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不是囚徒,也不是毛虫

姜昊骞2024-11-01 11:11

姜昊骞/文

1794年,英国诗人威廉·布莱克(WilliamBlake)写了一首配图玄学诗,题目叫“人的抽象”。只见一位仙风道骨的白须老者匍匐于地,双手在头顶编织着什么,从中延伸出了大树,树干与藤蔓充当了文本框的作用。从诗文中可知,老者“编织了一张罗网,精心撒下诱饵……树荫很快在他头顶上延伸开来,那是奥秘。毛虫和飞虫在吃着奥秘”。我不时觉得自己就是那只贪婪的毛虫,吸吮着书本上的故事、定律与神话,通过联想的食道和推理的肠胃,最后排泄出洋洋自得的绝望。

我在读《人类新史》的过程中,那只贪吃又犬儒的毛虫经常钻出来。有时是觉得作者笔下的很多观点,包括林林总总的全球史著作都有点毛虫的影子,但更多是照出了自己身上的胸足、腹足和毒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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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新史》

[美] 大卫·格雷伯 [英] 大卫·温格罗 | 著

张帆 张雨欣| 译

后浪| 九州出版社

2024年9月

务农不是卖身契

格雷伯似乎很喜欢一个短语,inandoutof,进进出出。意思有的时候很具体——大约6000年前,北非还没有被撒哈拉沙漠覆盖,生活着许多大大小小的人类群落,每年根据季节不同,或捕鱼,或猎兽,或采摘,或放牧,当然也会在洪泛平原、泉眼、季节性河流周围播撒植物种子,“定期出入这片位于红海东西两岸的‘绿色撒哈拉’”;有时用法稍微抽象一些,是说人类持续不断地在“城市”进进出出,为了特定目标来到某座城市,可能是周期性的往返,就像火人节和浮梁买茶人那样,可能是一来就不走了,也可能一去不复返。同理,牧民也可以在“农业”里进进出出。

最后,这个短语还有一个抽象而诗意的用法,在第三章的题目里面。原文是 UnfreezingtheIceAge/Inandoutofchains:theproteanpossibilitiesofhumanpolitics。中文版译为“解封冰河时代 |锁链内外:人类政治的多重可能”。这样翻译是不错的,只不过少了一些原文中蕴含的动态意味,或者说活力。作者不关心静态的社会分类,仿佛有一些社会在枷锁内,有一些社会在枷锁外,前一种社会的成员只要想尽办法进入或融入后一种社会,便能呼吸到自由的空气。《人类新史》显然是在谈一个持续而主动的过程,是一会儿到锁链里面,一会儿到锁链外面。毕竟,没有人否认“锁链”在有些情况下是有用的,甚至是必要的。作者举了南比夸拉人为例,材料来自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1944年发表的考察文章。南比夸拉人生活在亚马逊密林中,物质条件只能用简陋来形容。当然,他们并非与文明绝缘,会与城里人做贸易,甚至会去城里打工。但是,这个族群最吸引列维-斯特劳斯的地方是“政治成熟度”。

南比夸拉人一年的生活分为雨季和旱季,酋长的角色也随之更替。在耕作困难的旱季,族人会分散成小组,在酋长带领下四处觅食,在危机面前由酋长快速决断。到了雨季,众人会回到村庄集体耕作,这时酋长可以借助旱季时取得的成绩,发挥调解纠纷、资源分配、带头榜样的角色。酋长在不同季节的权威大不相同。他们在旱季是“英雄”的角色,可以发号施令,回到村里就只能温言劝和。

如果用常见的社会阶段论去套的话,南比夸拉人每年要定期穿越于狩猎采集和农耕两种生产方式,同时伴随着发展阶段的周期性升降。这就好比在《文明》系列游戏里,一个“帝国”(每名玩家扮演的实体都叫empire)这个回合是远古时代,下个回合是古典时代,再下个回合又退回远古时代一样。从游戏机制和社会阶段论的角度来看,这都是几乎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就算发生了,也必然是一场动荡巨变。

但在南比夸拉社会里,这样的轮换每年都在发生,仿佛世界本来就该是这样。用《人类新史》的话说,酋长“在实质上不同的两种社会体系之间转换自如,镇定老练,其间兼顾个人野心与公共利益。这些酋长在各种意义上都是自觉的政治行动者。而且,正是他们的灵活性和适应性,使他们得以在任何特定的时间对任一种制度保持距离感”。酋长如此,整个南比夸拉社会也是如此。酋长没有武士环卫,更没有神圣光环。与其说这体现了南比夸拉人的特殊天赋,不如说,狩猎采集社会与农耕社会本来就蕴含着转换的可能性。

第三章标题里的protean就是这个意思。它来源于古希腊神话中的海神普罗透斯。阿伽门农的弟弟墨涅拉奥斯一心向普罗透斯探知未来,无论海神变成狮、蛇、豹、猪,乃至树木流水,都被紧紧捉住,最终只得投降。在变化有术的意义上,作者用这个词可谓恰切。不过,与最终难逃降服命运的普罗透斯不同,南比夸拉人和《人类新史》中讲述的许多族群都有“自我决定”的能力。这并不是说,他们是言出法随,为所欲为的天神或暴君,不受一切条件约束。这种以支配和占有为目标的“自由”未必就十分吸引人。

十七世纪,曾在法属北美殖民地做人质的拉翁唐写下了一部对话体的回忆录,对谈人是法国人的盟友,易洛魁联盟的外交活动家坎迪亚洪克。对于以法国为代表的欧洲社会,坎做出了辛辣的批判:“他们 [易洛魁人]给我们[欧洲人]打上奴隶的烙印,称我们是可悲的灵魂,这种生活不值得拥有,同时断言我们在自我贬损,因为我们屈从于一个人[国王],让他拥有一切权力,随心所欲而不受任何法律约束。”

后代学者普遍认为,拉翁唐就算不是欺世盗名,也是夸大其词,而坎迪亚洪克只是拉翁唐抒发己见的木偶,是“高贵野蛮人”形象的代表,并无真实的对应物。此类观点可以由扎实的史料考据支撑,但背后难以掩饰的是欧洲中心论的轻蔑:野蛮人怎么会有这样成熟的理性思维?事实上,南比夸拉人的案例表明,哪怕是物资匮乏的雨林居民,同样能够建立起自己的共同生活秩序,能够培养出谦逊、务实而果决的政治人物。正如格雷伯所说,“考古学、人类学和相关领域积累的证据表明……史前时代的人们对他们的社会中什么是重要的有非常具体的想法,而这些想法差异很大”。在一个层面上,《人类新史》就是向读者介绍了这些“非常具体的想法”是什么。

囚王行动

具体是很重要的,尤其是对想要展开想象翅膀的人来说。《人类简史》里有一段颇具震撼性的话,“身为人类,我们不可能脱离想象所建构出的秩序。每一次我们以为自己打破了监狱的高墙,迈向了自由的前方,其实只是到了另一间更大的监狱,把活动范围稍稍加以扩大”。类似的想象充斥于各类“大历史”著作之中,颇似开篇诗句里的毛虫。尽管这种论调的工具手段是理性,但它们之所以能大行其道,在于戳中了当代读者的一种强烈心理体验。

如果这种宿命论式的全球史看多了,看烦了,想要找点新花样,就算不是为了行动做准备,至少也是用新的意象给头脑一点清新的刺激,那么《人类新史》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两位作者很喜欢用“想象”这个词,但他们想象出来的不是牢笼秩序,而是“其他社会存在形式”和“不同社会可能性”。这里的想象不是凭空捏造,而是基于考古学、人类学和历史学证据的开放假说。假说总是可以被事实推翻的。事实上,市面上常见的“想象”往往是用不可质疑的权威语气表述的论断。用论断对抗论断是没有意义的。唯一的方法,只有更全面地探察线索,尤其关注对立论断之间的缝隙。这些素材构成了《人类新史》的主体。

一个有趣的例子来自十八世纪法国耶稣会士对纳奇兹人的观察,他们生活在密西西比河谷的下游。纳奇兹人有号为“大太阳”的国王。国王可以任意处死臣民,没收财产,任何人都没有资格与他同桌进餐,国王死后会有大量仆从亲属殉葬。难怪法国观察者会将纳奇兹王与本国的“太阳王”相提并论。然而,这位美洲太阳王虽然掌握绝对主权,但主权范围极小,几乎仅限于国王能够亲身触碰到的范围。作为太阳的化身,他的行动有许多限制,比如脚不能触地,不能直视太阳,所以很少能够离开“王宫”。另外,由于臣民惧怕他的权力,所以“王宫”在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都空空荡荡,只有妻儿近亲和贴身仆从,没有官员、使者、军队将神王的意志贯彻到远近村庄。《人类新史》中将纳奇兹国王形容为“没有国家的主权者”,是真正的孤家寡人。

正如《人类新史》中所说,“在大部分历史时期,这就是主权的内在动态机制。统治者千方百计要确立自身权力的专断性;其臣民,在无法简单躲避国王的情况下,则想方设法将无数仪式性的条条框框加诸神明般的统治者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