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25年7月9日至10日，第十一届尼山世界文明论坛将在山东曲阜举办。

 从2010年9月创立至今，尼山论坛汇集全球专家学者，汇聚世界文明智慧，共同为解决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问题、为人类文明的未来发展贡献智慧，正日益成为世界了解中国的重要窗口、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平台、凝聚人类文明共识的重要纽带。

 当下，全球政治冲突频发、各国之间经贸壁垒陡增，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显得尤为迫切。

 本届尼山论坛的主题是“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文明间关系与全球现代化”，并设置了“文明的起源与未来发展”“儒家文化的世界意义和时代价值”“齐鲁文化与世界文明”“在全球现代化进程中成人之美”“文明视野下的家庭意义与社会发展”“人工智能发展与人类文明走向”等多项分议题。

 这个世界如何才能做到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不同的文明如何相处和互鉴，人类才能拥有更好的未来？结合本次论坛的主题和各项分议题，经济观察报采访了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学者与专家，以下是来自他（她）们的观察、思考和期望。

经济观察报记者 高若瀛

曾经去过广西桂林灌阳千家峒的王建宝，对当地一家旅游企业印象深刻。

企业门前的巨石上镌刻着北宋大儒张载（号横渠）的“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王建宝对这四句话并不陌生，令他真正难忘的也并非企业家对所谓格局的追求，而是其对底线的强调：“赔不起的生意，不做！”

这看似朴素至极的道理，实则蕴含着商业智慧与道德准则，却也是当下很多企业难以真正付诸实践的从商之道。在当今商业世界，违背商业伦理的现象屡见不鲜。一些企业通过承兑汇票或者凭借行业垄断地位，迫使供应链形成超长账期，使得众多中小企业资金周转困难，苦不堪言等等。

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的关键转型期，众多企业面临着短期逐利与追求长期价值的激烈冲突。我们不禁要问：支撑中国新商业文明的底层价值、商业伦理以及文化认同究竟是什么？中华文明的商道又该何去何从？

在王建宝看来，中国文化圈中的商人企业家，可以从儒家精神中寻找到根基。儒家思想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历经几千年传承，蕴含着丰富的商业伦理智慧。然而，这一古老而又常谈常新的话题，在当今时代需要找到新的源头活水，以适应现代商业发展的需求。

王建宝是长江商学院研究学者、人文与商业伦理研究中心主任，同时是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研究员、北京大学世界伦理中心“儒商论域”项目主任，对儒家商业伦理有着独到见解。

从古代子贡“以商弘道”，到当代企业“以道御商”，时代命题不断演变，但始终可以从流传数千年的儒商精神中寻找到呼应和解答。

今年第十一届尼山世界文明论坛的主题“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文明间关系与全球现代化”，就提炼自社会学家费孝通在1990年提出的十六字箴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阐释了不同文明、文化之间的共处原则，体现了包容、平等、和谐与共同发展的理念。当前世界面临经济失衡、文明冲突等问题，本届尼山论坛的主题也为化解分歧提供了路径。

面对当今时代的诸多挑战，王建宝认为，只有找到中国文化商业文明的源头活水，才能反思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回应AGI（通用人工智能）的挑战、构建全球伦理的新时代。

在王建宝看来，“重农不轻商”的儒家文明，对商业文明有着一种自觉意识，这在全球各大“轴心文明”中是非常特殊的现象，“孔孟之道强调己、家、国、天下都要富起来，即天地通阴阳，百业通有无，财源通四海，这就是一种商业文明”。

正如希腊哲学追求科学真理，推动了西方科学技术的蓬勃发展；儒家文化则以其独特的视角，强调商业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鼓励人们通过正当的商业活动实现个人财富的积累和整个社会的繁荣。

对话：

经济观察报：商业文明源自何处？儒家思想对商业有着怎样的理解？

王建宝：耶稣不谈钱财，佛祖更不涉及此道，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哲人亦未论及。那么，何人从事商业活动？实为当时城邦的所谓下层民众，他们无缘进入柏拉图学院。但纵观全球，唯有中国的儒家文明倡导“有教无类”。

贫穷的颜回、经商的子贡、节俭的子夏、身为军人的子路、志在仕途的子张、曾经逃亡的司马牛等，皆可成为学生。优入圣域的子贡即彰显儒家文明对商业文明持有自觉意识，即“重农而不轻商”，此乃特殊现象。因为在其他轴心文明中，希腊哲学家、希伯来基督神学家、印度长老等觉悟者，皆不经商，甚至轻视商人。

孔孟之道倡导富足，即通财源、达四海，此亦属商业文明范畴。但后世“重农抑商”之策，实为法家商鞅与秦孝公所倡，他们设定“耕战”两大考核指标：一是耕作生产粮食，二是打仗消灭敌人，由此激励社会各阶层。在这样的考核体系中，如果有人通过经商而富有则不易驾驭，故需抑制。

但真正的孔孟之道则强调“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即民众怀抱婴儿投奔此国，接纳他们乃王道之举，此亦体现人与资本的流动。荀子更提出“共同富裕”：“王者富民，霸者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亡国富筐箧、实府库。”

孟子还言，不应设关卡阻挠贸易，即不应征收关税，且应提供物流与仓储服务。在中国儒家经典中，分工理论（labour division）也占据重要地位。像孟子强调，种田者务农、商人经商、铁匠打铁、猎人狩猎、官员理政，如此社会方为有机整体。他举例道，若一万户人家仅一户制陶，则饭碗不足。他与农家辩论，若仅重农，帽子从何而来？需以粮食交换。耕田铁器又从何而来？亦需交换。炒饭之锅又从何而来？同样需交换。若所有人都去耕田，谁来制作铁器、帽子、农具和礼乐？

儒家重视商业文明之创造，在全球文明中独具特色，此特殊性犹如希腊哲学追求科学一般。对于儒商精神，除了具有特殊性，而且具有隐匿性和复杂性，到了“百姓日用而不知”的程度，我大致概括为五点：明分工、通有无、反垄断、行公益、重生态。

经济观察报纵观轴心文明以来的文明发展，如何理解当下所倡导的新商业文明？

王建宝：新商业文明，指在新技术手段与新全球伦理背景下，如何开展商业活动。我将其概括为八字：学以成人、商以载道。

“学以成人”强调无论商人、工农兵、政治家还是学者，“异业而同道”。“商以载道”之“商”承载的是人道和天道，只是通过财富这一特殊的形式来弘扬天人合一的精神。犹如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背后的商业，乃荣耀上帝之举。

我们需探寻中国商业文明的源头活水，方能反思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回应通用人工智能（AGI）的挑战、构建全球伦理新时代。在此基础上，方能在全球视野下开展商业活动，思考伦理规范与内心良知。致良知或许即为企业家之使命感，由此形成更有效率的高质量发展、更具伦理的市场经济而不会沦为一切皆可买卖的市场社会，如此或可称为新商业文明。

经济观察报：涉及企业诚信问题，近期如汽车领域爆发的账期问题就很有代表性。似乎超长账期是中国独有的一种现象，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王建宝：我们缺乏商业伦理之源头活水，至今尚未建立起对儒商之认同，缺乏自身文化认同，何以形成自身商业文明？当我们询问企业董事长信仰为何物时，他很可能答不上来。

欧美等国家发展初期也颇为野蛮：1848年，英国童工在煤矿中饱受折磨而死；一百多年前，美国资本家曾用机枪镇压工人，焚烧工人居住的贫民窟。即便如此，他们仍有宗教信仰，大街小巷皆有教堂，婚丧嫁娶皆在其中举行。

我们需探寻自身根源意识，以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源意识建立自身文化认同，再以此文化认同从事商业、政治、农业生产、工业制造与学术研究。这不仅关乎商业文明，更关乎整个社会文化认同。

如何建立自身文化认同？我们需先回答“我是谁”，否则何以与他人进行文明对话？我们需建立自身主体意识。从轴心文明与儒家文明对商业文明之特殊性，到新商业文明所面临之困境与挑战，我认为最根本的一点在于建立文化认同，拥有自身精神根源，方能回应全球各种挑战。

具体至商业层面，儒家文化强调“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如当前社会热议的账期问题，在我看来，这些企业负责人实则缺乏责任感。表面上看，企业可以将账期“压缩”至60天，但中间环节还充斥着各种“坑蒙拐骗”：验货需60天、银行审批还需60天，最终压了供应商货款180天。企业若不想付款，可找出百般理由。但其实董事长一声令下必须按期支付，企业也能做到。你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之人。

这些企业家不明白：掌握资源越多，越应对各群体负责，包括供应商、员工、客户、社区、股东等。此实可视为新商业文明之“五位一体”。企业已赚取百亿，仍欲加杠杆赚取千亿，此乃贪婪。有些企业预算未做好，指望通过压榨供应商维持生计，此亦为贪婪。但新商业文明之“五位一体”强调，这些皆不可为。

若无文化认同，不具有批判精神的集体意识，我们便难以形成良好商业生态。在中国经济转型之际，我们追求高质量发展，以“大风流创新”破解经济发展中各种困难，用新质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此乃我们谈新商业文明的题中应有之义。尽管我们目前面临诸多问题，如账期过长、企业家精神缺失等，但这些问题或可在发展中逐步解决。

经济观察报儒家精神对今日企业家有何启示？

王建宝：广西有一家旅游企业令我印象深刻。该企业门口立有一块巨石，上刻张载之“横渠四句”。事实上，该企业老板的底线也很简单：不做赔不起的生意。例如投资一项目，成功或可赚一亿，失败则可能赔掉五千万。企业家应先掂量自己兜里是否有五千万。万一投资失败，需考虑工人工资、供应商货款能否赔付。底线思维是最基本的要求。但今问诸多老板，他们或多强调“富贵险中求”“空手套白狼”。

然《大学》有言：“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意即以不正当手段获取之财货，终将败光。换句话说就是，不要敛“凶财”。

《大学》中孟献子曰：“畜马乘不察于鸡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敛之臣。”大意是：如果家有马匹，那么少一只鸡或猪不会与邻里争执；对于夏日有冰的贵族之家，牛羊便无足轻重；若家里已有百辆兵车，“富可敌国”，便不应再聚敛财富。

今诸多企业家已拥有“百乘”，却仍不满足，欲求更多财富。上述儒家思想实则强调一点：个人之财富也是国家和天下之财富，但很多人未意识到此点。

刚才我们提及儒家思想中尊重分工的理念，对此也很有启发。司马迁在《史记·循吏列传》中记载了春秋时期鲁国宰相公仪休“拔葵去织”的故事。公仪休喜食葵，但家中种葵后，他便拔掉。他认为，国家已给予他高薪，若再自己种葵，菜农将如何生存？同理，他妻子织布，他也毁掉了织布机。

此故事实则给人以警醒：勿做与民争利之事。对企业家而言，勿涉足所有领域，勿做几斤白菜之生意，勿追逐流量。企业家应面向星辰大海，为他人留条生路。企业家应明了自身理想与抱负，就需要建立基本的经济人理性，也需要涵养文化人之认同，追求生态人之信仰。所谓生态人之信仰，可以是“万物皆备于我，上下与天地同流”，也可以是心系苍生、胸怀天下。

经济观察报：诸多企业也会强调自身创造了就业。

王建宝：企业家首先需实现经济人之理性，具备法治精神、竞争精神、创新精神，但仅此尚远远不够。经济人理性仅是入门阶段，企业家还需提升心灵境界，从富裕的人生走向丰富的人生，臻至觉悟的人生。

讨论经济人理性时，我们需讲法治、讲创新；讲文化人认同时，我们需讲《大学》《中庸》《史记》、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讲生态人信仰时，我们需追问企业家之财富观或者终极关怀是什么？

总之，新时代呼唤新商业文明。我们既反对浅薄的自由主义，也反对僵化的保守主义。那些一味辱骂或歌颂或漠视儒家的人，也许并不真正了解儒家精神，我们如果对儒家的批判越深刻，那么反思亦越全面，否则既无独立精神，更无自由思想。

（作者 高若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