,往往先之”,因为,科学兴起,不过近二百年事,而其中的科学思想,有许多,在两千年前的中国的先秦诸子那里就有了,但是需要指出,此中科学思想上的中西会通,与“西学中源”的判断是不同的,严子对此保持了高度警惕,他强调要谨防把所有西学上的发明创造都认定来源于中国的思维,认为这是一种“自蔽之说”。
今读《天演论》,当从书名读起,原作《进化与伦理》,严译为《天演论》,“天演”者何?乃以《易》演“天人之道”,君不见,翻开《周易》第一篇——首卦“乾”,观其所言,岂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乎?“天行健”乃“进化”也,而“君子自强不息”,岂非“伦理”?以此而知书名缘起《周易》。
然而,令人不解的是,严复之于《进化与伦理》,何以仅译“进化”而略去“伦理”?对此一问,回应者众,我们认为,此解不难,但要从“中西会通”上来解,使“天演”通往《易》学,到“天人之道”上来,求得“人道”——“伦理”解。
然而,恰在“人道”上,严子与赫胥黎分手了,“道不同不相为谋”,故严子有所取,有所不取,有所译,有所不译。
其“道同”者在“进化”,不同者就在“伦理”。
故以“天演”言,必得言“伦理”,此严子认同于赫氏者,然就“伦理”本身而言,则未必要言赫氏“伦理”,《易》与天地准,已自有其伦理精神,然与赫氏有异,赫氏之人道,乃天人相分,《易》则反之,以天地立范,以乾坤开局,趋于天人合一。
赫氏原作,持天人二分,使“进化”止于宇宙过程,表现为自然进化,而非文明进程,故不涉及“伦理”,却使之对立,以为人道高于天道,人治胜过天治,伦理过程超越宇宙过程,这样,就使得文明的进程,从“适者生存”转向了“善者生存”。
赫氏的伦理学鸡汤,虽然满足了西方人文主义的胃口和启蒙思想的品味,却不合中国传统天道观的味蕾,因为在中国,天道与人道统一,即天人合一,而非对立。
况且,晚清中国,面临瓜分,尤其甲午战后,北洋水师覆灭,一众留英同学,多已赴难,他椎心泣血呀!恨不得灵魂出窍,用灵魂去战斗!以此,发出时代最强音: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唤醒中国人民,投身到“天演”之中,自觉于保国保种。
这样,我们就找到了严子何以不译赫氏伦理学的原因了。须知严子之译,不同于今日所谓“翻译”,今日之“翻译”,乃以介绍为主,务尽原作,求其原汁原味,而严译则以交流为主,作为思想者,来与原作对话,以原作起个话头,作为交流载体,借以发述己意,因此,我们读其译作,如见两位思想者——译者和作者,经过一番交谈后,达成共识,故此译著,除了基于原作,还出于共识,这是思想家而非翻译家的翻译,严译之后,已成绝笔。
观严子译事,纯以思想者行之,而成其人类性的思想大业——运载三百年来的中西会通,为新的世界理性奠基。
故其所译,皆为思想家著作,又因其留学英伦,故其译著多为英国思想家作品,后世译者,谁有其心力与脑力?
其以“信达雅”为译界标的,后来者,仅拾其牙慧而追随之,然,终不达也,何也?盖因不知其为思想者译事。
若非思想者,那“信达雅”便无从谈起,“信”乃求真,“达”者会通,“雅”则趋于美也,合此三者,自成一新文明样式,以此来看,那“信达雅”啊,岂不就是思想的人格范式?
而通常“翻译”,无非直译,或意译,难免受限于原作,受制于学域,或被应用所驱使,其于“信达雅”者,可望,不可即,因其风采,非仅由字面求之,而当以思想达之,故其理想之境界,或如孔子与苏格拉底对话,虽然中西有别,且言语迥异,却能达成共识,此乃基于“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之信念矣。
观严子译体,其所译者,如斯宾塞、赫胥黎等,皆为对话式,其译《天演论》,凡所译者,均以共识,以此之故,其于赫胥黎之《伦理学》,因赫氏主张“天人相分”,与其所据“天人合一”之易道异趣,故被“天演”略去,其译著,半作,半译,尤以“复案”对话原作,达成“天演”共识,无共识,则不译。
其译体,融文人之雅与学人之信、哲人之达为一,用古文笔法,成古雅文式,以古道达之,故吴汝纶序曰,“自吾国之译西书,未有能及严子者也”,认为严子译文,高于赫胥黎原作,赫氏之思,因严子之译而“益明”。
吴汝纶将严译的价值,放在中国文学史的天平上来称,先以传世为标准,将中国历代之文,分为三等,上者“道胜而文至”,严译取乎上,因而效法六艺,不但以《易》通“进化”,而为《天演论》,且以古文义法通晚周诸子,而与汉唐争先。
故吴氏喟然而叹曰:要文如严子,方可与言翻译。赫氏之书,经由严子之译,便可与“晚周诸子相上下”。
吴氏以古文学者高举翻译大旗,其欲以译书,来会通中西,缔造新汉语。谁能膺此巨任?他放眼望去,碌碌众士,溺于时文,竞于公牍,举国文艺式微,一片“文不足”的茫然,此刻,惟有严子,独立于大雄峰上——究天人之际,以其文化个体性开始了一个人的文艺复兴,一展其思想者的天日之表,译书人的龙凤之姿。
严子以此,而成译界之巨作,而为思想之巨人。
严译开山时,日译已兴,席卷汉文化圈,势喷如雷奔,气吞若卷云,俨然君临中天的架势,连梁启超也不可避免地卷入其中,忘乎所以,且不知其所以然,独严子不动,立定古今北斗,把握中西南辰,扶摇而上,“举头天外望”,哈哈,区区日译,不过尔尔,因而自信满满,其以一人敌一国——“无我这般人”!
独译:在新汉语的天下里
当严译“天演”时,日译赫胥黎著作,已有多种,陈力卫在《东往东来——近代中日之间的语词概念》一书中,言及“天演”与“进化”时,就一一列举过,还将“严复译词”与“日本译词”作对比,将严译《天演论》与井上哲次郎编《哲学字汇》对照,作译词对照表,据表所见,译词相同者惟有“进化”。
有人统计过,定稿本《天演论》中,有六处提到“进化”,难道严译“进化”是由日译转译而来?或者,直接就从《哲学字汇》里来?陈力卫指出,《哲学字汇》初版有关“进化”的日本译词已然完善,还说“在日本,进化论的引进要早于中国”。
那证据,便是1877年,明治十年,有一位美国人爱德华·莫斯来东京大学任教,讲授生物进化论,于是,“进化”一词,开始在日本出现,十年后,才被井上等人收入《哲学字汇》。
但他还是忘了一点,进化论之于中国,虽晚于日本,可严复接触进化论却与日本同时,因为,同样在那一年,美国人来到日本讲学,而严复则去了英国留学,在进化论的发源地,严子沉浸在风生水起的英伦进化论思潮中,吮吸着原汁原味的英伦思想家们的原作,这哪是吸食从美国思想转手的二手货所能比拟?
日本人从美国人那里学来的进化论,当然不入严子法眼,更何况严子开笔时,日本人的那些译作,尚未进入中国,又何来“影响”一说?况且,迄今为止,我们还未见过有中国人通过日本人的译作接触西方,为了学习西方而去转译日本人的译作。
很显然,这跟日本人的做法完全不同,日本兰学中的西学,多由汉译转译而来,对此,日本人拿来就用,顺着唐化的文化惯性转入西化,连西化起初也是作为汉学的“本地垂迹”。
日本属于学习型文明,故其优点,在于学习。
然其之于西方,并非一下子“脱亚入欧”,而是被惯性引导,从中国开始,一边抄着中国作业,一边开始西化,所以,在向西方学习这一点上,日本后来居上,跑到中国前面去了。
从江户时代抄晚明的中西合璧,成其所谓“兰学”,到明治时期抄魏源的《海国图志》,抄出一个日本版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明治维新,还抄《英华字典》,抄江南翻译馆那一本又一本问世的译作,终于抄出了一个日式“文明开化”的成果。
但此“成果”,对于中国来说,却是灾难性的,因其结果——甲午之战,日胜清败,清失地赔款,丧失了国家的最后一点脸面——国格,不但国家地位颠覆,而且文明水位下降。
日本从此不再抄中国作业,而是将以往抄来的作业,包装成一个“和制汉语”的硕果,反过来,让东渡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和游学者来移植,试图以“和制汉语”重构新汉语天下。
其时,中国志士,愤愤然,奔走于国难时,投身于救亡中,无暇深思,对于新崛起的“和制汉语”,目往神移,本当考据的,却采取“拿来主义”,需要“求是”的,却被当作“时务”,采取“便当”式处理,一举扭转文化复古运动,转向时尚主义。
“时务”之代表为梁启超,作为新文化的快枪手,他的枪口里,不时射出“和制汉语”的子弹,对准中国的弊端,他只管瞄准目标,却忘了检查子弹,如果他在发射之前,用考据学考一考子弹的来源,他就会发现,所谓“和制汉语”,原来多半是由中国新汉语出口转内销,“和制汉语”的大部分,其实都从“汉制”来。
时逢东洋译潮涌入,滔滔而来者,已然反客为主,一如中国制造出口,贴了个东洋牌子,转为内销,梁氏未考,便来使用,误入“和制汉语”彀中,而不自知,但他率先以新汉语“作新民”,却开了晚清以来一代“时务”新风,立了新文化头功。
对此译潮,能独立不移,昂然如鹤立,高蹈如凤舞者,惟有严子!中国,毕竟从来就是个原创型的文明,当有其原创性代表,在新汉语的天下里,需要巨人的时候,巨人就来了。
应时而来者,严复是也!严子从古文运动来,从中西会通来,从英国留学归来,一如孟子所谓的“圣之时者也”。
他一改从晚明到晚清的译事传统,不再与传教士合作,以一人提一笔,独往独来,一举扭转了从徐光启到徐寿二百年来翻译被动局面,以其文化个体性对译新世界,缔造新汉语。
他的中西会通,不再需要传教士作为中介,他的译作,也不参考传教士与明清士人合作的翻译,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当他译《穆勒名学》时,居然对同译一书的傅兰雅的译本,置若罔闻,只字未提,由此可见,他开始了译界的转型,使译者主体性从传教士转向独立译人,将译作主导权从洋人转移到国士。
连传教士的二手货他都不以为然,来自日本的三手、四手翻译怎入其眼?他在与学生熊季廉信中,谈起当时译界情形,慨然道:吾不知张南皮辈率天下从事于东文究竟何所得也?
张南皮,指张之洞,东文,即日语,当时,张之洞执掌学政,推广新学,却偏要学日本,严复说他对一切新学,不求诸西而求于东,这当然是舍本逐末了,其结果,就是日本人如渡海之鲫,为“求食”而来,来上海卖他们的“新翻东文书”。
可严复一见这些“东文书”,充斥于市,就皱眉捏鼻,曰其“猥聚如粪壤”,看不得,也闻不得。然而,令他大跌眼镜的是,这些烂书,靠了媒体传播,“但立新名于报端,作数行告白”,半通不通,“在解与不解间”,就能大卖,如此“学界近况”,一堆“东文粪壤”,被他归咎到张之洞头上。
在与友人曹典球的通信中,他这样说道:翻译之事,从原本下手,已隔一尘,若一再转译,就会失真。对于“以华人而从东文求西学”,还以为“实胜西学”,他感到奇怪,认为这无异于“睹西子于图画”,而以画像取代真人,加以日本人大打广告,这就难免本末倒置。
广告流行,梁启超力挺,和制汉语大行于世,严子挺身而出,可见其欲以孤身一人而力挽狂澜。抗战早已开始,世人谁知?严子以一人敌一国,独立天壤,其难啊,可想而知!
更何况,严子能用于应战的文化,自汉唐以至于宋明,日本人已可谓应有尽有,且多拿来为己所用了——用在了“和制汉语”上,唯独先秦文化,“和制”尚难企及,严子争人所不争,以先秦争,不以汉唐以来争,划清了与“和制”的界限。
以此,严子独自开始了他一个人的文艺复兴,以其独立之精神,独与先秦相往来。而梁启超却不以为然,他说,严译难以流行,就因为回归先秦,太务渊雅。他不知“渊雅”二字,何等宝贵!那是中华文明在轴心期里才有的原创性品格,严子投入渊雅,如古池落蛙,扑通一声——《天演论》问世,激荡千古焦虑。
严子如项羽,在东洋与西洋夹击的天下里,挽留了中国士人最后一点贵族品味,“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这首诗,不但可以用在项羽头上,还可以用在面对“和制汉语”席卷而来、压顶而至的中国书生严复的头上。
(作者近著《文化的江山》1-8卷,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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