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质生产力是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的先进生产力，通过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质变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新质生产力代表了先进生产力的演进方向，适应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发展要求，以科技创新为核心驱动力，能够引领创造强大的发展动能。

新质生产力的培育与壮大并非建立在孤立的技术突破或产业升级上，而是需要金融体系作为“血脉”提供系统性支撑，每一个环节都离不开金融资源的精准对接与高效配置。

经济观察报记者就金融如何赋能新质生产力等相关内容专访了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副院长田轩。

田轩认为，金融的核心定位应从资金供给者跃升为价值共创的生态构建者，不再局限于信贷支持与资本撮合，而是深度参与产业创新链条的孵化与整合。关键差异在于服务逻辑的根本转变。传统模式聚焦于抵押物评估与财务指标审核，以风险规避为导向；而赋能新质生产力的金融则要求其深度融入创新链条，基于技术演进路径与产业变革趋势进行前瞻性价值判断，通过场景化金融产品设计，构建开放型金融生态平台，整合科研机构、产业链上下游与风险资本，实现资本与知识、数据、技术等新型要素的精准耦合，形成创新要素的高效流通网络，推动创新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

经济观察报：当前金融在赋能新质生产力的生态中，应承担怎样的核心定位？与服务传统要素驱动型经济的定位相比，最关键的差异体现在哪些方面？

田轩：金融的核心定位应从资金供给者跃升为价值共创的生态构建者，不再局限于信贷支持与资本撮合，而是深度参与产业创新链条的孵化与整合。关键差异在于服务逻辑的根本转变。传统模式聚焦于抵押物评估与财务指标审核，以风险规避为导向；而赋能新质生产力的金融则要求其深度融入创新链条，基于技术演进路径与产业变革趋势进行前瞻性价值判断，通过场景化金融产品设计，开放型金融生态平台，整合科研机构、产业链上下游与风险资本，实现资本与知识、数据、技术等新型要素的精准耦合，形成创新要素的高效流通网络，推动创新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

经济观察报：传统金融的抵押文化、风险厌恶特性与科技企业轻资产属性存在结构性错配，且资本市场短期逐利倾向与硬科技长周期研发需求存在落差。你认为当前金融在赋能新质生产力的过程中，这类结构性困境最突出的表现是什么？是否有具体案例可佐证这一痛点？

田轩：科技企业普遍具备“高研发、低固定资产、无抵押物”特征，传统信贷评估体系难以准确衡量其真实价值与成长潜力，且传统金融仍过度依赖土地、厂房、设备等有形资产作为授信依据，而对专利技术、数据资产、人才团队等无形资产缺乏科学定价机制，导致科技企业融资可得性偏低。

例如，一家专注于AI（人工智能）芯片设计的初创企业，拥有12项核心专利和年营收1.2亿元，但固定资产不足500万元。传统银行因无土地、厂房可抵押，拒绝其5000万元贷款申请。该企业最终通过AIC（金融资产投资公司）以“投贷联动”方式获得1亿元股权投资，才实现量产。

短期逐利与长周期研发的落差，主要在于资本市场对硬科技耐心不足，最突出的表现是金融资源错配导致创新链条断裂，特别是在早期技术研发阶段，以及与产业化衔接阶段。例如，一家从事第三代半导体材料研发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2022年完成B轮融资估值达35亿元，2024年启动C轮时，因产品尚未量产、无稳定现金流，估值被压低，原定融资额从8亿元缩减至3亿元，研发进度被迫延后18个月。

此类案例印证了金融体系尚未建立与科技创新相适配的风险分担机制和收益共享模式。而该种结构性困境的破解，正依赖于AIC、政府引导基金、长期耐心资本的崛起，通过“投贷联动”“股债结合”等创新工具，弥补传统信贷风险容忍度不足的短板；借助政府引导基金的杠杆效应，吸引社会资本共同参与早期投资，分散风险；依托耐心资本长期性、包容性的特点，匹配硬科技从实验室到产业化所需的全周期资金支持。

经济观察报：你此前提到中美上市公司市值前十的对比，如何看待这种对比？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田轩：中美上市公司市值前十的对比，本质是两国经济结构、产业政策与创新生态差异的映射。美国以科技巨头为主导，依托全球市场定价与长期资本支持，形成高估值闭环；中国则集中在金融、消费与能源领域，反映传统经济支柱地位及资本市场对稳定性的偏好。

这种现象背后原因在于：美国资本市场对长周期、高风险投入容忍度更高，更加鼓励颠覆性创新，而我国仍处于产业升级转型期，硬科技企业成长需时间验证，同时我国金融体系以间接融资为主，股权市场培育不足，制约了科技企业做大做强。此外，注册制改革滞后、资本市场对新兴领域定价机制尚不成熟、长期资金入市不足等也制约了新兴产业的资本形成能力。

当前我国正加快注册制配套制度改革，引导养老金、保险资金等长期资本参与科技创新投资，同时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与股权激励机制，逐步构建支持前沿技术突破的金融生态。随着资本市场深化改革，新兴产业估值体系将加速重构，将助力更多硬科技企业跻身全球价值顶端。

这一过程需要兼顾市场规律与国家战略导向，通过优化国有资本风险容忍度、完善容错机制，为前沿领域投资松绑。同时，借鉴美国NASDAQ（纳斯达克）培育科技企业的经验，强化科创板硬科技定位，提升信息披露透明度与公司治理水平，吸引全球投资者。通过制度创新与市场机制协同发力，推动资本向科技创新集聚，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创新资本生态，培育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技领军企业。

经济观察报：目前，金融系统面临哪些挑战，金融系统的改革应该如何持续推进？

田轩：这些挑战主要集中在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结构变迁之间的适配滞后，尤其在服务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方面。传统金融机构风险评估模式僵化，监管框架更新迟缓，资本考核周期过短，难以承接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节奏。

改革需从制度层面推动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强化功能导向而非机构导向的监管框架，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

首先，应优化信贷结构与融资成本，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确保资金精准滴灌至科技创新等重点领域，并扩大知识产权质押、数据资产增信等新型融资模式应用；其次，要加快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推动科创板、北交所精准对接专精特新企业融资需求，完善“募投管退”全链条机制；同时，需建立与创新周期匹配的中长期考核体系，引导保险、养老金等长期资金加大权益类资产配置。此外，强化金融科技应用，提升风险识别与定价能力，促进金融资源向技术含量高、成长性强的领域倾斜。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激发金融机构创新活力，形成与高质量发展相匹配的现代金融体系。

经济观察报：近年来，地方政府出于招商和推动当地经济发展的目的，扩大了政府投资基金，支持创新发展的力度，但创新是有风险的，如何理顺财政资金安全性与投资风险的平衡？

田轩：一是明确政府投资基金的功能定位，对投资项目实行“负面清单+尽职调查”，并设置回报预期与亏损容忍度，坚持市场化运作与专业化管理，避免行政干预导致的效率损失与道德风险；二是创新财政资金投入模式，采用“母基金+子基金”架构，形成“财政资金引导、社会资本主导”模式，推行“阶段参股+循环使用”机制，退出超额收益按比例提取风险补偿准备金，并聚焦产业链集群化投资，降低单一项目失败影响，提升抗风险与收益率；三是强化投后管理与市场化退出，嵌入“投后赋能”增值服务，为被投企业提供战略规划等服务；建立多元化退出渠道，推动股权市场互联互通、探索ABS模式、“以投代招”吸引企业落地；四是完善配套政策支持，构建“投贷担”联动融资体系，推动基金投资与银行信贷、融资担保政策衔接，同时地方政府为担保机构提供风险补偿，提升金融机构参与风险分担的积极性。

（作者 杜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