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货膨胀无处不在，并且总是一种货币现象。”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这句名言，高度概括了货币主义者对于通胀的看法。然而，在现代经济体中，通胀的成因和内在机制是多样的，各国央行对通胀的判断、态度和政策制定也存在差异。汇丰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简世勋的新著《通胀的教训》，透视了两千年来的货币危机，分析了央行与政府在通胀形成及治理过程中的角色。特别是总结了通胀的“四项测试”准则和十四条经验教训，以作为央行和政策制定者的参考。

作为曾经的中央银行家，作者以史为鉴，总结了抗击通胀的经验得失，为治理通胀提供借鉴。同时，作者也为重新审视通胀提供了更多元的视角。通过作者的观察和分析可以发现，当代的通胀现象，既与传统货币主义者的看法存在明显差别，也与经典宏观理论的假定存在诸多矛盾之处。例如，现代货币理论的基石之一是主张央行独立，认为民选政府能够独立维护货币价值，央行的独立性使其能够避免受到选举周期的诱惑，也不太容易为财政所轻易主导。然而，事实却与此大相径庭。

20世纪80年代的历史经验表明，央行独立远非看上去那么简单。一方面，民主选举产生的政府并不能完全抵挡通胀的诱惑，因为紧缩政策在政治上终究不能成为取悦选民的政策选择。相反，对于政府和政治家而言，印钞始终有着致命的吸引力——它既是增税或减支的绝佳替代方式，又可以隐蔽地掠夺民众储蓄，还能避开紧缩政策所带来的政治阻力与社会不满。这也印证了货币主义者的名言——通胀是“与印刷机有联系的现象”。

另一方面，作者还观察到，虽然理论上央行独立有助于货币政策摆脱政治时间表的束缚，但事实上，央行在面对真正艰难的政策抉择时，尤其是当消除金融体系中的过度通胀需付出重大代价时，仍需要寻求某种形式的政治支持与认可。20世纪80年代初，英格兰银行成功抗击通胀的重要基础，是时任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的支持。通胀治理所伴随的巨大代价，往往离不开政治支持，特别是通胀挑战越严峻，解决方案就越有可能带有显著的政治色彩，客观上也更需要政治干预。因此，如果说央行有能够脱离政治光谱的时刻，那也只能存在于通胀率低且稳定的少数时期。

回溯历史，无论是封建君主为筹集战争经费、满足奢侈消费，还是现代政府为推动增长而放松财政纪律、削弱央行独立性，货币超发都被视为通胀的源头。也正如这本书的作者在其另一部著作《货币放水的尽头：还有什么能拯救停滞的经济》中所阐述的观点，央行过度放松货币供应，终将导致通胀之祸。但是，现代通胀是否都源于货币超发？或者，货币宽松是否必然导致通胀呢？这些在理论上原本看似确定的答案，在审视过去30多年世界宏观经济实践时，显然已经不是那么确定了。

当代各国政府所面临的经济现实错综复杂，传统观念中“货币政策负责抑制通胀，财政政策负责稳定经济”的观点，显得过于教条，甚至是脱离现实。现代宏观经济政策的多种组合可能性，使宏观调控日趋复杂。财政部与央行作为两大核心机构，都具有担当宏观政策主角的能力。当财政坐在驾驶席上，央行充当副驾驶时，中央银行家显然难以独自承担债务膨胀和通胀失职之责；而即使当央行处于驾驶席时，如前所述，央行要实现完全独立也面临挑战。更何况，央行需要兼顾多个政策目标，这可能导致其同时采取方向相反的政策——例如，对抗通胀的有力措施往往会削弱增长，或是导致更多失业，这都会将央行置于政策困境之中，最终将由政治决策来确定政策方向。

在过去几十年中，对通胀控制保持乐观态度是幸运的。就如美联储前主席本·伯南克曾坚称的：“我对未来持乐观态度，因为我坚信货币政策制定者不会忘记20世纪70年代的教训。”在新冠疫情暴发前的30多年间，除个别国家出现局部、偶发的小幅通胀外，全球主要经济体的通胀几乎都处于休眠期。特别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主要发达经济体都经历了较长的货币宽松时期，持续大规模货币放水与极低利率环境并存，却没有出现明显通胀，“低利率、低通胀、低增长”似乎成为世界经济的常态。此外，甚至在日本等一些长期遭受通货紧缩之困的国家，通胀仿佛已经消失，“安倍经济学”的本质就是通胀经济学。汇丰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罗杰·布特尔在其著作《通胀的终结》中甚至宣称：“通胀已死。”

正因如此，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曾经让政策制定者心生恐惧的通胀幽灵，如今似乎却变成了对政策制定者充满诱惑的天使。各国央行始终对通缩保持警惕，更愿意相信“日本式通缩”才是真正的风险所在，而认为通胀问题不足为虑。在新冠疫情发生初期，尽管通胀警示信号红灯闪烁，但各国央行却迟迟不愿加息，政策当局普遍认为通胀只是暂时性的，而且很快就会消失。学术界也更倾向于将其解释为疫情封锁造成的供应链冲击，以及俄乌冲突等地缘政治纷争的外溢效应，特别是与制裁俄罗斯带来的能源短缺与价格飙升有关。因此，政策制定者选择继续维持宽松货币政策，这也是政治压力最小的选择。

但是，通胀真的消失了吗？事实上，虽然通胀长时间沉寂，但从未真正离去。正是中央银行家和经济学家对通胀警示信号的漠视或淡化态度，以及政策制定者的犹豫和绥靖政策，最终让通胀在2021年又卷土重来。主要发达经济体所经历的高通胀，既表明货币超发仍然是通胀的潜在推动力量，也表明在错综复杂的宏观环境下，引发通胀的因素日益多元化。因此，央行及时、准确地识别通胀信号，决策者果断采取行动至关重要，尽管这可能面临政治压力和社会阻力。为此，《通胀的教训》提出了“四项测试”准则来判断通胀风险，以期为央行行长和政策制定者有效管控通胀风险提供指南。

当下，由美国挑起的全球贸易战震惊世界，其造成的贸易秩序混乱和规则破坏，既扰乱了全球生产分工和供应链体系，也必将使国别间总供求出现重大错位。一方面，逆差国将面临总供给跟不上总需求的局面，进而引发价格显著上涨；另一方面，顺差国则可能因短期内出口显著下滑，加剧内部总需求不足的矛盾，面临通缩压力。这种复杂的总量与结构性失衡，很可能将2008年以来持续宽松政策所累积的货币“柴薪”再次点燃。目前，贸易逆差国本就存在显著的通胀压力，贸易战恰似火上浇油，而顺差国的产能压力也将难以缓解，无异于雪上加霜。以邻为壑的贸易战，将使通胀与通缩并存的世界经济难以实现互补与双赢，并将对各国居民生活造成显著伤害，也抑制全球经济增长。

以有效抗击通胀而闻名的美联储前主席保罗·沃尔克曾犀利地指出，随着经济现实的改变，政治环境也在发生变化，就连货币主义者都不再认为“通胀最终是一种货币现象”，这在现代政治体系中正引起日益广泛的共鸣。直面当下的世界经济与政治格局，各国央行需要更多地对通胀保持高度警惕，而不仅是重点关注通缩风险，《通胀的教训》的作者所总结的历史教训和经验建议，无疑将大有裨益。

张立洲 《重塑经济增长》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