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25年7月9日至10日，第十一届尼山世界文明论坛将在山东曲阜举办。从2010年9月创立至今，尼山论坛汇集全球专家学者，汇聚世界文明智慧，共同为解决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问题、为人类文明的未来发展贡献智慧，正日益成为世界了解中国的重要窗口、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平台、凝聚人类文明共识的重要纽带。当下，全球政治冲突频发、各国之间经贸壁垒陡增，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显得尤为迫切。本届尼山论坛的主题是“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文明间关系与全球现代化”，并设置了“文明的起源与未来发展”“儒家文化的世界意义和时代价值”“齐鲁文化与世界文明”“在全球现代化进程中成人之美”“文明视野下的家庭意义与社会发展”“人工智能发展与人类文明走向”等多项分议题。这个世界如何才能做到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不同的文明如何相处和互鉴，人类才能拥有更好的未来？结合本次论坛的主题和各项分议题，经济观察报采访了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学者与专家，以下是来自他（她）们的观察、思考和期望。

访并文/刘夏

在香港生活多年的英国学者夏添恩（Tim Summers），对中国传统理念“和而不同”情有独钟。这位曾任英国驻重庆总领事、现任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助理教授的学者，横跨外交实践与学术研究两界。长期的在华经历，使他对东方文化价值有着切身体悟，也促使他思考如何以中国智慧化解全球治理困局。

值今年第十一届尼山世界文明论坛以“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文明间关系与全球现代化”展开文明对话之际，在与《经济观察报》的交流中，夏添恩提出，“和而不同”的外交哲学或可提供一种区别于西方范式的国际交往框架——它并不试图改变他者，而是强调多元共存与彼此适应。这一见解与尼山世界文明论坛所倡导的文明观高度契合：欣赏自身之美亦尊重他者之美，在差异中寻求和谐。

人类文明正处于一个微妙的十字路口。一方面，全球化的逆风劲吹让各国彼此隔阂加深；另一方面，“全球南方”的崛起和新兴多边合作又为打破西方话语垄断带来契机。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夏添恩尤为关注中国传统智慧为国际关系注入的启示。他所推崇的“和而不同”出自儒家思想的精髓，主张在求同存异中达成和谐。从跨学科、人类学到国际关系的视角来看，他认为文明并非静止僵化的实体，而是一种流动的建构；文明间的对话意义，在于激发新的理解路径，而非简单进行优劣高下的比较。

作为一名西方学者，夏添恩选择在中国社会深耕。从西南重镇重庆的领事任上，到中英联系紧密的香港学术岗位，他见证并参与了中国与世界互动的诸多重要时刻。这段独特履历使他能够站在局内人的立场审视中国，又保有跨文化的洞见。比如在重庆任职期间，他亲历中国西部地区对外开放的蓬勃发展；而在香港，他的研究横跨中国区域发展、香港治理、全球化战略等领域。夏添恩相信，跨文化的交流尤其需要倾听与学习的谦逊态度；正如他所言，我们应当“着眼于彼此共通之处，而非仅仅关注差异”，通过务实合作来积累互信。

这位来自西方的“中国通”选择从中华文明中汲取智慧，为当代全球治理寻找灵感。他强调，中国的现代化不是孤立的，而是与全球发展紧密相连；中国提出的“共商共建共享”全球治理理念，重在过程参与感，有别于西方惯常的规则输出模式。这些观点既是对中国经验的高度概括，也是对国际社会的真诚建言。夏添恩的声音带着一种难能可贵的平衡：既肯定中国在和平发展中的贡献，也直言全球治理仍需各方共同努力完善。

在访谈的最后，当被问及希望通过尼山世界文明论坛传递怎样的讯息时，夏添恩给出了这样的回答：“这应是一个向彼此学习、增进相互尊重与理解的宝贵契机。”

原英国驻重庆总领事、现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助理教授夏添恩（受访者本人供图）

以下是《经济观察报》与夏添恩的对话：

《经济观察报》：您如何理解今年第十一届尼山世界文明论坛的主题“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文明间关系与全球现代化”？在您看来，这一主题对当今世界文明对话有何特殊意义？

夏添恩：我更倾向于将其理解为不同文化或国家背景的人之间的对话，而不仅仅是“文明”层面的交流。在当今人类面临多重全球性挑战，政治因素又加剧合作难度的背景下，建立人与人之间的桥梁尤为重要。不同背景、不同视角的人之间的交流，是增进理解与包容的关键所在。

事实上，我认为我们更应该将“文明”看作一种流动性的建构，而非静态实体。从跨学科、人类学和国际关系的视角看，对话的意义在于激发新的理解路径，而不是文明之间的比较和竞争。

《经济观察报》：您在研究中国外交政策时，如何看待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与现代国际关系的结合？这种结合为全球治理提供了哪些新思路？

夏添恩：中国外交政策的形成受到多重因素影响。我们当下所处的世界是一个由主权国家构成的体系，中国也是其中之一。特别是在过去的80 年里，这些国家建立了许多不同的机构和机制来处理彼此间的关系，每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都必须在这一现实世界结构中运作。可以说，当今世界与传统中国文化或儒家思想孕育发展的时代已大不相同。

但与此同时，我们仍能从中国外交政策中看到一些可追溯至中国传统思想的影响，比如“和而不同”的理念、重视培养关系的传统，以及行事合乎规范、讲求道德等原则。如果中国传统思想能通过这些理念继续影响中国乃至其他国家的外交政策，我认为这样的影响会是积极有益的。

《经济观察报》：“和而不同”“中庸之道”这些中国古典智慧，能为当下多边主义困境提供哪些突破口？

夏添恩：在我看来，相较于“中庸之道”，“和而不同”更容易被不同文化与政治语境所理解和接纳。尊重差异、虚心求教（而非笃信自身模式具有天然优越性），这些思想对推动全球治理合作，乃至国家间和平共处至关重要。国家间应当以务实态度处理彼此关系，同时坦然面对分歧。构建合作的多边机制，不应以“同质性”作为前提，而应以差异中的互补性作为合作逻辑的基础。

尤其是“和而不同”的外交哲学，可以被视为中国在当下多边关系体系中提供的一种“非西方的国际交往框架”，它不试图改变他者，而强调并存与适应。

《经济观察报》：当前全球面临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等挑战。您认为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理念，是否能为国际社会带来不同的生态治理视角？

夏添恩：“天人合一”的理念的确为生态治理背后的价值观提供了支撑，其他文化传统中也蕴含着类似思想。这一理念有待深入阐发，转化为可操作的制度设计，用以有效应对生态与公共卫生危机。我们确实需要反思当代现代化进程中对自然的征服思维，特别是在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下，这种思维至今仍在加剧生态破坏。而“天人合一”的理念，有助于我们重新思考人类与自然的关系。

《经济观察报》：我们看到，从俄乌冲突、中东局势到地缘对抗升级，文明之间的认知鸿沟似乎在扩大。您认为“文明对话”在此背景下应承担怎样的角色？中国可以如何发挥作用？

夏添恩：“文明对话”本身虽无法为当今世界的冲突提供即时解决方案，但它能促使我们思考如何以和平且尊重的方式处理分歧。这种思维方式，正是各方化解当前冲突所必须具备的。

中国的立场一直强调和平解决争端、尊重各国主权，这种立场在当前复杂局势中提供了一种不同的选择。在乌克兰问题上，虽然中国与俄罗斯保持传统友好关系，但也通过外交努力试图接触乌克兰，寻求调解可能。在中东，中国在推动沙特—伊朗关系缓和上取得的进展说明了“非西方调解模式”的现实潜力。中国不可能单方面解决所有问题，但可以通过促进对话、提供平台，为全球和平积累共识和空间。

《经济观察报》：您长期研究“一带一路”倡议，“一带一路”倡议在推动跨文明沟通、建设多边合作平台方面有哪些独特贡献？

夏添恩：“一带一路”倡议象征着中国在推动合作共赢的全球治理模式方面所做的努力。该倡议中，一个常被忽视的方面是“民心相通”的部分——正如我们在这次访谈中多次提到的，这恰恰有助于构建跨文化沟通与理解的桥梁。

基础设施建设固然是“一带一路”的重要组成部分，未来中国需要更加重视“软连接”，包括教育交流、公共卫生合作、文化互通等。尤其是在疫情之后，全球对卫生体系、应急管理等领域的国际协作需求明显上升。中国在这些方面的经验可以转化为合作优势。此外，更多关注人文层面的理解和尊重，也是推动“共商共建共享”的关键所在。

《经济观察报》：在您看来，国际社会如何更好地理解中国提出的“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

夏添恩：这一理念为全球治理提出了清晰的原则，强调要实现普遍福祉，而非只让少数国家受益。当然，要真正落实殊为不易，特别是在西方对中国存在误解的情况下。中国正通过务实合作，向世界证明自己言行一致地坚守这条道路。我认为更重要的是，“共商共建共享”要求的是一种过程的参与感。这与西方的“输出模式”形成对比，强调共识形成而非规则制定的垄断。

《经济观察报》：您如何评价中国式现代化对全球现代化进程的贡献？它与西方现代化模式有哪些本质区别？

夏添恩：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现代化确实在多个维度深刻改变了全球经济政治格局。目前中国的发展水平远超以往，仅从规模上来说，这本身就是对全球发展的重大贡献。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之处在于：一方面坚持立足国情的务实政策制定，另一方面充分释放人民群众与市场主体的创造活力。

我们还必须看到，中国的现代化与全球发展始终紧密相连，无论是商业发展、科技创新还是教育进步等领域，都体现着这种关联性。

中国式现代化的优势在于其适应性，国家能够在不同阶段调整策略而不固守某一制度模板。这一点对“去中心化”的全球治理是重要启示。

《经济观察报》：在当前地缘政治紧张、全球治理遭遇挑战的背景下，您如何看待“全球南方”的崛起？它对国际秩序可能带来哪些影响？

夏添恩：“全球南方”的崛起是近年来国际关系中最具变革性的趋势之一。我们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开始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大作用，这不仅体现在经济增长上，更反映在它们对全球规则制定的诉求上。在当前西方主导的秩序面临合法性挑战的情况下，“全球南方”国家有机会推动一种更加多极、更加包容的治理模式。中国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尤为关键，因为它既是发展中大国，也有意愿推动一种不同于西方的合作框架。

《经济观察报》：基于您对中欧关系的深度研究，您认为东西方文明在哪些具体领域最容易找到合作的切入点？

夏添恩：我们应当着眼于彼此共通之处，而非仅仅关注文明或文化差异。从科学研究到商业发展，众多领域都蕴藏着广阔的合作空间。比如：绿色金融、数字治理、文化遗产保护等议题，已逐步成为中欧合作的平台，这些就是未来文明对话的切实路径。

《经济观察报》：在多极化趋势愈发明显的今天，您如何看待“价值观对抗”的风险？中西是否还有构建共同话语体系的可能？

夏添恩：我不否认价值观的差异，但这不应成为对抗的理由。在某些议题上，例如可持续发展、社会公平、反腐败等，中西其实可以找到共识的起点。我们不需要每一次对话都追求制度认同，而是可以从实践合作中建立互信。尤其是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背景下，建立一个多元、开放的讨论平台，比一味强调谁对谁错要更有建设性。

《经济观察报》：如何看待西方舆论中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偏见？这种偏见该如何有效化解？

夏添恩：西方舆论往往使用其自身的历史经验和价值观去判断中国的制度和政策，这容易造成误读。例如，现代化往往被简单等同于自由化和西方式民主，而忽视了不同国家根据自身国情探索路径的可能性。要改变这种情况，需要更多跨文化交流，不仅是高层对话，也包括学界、媒体、青年之间的互动。中国在表达自身经验时，也应更加善于使用对方熟悉的语言和逻辑，而不是完全从本土出发进行叙述。

《经济观察报》：在您看来，构建一个更具包容性的全球对话体系，最重要的突破点是什么？

夏添恩：恐怕难以用某一个“突破点”来概括，指望出现立竿见影的转变。《经济学人》最近刊登一篇标题为“China became cool”（中国变得酷起来了）的文章。这篇文章指出，越来越多西方年轻一代对中国的现代城市、科技与文化等软实力层面产生兴趣。中国持续沿着具有吸引力的发展道路前进，让更多民众获得亲身接触中国、见证发展的机会，这种认知转变必将逐步深化。

《经济观察报》：在您看来，构建更具韧性的全球治理体系，最关键的因素是什么？

夏添恩：“韧性”意味着一个系统在面对冲击时不至于崩溃，而是能够自我修复、调整并持续运转。构建更具韧性的全球治理体系，需要兼顾制度的稳定性与灵活性，也需要建立起更强的“全球信任机制”。当前国际体系过度依赖几个中心国家的意愿与政策，这使得治理结构非常脆弱。中国近年来强调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正是希望通过更加包容、多极的机制来补充和修复现有体系中的脆弱点。

《经济观察报》：面对多极化的世界格局，您如何预判未来十年全球文明对话的走向？我们是会走向更加融合，还是更加分裂？

夏添恩：我们确实面临走向更大分裂的风险。当前，民族主义浪潮在全球多地势头强劲，地缘政治和国内政治因素正将许多国家和社群推向对立。然而，“全球南方”国家间新兴伙伴关系的日益增强，可能为社会与民众之间的对话开辟新路径。在一个多极化的世界中，这些努力应当得到进一步推动。

《经济观察报》：如果让您用一句话总结您想通过尼山世界文明论坛传递的声音，会是什么？

夏添恩： 这应是一个向彼此学习、增进相互尊重与理解的宝贵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