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博时空 作者 张梦佳 在押解北行的途中，有人曾见过他。

那时他身披破败的僧衣，形容枯槁，手中拄着一根折断的竹杖，在泥泞中踉跄前行。

风雪之中，他抬头望着灰白的天幕，无悲无喜，眼底只余一片麻木。

谁又能想到，这个在北地风雪中困顿挣扎的老人，竟是汴京宫阙之主、北宋最后的皇帝宋徽宗呢？

他曾以一己之志绘制锦绣山河，以山石钟乐编织盛世幻梦，而今繁华消散，山河黯淡，唯有他亲手铸就的山石、书画与器物，犹在风雪与黄土之中，默默守着一个早已远逝的世界。

艮岳：梦起山石间

冈连阜属，东西相望，前后相属，左山而右水，沿溪而傍陇，连绵而弥满，吞山怀谷。

宋徽宗在《艮岳记》如此描绘他的城市山水梦。

他的梦非止一日。

还是一个闲散王爷时，他就常常徘徊于宫苑之间，望山石水木而神往。十数年后，在种种偶然与权谋的交错中当上皇帝的赵佶，终于有了将心中幻境具现于地的权力与资源。

然而，真正促使他大规模扩建园林、改造地势的，并非纯粹的审美追求。相传他即位之初膝下无子，有道士进言：“京城东北隅，地协堪舆，但形势稍下，傥少增高之，则皇嗣繁衍矣。”《易》以东北为艮，为山之象，又主子嗣与绵延之意。宋徽宗自幼信道，这番堪舆说辞他自然欣然采纳，于是敕令在大内东北角广筑高土，起造皇家园林。

北宋汴京（今开封）艮岳位置图

园林初名“万岁山”，后来改为“艮岳”，山石峥嵘、林水交映，宛如仙境，几成帝国造梦之巅。然而命运自有其讽刺之处：据《宋史》记载，徽宗一生子嗣三十余人，或早夭，或在靖康之难中被掳北去，到宋高宗赵构驾崩之时，皇统已无嗣可继，不得不从旁系宗室中过继了一个孩子，也就是后来的宋孝宗。风水所许的“多男之瑞”，终究只是短暂幻象，连同那座承载了他期盼与幻想的艮岳，也在金兵的铁骑之下，化作尘土与残石。

宋 赵佶 《溪山秋色图》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乾隆在画上题诗：“艮岳秋光想象间。”可见此图被认为是艮岳风光的再现

从艮岳的修建到完工，或许宋徽宗觉得他在顺应天意、稳固国运，满怀对国祚绵长的期许，却不知天命将变。

又或许冥冥之中，因果辗转相生。

艮岳开工于政和七年（1117年），宣和四年（1122年）基本完成。它是石的国度：园中不以山为山，而以石为山；不借江为水，而凿渠为流。道教崇尚山石，宋徽宗更是相信怪石中有蟠龙神力，身处怪石环绕之中，可以帮助自己得道升天。他亲自设“应奉局”，由心腹太监朱勔主事，遣人遍搜天下奇岩怪石。于是，一条名为“花石纲”的漕运之流由江南发端，经运河北上，终至汴梁。江浙太湖、灵璧石洞、嵩洛旧脉……凡有石者，皆可为贡。

这其中，尤以太湖石为尊。然而其运送过程，又极为惊人。一块太湖石，可以重达数万斤，陆路则毁民居、开道路，水路则决提防、坏庐舍。仅为运送一块石头，仅为了讨得皇帝的开心，沿途的民众不仅要提供钱谷和民役，还要忍受民居被拆，甚至桥梁城郭被毁。运送之艰难，耗费之巨大，民不胜其扰。

然而宋徽宗对此充耳不闻，一心沉浸在艺术造景的满足之中。

花石纲的“纲”，在宋徽宗时指的是一种运输团队，运送马匹称为“马纲”，运送米粮则为“米饷纲”。然而运送花石，并不比运送粮草木材，是为国计民生之“重”，反而更像是一桩美学上的偏执。徽宗亲自过目睹石，挑拣命名，仿佛那不是死石，而是有灵之物。他甚至以蓬莱为原型，自比为神话中的仙人，将园中巨石视为仙人所居之峰，在山石之间漫游赋咏，流连忘返，并为此专门写下一篇《艮岳记》。

艮岳规模恢弘，布局精巧，打破了秦汉以来宫苑“一池三山”的规范。园中奇峰叠嶂，水系环绕，亭台楼阁错落有致。宋徽宗在园中远眺，石海如浪，林影参差，溪声绕石，花木杂沓。坐在石上，或以清茗招待文士，或于夜色微明中静听钟漏。赏石戏水间，此刻他不再是凡尘人间的皇帝，而是九重天上的仙人。

宋 赵佶 《祥龙石图》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北宋时期爱石的文人不少，苏轼嗜石成癖，写下不少有关石头的诗文；米芾更是石癫，醉心赏石无心公务，甚至还要与石头称兄道弟。他们将石头视为人格的投射，也是可游可栖的山林片段。而宋徽宗，正是将这股文人之癖推至极致的皇帝，他不仅收藏山石，更要以一国之力筑一座山河幻境，安放帝王心中那一丝遥远而不可及的山水梦。

梦境太美，但也太重。

这场石之大业，终究也成了压在普通民众身上的一座大山。漕船专道，徭役繁重，民间甚至流出“为石废粮”的传言。甚至方腊起义，亦曾以“反花石纲”为号召。民怨日炽，徽宗却浑然不觉，依旧在奇石上吟风弄月，在假山中修道祭星。

直到靖康之难降临，一切崩塌。金兵入汴，起初城中百姓还以艮岳的山石为藏身之所，后来艮岳被毁，太湖石或被凿以为炮、以石攻石，或被北运燕京，在北海一隅仿照艮岳再建宫苑。

开封龙亭公园 艮岳遗石 摄影/张体义

修建六年，存世五年，徽宗苦心经营的艮岳，曾经富丽堂皇的园林，就这样顷刻间化为灰烬。不久之后，他本人也被金兵掳走，在五国城中（今黑龙江依兰）被囚禁了九年，终于不堪精神折磨，客死异乡。

他深爱的那些“灵石”，一朝从供奉之物转为攻城之器，恍如帝国命运的荒诞寓言。

铜钟：声留盛世形

如果说艮岳是徽宗个人审美的集中体现，那么卤簿钟与大晟钟则代表了他对礼乐制度的重建与完善。

在大晟府的石阶下，曾有千名乐工齐奏钟鼓，清越的钟声一路传至御街深处，惊动市井，也惊动月色。宋徽宗微闭双眼，站在宫中露台之上，听那铜鸣如波涛涌动，仿佛千年前的灵魂苏醒，正在缓缓归来。他说，他要法先王之制，复礼正声。

宋徽宗即位之后，就开始着手恢复礼乐，重整宫廷礼制。礼乐之治，始于一声铜响，而为了这份沉静而庄严的响动，他专门设立了掌管乐律的官署“大晟府”，也不惜调集天下良匠，仿古铸钟，即为“大晟钟”。他拟定十二律吕，复原三代正声，将自己对理想国的构想，一一铸入青铜之中。

政和五年（1115年），他更将新制的雅乐钟磬，连同鼓车、管笛共计428件礼乐器赠送高丽国。这是一次远比金银更昂贵的外交，是他将中华礼乐之声推广四海的宣言。

而在所有这些礼乐之器中，有一口钟，几乎凝聚了他全部的审美与统治理想。

北宋 卤簿钟 辽宁省博物馆藏 摄影/夏彬

这口宣和年间铸造的“卤簿钟”，通高一米八，重逾八百斤。钟身形如圆筒，稳坐八瓣莲足，上层雕着双龙纽，昂首相向，鬃毛翻卷，神态庄严。中段满铸仪仗图景，銮舆在前，文武百官次第列队，金甲披身的禁军将士持戟侍立，一如御驾出巡实景。更下方，则是一带环绕全身的山水长卷，笔意雄放，江河起伏，仿佛《千里江山图》在铜上复生。而最底层，海涛汹涌，瑞兽腾跃，兽形似麒麟，踏浪而行，象征江山永固、四海升平。

卤簿钟纹饰拓片 摄于辽宁省博物馆

这是一口钟，也是一卷时代的缩影。连钟上的建筑细节都取材于现实。

北宋卤簿钟（局部） 浮雕城门

仪仗浮雕中，中央有一座“五门三重楼”的城门，两侧阙楼相连。这正是政和八年（1118年）在宰相蔡京主持下扩建的汴梁皇宫正门——宣德门。当年蔡京建议，仿照唐长安大明宫丹凤门，将宣德门增建为五门并列的格局，以彰皇威，徽宗欣然采纳。待新门落成，徽宗命工匠将其雄姿镌刻于卤簿钟上，以记升平之世。

他要这门，成为时代的标志；也要这钟，成为永固的见证。

于是卤簿钟上，刻在青铜上的“晚宋盛世图”融合了帝王仪仗与锦绣山河。宋徽宗一定想过，也期待过，数百年后，有人站在这口钟前，看到山川形胜、宫门仪仗，便会记起他——那位既好画工又擅制礼的皇帝。他相信有了礼，便有秩序；有了乐，便有和声，而这些秩序与和声，必须铸入金石，才能传之久远，铭之不朽。

因此，宋徽宗不止于铸钟，也投入到整个青铜体系的复兴。在他心中，礼器不仅是朝仪陈设，更是恢复古制、致敬先王的象征。于是他命人遍求先秦古器，亲自参与考订与命名，并最终将三万余件青铜器藏于宣和殿中，汇集成一部煌煌大典——《宣和博古图》。

《泊如斋重修宣和博古图录》 明万历十六年泊如斋刊本

这是一部前所未有的器物图谱，绘形制、附铭文、释名号、列尺寸……首开后世金石考据之先河。自商周至隋唐的诸多礼器与生活器具，或铸铭悠远，或纹饰奇古，皆以工整线图细细勾勒，意在为失落已久的“三代礼制“，重塑一个理想模型。

在这些仿古重制的礼器中，尤以“宣和尊”最具象征意义。这尊仿自《博古图》所载“商祖戊尊”，形制雄浑庄重，纹饰繁缛雅丽，器底铸铭：“唯宣和三年正月辛丑，皇帝考古作山尊，于方泽，其万年永保用”，花纹与铭文都极力追摹古意。字里行间，满载徽宗亲载礼仪、追慕上古的意志。

《宣和博古图录》所载“商祖戊尊”

北宋宣和尊 北京故宫博物馆藏

宣和尊被安放在都城北郊的方泽坛，那是宋代的祭地之坛。坛基方正而高峻，层层叠起，尺寸皆取偶数，以应地道厚重之象。宣和尊置于其上，昭示皇权与天地之正统，也寄托着徽宗加诸于礼器之上的执念——以物化的形制，求得人心与天下的归正。

宋徽宗时代，仿古之风炽烈，不仅宣和尊，大至尊鼎彝豆，小到铜匜酒觞，各种器具均有仿制。宋人不单模仿外形，更在工艺上追求古法之精微，既流淌着古趣，又带着宋人独有的清润意趣。

更有甚者，青铜器的仿制之风亦影响到了瓷器的创造：三足鼎式香炉，钧窑出戟尊，皆模仿古铜之制，瓷土与釉色在仿古之中生发新意。可见徽宗时代，礼乐复古之理想，不仅铸成青铜器物，也润物无声地渗入了整个工艺世界。

北宋 钧窑月白釉出戟尊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也正是从徽宗起，由北宋欧阳修开创的“金石学”渐盛，并自此延续数百年，影响深远。青铜器从神庙祭坛走向书斋案头，成为被文人研究与收藏的对象。许多今日通行的器名与器类划分，便是始自此时。

可惜，理想与现实并非总是相容。宋徽宗爱铜器，不只是因其形制古雅、声音清远，更因它是一段可铸的历史，一种可以触摸的“礼”。他复古的执念，正如他对山石的偏爱，是对理想秩序的一次又一次具象化尝试。他想要以青铜铭制礼，以制度绣盛世，然而器方成，礼未立，钟鼓乐声铿锵未久，便随“靖康”一役而沉寂。

靖康二年，金兵南下，汴京城破，徽钦二帝被俘北上，宫廷典籍与礼器悉数为战利品，被载往燕京，卤簿钟也在其列。卤簿钟面前，横亘的是即将到来的多舛的命途：最初被悬于一座寺庙中，寺僧用利刃在钟口刻下“右街僧官宛平县仰山院官”，用作晨钟暮鼓。乾隆年间，皇帝亦觉其形制奇伟，命人加刻“乾隆年造”以充新铸。可是那层旧纹仍在，旧日宣和仍在，只是被隐藏于时代尘埃之下，不再发声。

此后，卤簿钟又几经辗转至奉天，民国年间更是几度遭窃，直到1949年后被辽博收藏，总算得以在展厅一隅，找到一处沉默且安宁的栖身之所。

另一口“大晟南吕”钟亦被掳走，原刻“大晟”二字，金人嫌“晟”字不详，生怕其“昌盛”之意冲犯自己，便将其刮去，改刻“大和”。名称虽改，声韵犹在，只是此钟此乐，从此不再归宋。

“大和·夹钟清”钟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似乎就在不久之前，赵佶还在宫中，自觉如尧舜临世，听着钟声徐徐入夜。尔后转瞬之间，他却在金人帐下，背手无言，看一件件器物被装车北去，如梦中春宴落尽，不留半片残红。

宋徽宗终究是未能以礼救国。但他的钟，他收集整理的乐声，他的那份“使古之音再响于当世”的痴愿，仍借器物之形传于后世。博物馆展厅的昏黄灯光下，钟身旧纹斑驳，钟声未响，却仿佛能听到跨越了千年的一场钟鸣，那是为大宋奏起的一曲挽歌。

州桥：御路连南北

倘若从高空俯瞰宋徽宗的都城，御街如一柄挺直的长笔，南起朱雀门，北至宣德楼，中轴之上，汴河横亘。御街至此被割裂，唯有一座桥将它再度缀起，这就是州桥。

州桥在北宋东京城的位置

而在千年之后的人们，拨开十余米深的黄土与淤泥，惊见桥基犹存、石刻未朽，常常被文人墨客用以比喻的“雕栏玉砌”，忽然在浮雕中有了真实的皮肤与骨骼。

州桥东侧南北两岸，浮雕石壁延展近三十米，图案雄伟精致：水禽飞鹤，异兽海马，牡丹含苞，卷草腾跃，雕工细致入微，云气飘摇。正如《东京梦华录》所记：“两岸皆石壁，雕镌海马水兽飞云之状。”

州桥浮雕（局部） 摄影/张体义

当中最令人动容的，恐怕还是那些形态各异、展翅欲飞的鹤——或低头顾影，或引颈冲霄，双翅挑过天光，嘴衔云卷，姿势翩然。这些身影，与宋徽宗自绘的《瑞鹤图》何其相似。

在中国古代，鹤是吉祥的象征，它们代表了高贵、长寿、纯洁、优雅、智慧、文化与忠贞。然而州桥石壁上雕刻的鹤，并非单纯的符号，更来自于皇帝记忆深处的一夜。

公元1112年，正是北宋政和二年，正月十六那天，时值上元节次夕，宣德门楼上灯火通明。宋徽宗立于御楼之上，月明如洗，鼓乐如雷，忽见二十鹤翔于空，三绕不去。他大喜，认为这是上天对他“统治有方”的嘉许，因而亲自提笔描绘，作流传千古之《瑞鹤图》。

宋 赵佶 《瑞鹤图》 辽宁省博物馆藏

画中楼观森列，鹤羽伸展，一派清远空灵之气。图卷左侧，更有徽宗自创的“瘦金书”，痩劲挺秀，自成一格。此体初习黄庭坚，兼采唐代著名书法家褚遂良、薛曜笔法，融诸家之长而自出机杼。线条纤挺峭拔，起伏顿挫，如屈铁断金，如风竹拂雪，清劲不染尘埃。正与宋徽宗的工笔花鸟画笔意相通：瘦而不弱，纤而不靡，娟丽中更显清拔，独步一时。是以赵孟頫曾赞：“天骨遒美，逸趣霭然”，明代陶宗仪在《书史会要》中也评：“笔法追劲，意度天成，非可以陈迹求也。”

州桥始建于唐，到五代时期，因在汴水之上，因而称为“汴桥”，再到宋代，又得名“天汉桥”。桥头两侧商铺林立，楼船系岸，青石铺路，柳堤同行，舟楫之声与市井喧哗交织，珠帘画舫与斑驳人影共舞。彼时彼地，这里不仅是交通的枢纽，更是北宋东京城的心脏。

州桥的周边街道与建筑格局，宋人笔下多有流传。宋哲宗时期有一诗人华镇，曾作《崇宁元年五月十六日天汉桥月下闲步》，描绘的正是州桥的夜色：

双阙高寻佳气耸，三街平衬绿槐长。沈沈琳馆东西迥，袅袅珠楼左右光。

正如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中所述：“州桥之北岸御路，东西两阙，楼观对耸。”桥立御道之上，宫阙遥遥在望。道旁槐树浓荫，夏风吹来，翠影摇曳。夜色中，宫馆寂寥，然而珠楼灯火袅袅，隔着水面，丝竹与喧哗之声不绝，照见不眠的繁华都城。

州桥遗址出土的船灯 图源：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而在更早之前，被称为宋诗“开山鼻祖”的梅尧臣也曾写下一首《十三日雪后晚过天汉桥堤上行》：

堤上残风雪，桥边盛酒楼。据鞍衰意尽，倚坎艳歌留。

寒夜风残，桥畔灯红，风雪中最不曾寂寞的，便是那一家家酒楼、一盏盏灯火，一阵阵热汤香气。这又是冬天的州桥了。

繁华之中，也不乏深情身影。

春日暮色里，周邦彦曾在州桥之畔折柳送别李师师，柳丝拂面，笼在烟光中，他于是写下那阙著名的《兰陵王·柳》：“柳阴直，烟里丝丝弄碧。”

而王安石晚年居金陵，曾于梦中重回旧都。梦中月色不改，桥影依稀，他醒来提笔，在诗中低吟：“却看山月话州桥。”此桥未曾远去，只是梦回时才能抵达。

北宋覆灭后，出生于南宋的范成大出使金国，行至汴京旧地，也曾在此立马回首。“南望朱雀门，北望宣德楼”，桥下依旧流水潺潺，可眼前已是他国土地。于是他写下一首《州桥》，叹此地是“天街旧路”，却如今旧梦难寻。

州桥，是风流地，亦是离别处，是繁华，亦是哀愁。多少文人的缠绵乡愁、亡国哀痛，都在这座桥上找到了寄托。它不止通往御街与宫门，更通向一个时代的记忆深处。

金明池：水映千秋事

若说州桥是帝都的正脉，那金明池便是它胸前跳动的水心。不是一处宫苑，更像一场梦境——梦在水上，宫在云间。

金明池原是水军教演之所，至宋太宗时，始成湖山之制。宋徽宗即位后，更是将其改制为水上御苑，池中列水殿、通回廊，设桥榭、建岛屿，复修仙桥，增添九曲，南北两岸更是筑起琼楼玉宇。水面波光潋滟，亭台倒映，名士佳人、锦船画舫，在此地穿梭。

但金明池的美，不止奇景。

每年春日三月初一到四月初八，金明池都是开放的——朝廷允许百姓入池赏春。百戏入水，歌姬竞舟、宫女击鼓、文士投壶……所有人都能成为这座皇家舞台的一部分。龙舟并进、珠链飞洒，春风一吹，满城尽是笙歌。池畔香烟袅袅，水心灯影摇晃，徽宗常常御船亲临，词臣在侧，泛舟酌酒，对月命题。

元 王振鹏 《龙池竞渡图》（局部）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绘宋徽宗崇宁年间三月三日开放金明池，举行龙舟竞渡，皇帝与民同乐操演水军的情形。

“金明池”之名也入词谱。宋哲宗元祐七年，秦观曾与友人同游金明池，望尽岸柳新翠、轻舟争渡，写下那首《金明池·春游》：

琼苑金池，青门紫陌，似雪杨花满路。

由是调名始立。待至徽宗朝，金明池更极一时之盛，使此调更添千年风华。

倘若不读诗词，或许永远不会知道那座旧池之名。只要一读，便知它曾光影如练，亦曾有帝王春心。

除了诗词，“金明池”也入画卷。在张择端的《金明池争标图》中，湖面宽阔如镜，画舫百艘争渡其上，观者如潮，旗帜如林，纤毫毕现。与张择端另一幅传世巨作《清明上河图》的市井热闹不同，《金明池争标图》更像一幕国家祭典的缩影，一曲写给春天、写给权力、写给欢愉的视觉乐章。

北宋 张择端 《金明池争标图》（局部） 天津博物馆藏

然而这场盛筵终究要落幕。

靖康元年（1126年），金兵南下，汴京城沦陷。金明池被毁，画桥折断，水榭为薪，龙舟不复。这座曾经的皇家水苑中，水声已止，波光不再。后虽有修复，却再无前朝春色可言。

春水无主，风外愁云，正是金明池最后的留影。

唯有那些船影、箫鼓、翠裙与春心，仍在文人笔下、画卷之中，怀念着大宋歌舞升平的曾经，也注视着欢声日渐稀薄的远方。

景龙门：灯尽梦犹燃

冬日的汴京城不曾沉寂。未到正月，景龙门便早早挂起了灯，三道城门之上，银花万簇，火珠闪耀，风过宫墙，红绸猎猎。宋徽宗在位时期，景龙门到东华门，腊月十五起就开始张灯结彩，一直到元夕正日，是为“先赏”。

桥道之上，华灯璀璨，人声鼎沸，孩童欢笑跳脚，市井之人蜂拥，好不热闹。徽宗站在景龙门楼上，俯瞰万家灯火，一定十分享受这难得与民同乐的时刻。

他当然喜欢这座门。

十年前，徽宗命李诫重修此门。那位《营造法式》的作者亲自丈量尺寸，以露龈砌造的方式，逐层错缝夯筑墩台，建起这座面阔六十米、三门并列的宏伟之门。左右守门房置于墩台外侧，结构严谨，形制规整，却不是拘谨的内廷礼门，也非宫苑深处的道观之门。它位于内城北墙的中部，本名酸枣，后改景龙。

北宋晚期景龙门复原模型

这道门，或许本是一道制度的象征，然而它遇到的是宋徽宗。宋徽宗在景龙门内外大兴土木，除皇家园林艮岳外，还有撷芳苑与龙德宫，俱是玩赏之地。只要登楼远眺，一城宫苑尽收眼底，一身帝业仿佛皆由自己勾勒而成。

北宋 琉璃脊兽残件 景龙门遗址出土

然而五年之后，金兵破城，他匆匆禅位，景龙门的金饰被剥，琉璃瓦碎满城壕。延福的树木被砍作薪柴，艮岳的太湖石被拆作炮弹，野鹤飞尽，连画上的仙鹤也不知落入谁人之手。

南渡之后，诗人晁说之在回忆中写：

景龙门外千钟酒，葆箓宫前万国人。

可如今，杯酒已冷，人散如烟。

若问灯火犹存否？可惜城门下石阶空落，砖缝生草，早已无灯可赏。宋徽宗在五国城中夜梦汴梁时，也会再梦到那夜吗？再回到那座城门上，看见市井如流，舞乐如画，宫墙灯火连空，宛如天上银河闪烁。

景龙门遗址发现的太湖石

北宋最后的岁月，留给后世的，不仅是一段王朝的陨落史。当一千年后的人们在州桥下重新发现瑞兽飞鹤，在北海假山中辨出太湖石，在开封城中掘出景龙门遗址，在古钟之前端详那一笔一划的皇家仪仗，也像是触及了一位皇帝的背影。

宋徽宗确实曾被称为“诸事皆能，独不能为君”，章惇早在他即位之初便言其“轻佻不可以君天下”，元代史家脱脱更是掷笔长叹：若不立徽宗，不纳张觉，或许北宋的命运便可稍缓。后人评他“恃私智小慧，用心一偏”，说他疏远正士、亲近佞人，以至君臣逸豫、游观无度，终至国破家亡。

徽宗所受的批评，并非全然无的放矢。他沉溺道教，热衷营建，以造园、铸钟、图绘、编乐为乐事。以山水理想构筑天下，却未能凭政术弥合现实的裂隙。他在书画旁留下“天下一人”的花押，却终是未能扛起那沉重的“天下”二字。

宋徽宗 “天下一人” 花押 从左至右：《瑞鹤图》《祥龙石图》《溪山秋色图》

平心而论，宋徽宗算不上荒淫暴戾的末主。他既没有晋惠之痴愚，也无孙皓之残忍，更无曹马之类权臣篡逼。他的失败，也许并非全然的德不配位，而是命途无常——自一位闲散王爷，偶然被推上九五至尊的宝座。那份对美的执着、对礼的复兴、对山水的眷恋、对秩序与自然的编织，并非没有意义，只是无法抵挡山河倾覆的剧变。

然而帝国会崩塌，王朝会覆灭，人身亦终归尘土。可钟上的山水仍在起伏，城门上的仙鹤依旧翩飞，浮雕上的瑞兽奔跃不止，假山上的奇石也还在天光中投下斜影。那些他倾尽心力发掘的、铸成的器物，却替他、也替大宋，走过了漫长的时间。

他未能守住天下，未能挽救天下，却留下了比天下更长久的东西——他一生都在追逐不舍的美。

参考资料：

·《宋史·徽宗本纪》

·《靖康要录》

·《泊如斋重修宣和博古图录》

·周密：《癸辛杂识》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开封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北宋东京城州桥遗址考古成果》

·李合群：《论宋代铜器铸造制度》，载《社会科学》2020年第10期，第164-173页

·李合群：《试论影响北宋东京规划布局的非理性因素——象天设都与堪舆学说》，载《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第7-11页

·扬之水:《北宋卤簿钟上的“千里江山图”》，载《文汇报》2017年10月27日。

·王庚、王三营：《景龙门：北宋绚烂余晖的见证》，载《光明日报》2025年4月13日

图片 | 张梦佳

排版 | 刘慧伶

设计 | 王梓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