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并非 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正式成员，目前以观察员身份参与相关进程，对支柱一（针对大型跨国企业征税权重新分配）、支柱二（全球最低企业税率）长期持观望态度。一方面，BEPS（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初期针对的是美资企业，与中资企业关联度较低，但随着拼多多等中资平台企业‘出海’，这一情况正逐渐变化。”

“另一方面，从国内法角度看，中国现行法定企业所得税率为 25%，高新技术企业、西部地区的鼓励类产业，以及高新技术服务企业的最低税率已降至15%，基本满足全球最低税标准，因此暂无须额外出台政策即可符合要求。”9月9日，澳洲会计师公会2023—2025年度中国华北区委员会会长彭飞在回答经济观察报提问时表示。

2017年，二十国集团（G20）委托OECD通过BEPS包容性框架开展应对经济数字化税收挑战共识性解决方案的研究。2019年，OECD首次提出“双支柱”的方案设计框架。支柱一侧重完善对大型跨国企业的征税权分配机制，向市场国分配更多的征税权和可征税利润，以平衡经济数字化背景下国际税收权益分配格局；支柱二侧重解决利润转移和税基侵蚀问题，通过设定企业所得税的全球最低税率，为全球税收竞争划定“底线”。

2021年10月13日于美国召开的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各国财长和央行行长就应对经济数字化税收挑战的“双支柱”方案达成最终共识。时任中国财政部部长刘昆在北京以视频方式出席会议时表示，全球136个国家和地区就这一方案达成共识，是世界各国携手共同解决全球性问题的一次成功实践。

彭飞对经济观察报表示，OECD双支柱的提出，源于BEPS问题——随着数字技术发展，亚马逊、谷歌、Meta等美国大型科技企业，在征税权与收入来源地认定上存在国际法与国内法“灰色地带”，导致各国征税权划分失衡。为此，OECD推动 BEPS1.0到BEPS2.0改革，进而衍生出支柱一（针对大型跨国企业征税权重新分配）与支柱二，旨在解决这一失衡问题，初期获得各国广泛关注。

近一年，美国在支柱二推进上出现关键变化，主要是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通胀削减法案》（即“大而美法案”）中，曾包含针对 OECD支柱二的惩罚性条款 ——若其他国家对美资企业实施支柱二政策，美国将通过国内法惩罚对应国家的企业。但经后续谈判，美国调整立场，明确 “将通过国内法解决最低税率问题”。

彭飞认为，事实上，特朗普这届政府已调整前任税收政策，通过 “全球无形资产低税收入”（GILTI）相关规则，实质推行最低税实践，且这一做法预计在其后续任期内延续。

在实施进程上，部分东南亚国家、部分欧洲国家及中国香港地区，已率先推进支柱二落地。以中国香港为例，其法定标准税率为 16.5%，但因存在“离岸收入与在岸收入分离”的特殊情况，部分企业实际税率可能低于标准，因此香港特区政府通过国内法引入最低税机制，作为补充手段以达到全球最低税要求。

彭飞称，尽管支柱二推进过程中存在各国政策差异，但全球共识已基本形成。多数国家倾向于通过国内法将企业税率稳定在15%左右，以实现税收平衡。因此，无论支柱二后续具体走向如何，各国通过国内法满足最低税标准的大方向已明确。

彭飞提醒中国出海企业，需重点关注两点：一是了解投资目的地的税收规则（如中国香港推行的“安全港规则”，即企业满足特定条件时，可免于额外补税）；二是借助专业平台解决税务问题，避免因规则不熟悉导致风险。

（作者 杜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