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25年，经济观察报以“我们的四分之一世纪”为年终特刊主题，旨在通过数十位时代亲历者的故事，共绘一幅属于这段岁月的集体记忆图谱。

冬日的京郊，人们可能和一个长着国字脸的老人擦肩而过。他住在距北京市区80公里的小院，散步时笑得眉眼弯弯，在人群中毫不起眼。

不过，只要听到他那一口浓重的南方口音，就会知道他并不属于这里。

他叫李昌平，今年62岁，湖北监利人，在洪湖边的渔村长大，大学毕业后就成为当地一名年轻的基层干部。25年前的冬天，他正开着一辆桑塔纳，在江汉平原的公路上流着泪，看着他的乡亲抛田舍家、南下打工。

2000年2月10日午夜，他提笔给时任总理朱镕基写了一封信，倾诉自己的心里话：

“我叫李昌平，今年37岁，经济学硕士，在乡镇工作已有17年，现任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我怀着对党的无限忠诚，对农民的深切同情，含着泪水给您写信。我要对您说的是：现在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

一个月后，李昌平将这封信寄往北京。这之后，朱镕基等中央领导人两次批复，湖北迎来一场声势浩大的农村改革，李昌平的人生轨迹也随之改道，他的工作、他的生活、他的家庭，一切都被改变了。

性格决定命运。李昌平说，他从小胆子大，心中没有权威，不怕困难，不怕死，所以才敢写那封信。是命运把他送到这里来的，他相信这一点。

李昌平的祖辈都是农民，他从八十年代起就在乡镇工作，见证过农民分田分地、当家做主的喜悦，也目睹了农民弃田撂荒、背井离乡的无奈。他记不清有多少因为穷失学、因为生病住不起医院、因为有冤无处申给他下跪的农民，这样的事情遇上一两件没有出手帮助，就会一辈子不安，他觉得自己于农民是有罪的。

这二十多年，李昌平南下又北上，身上多了很多标签，前官员、三农问题专家、学者、乡村改革实验员……而他对自己的定义很简单——一个始终和农民利益站在一起的人。

李昌平

给总理写信

写信时，李昌平已经先后担任过四个乡镇的书记。那年冬天，刚调任到棋盘乡两个月，他就感到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沉重。

湖北的冬天湿寒刺骨。2000年2月8日，正月初四，李昌平从县城出发，想去看看棋盘乡农民的年是怎么过的。

公路上，外出打工的人群像滚滚洪流，通往南方的公路上，每辆车都挤到装不下最后一个人为止。李昌平开着的桑塔纳也被打工农民拦下，要求带他们一程。一位拦车农民告诉李昌平，他家去年种了40亩地，一年忙到头，交了政府20000多斤谷子，就剩下3000斤，收完庄稼，老婆累到住院，把粮食卖光了还没凑够住院费，他们过年的米还是从亲戚家借的。

“你们当官的心太黑，不出去没有活路。”一个青年农民的回答让李昌平无言以对。他又何曾不知道，那几年，农民负担越来越重，农村越来越穷，可问题出在哪呢？他找不出农民的问题，也找不出自己的问题，没有办法，思来想去，只有“上书”。

年轻时的李昌平

他从午夜12点开始写，写了整整一晚上。一开始，他给县委书记写，想请书记帮助农民减负，写了几稿都不满意，扔到一边。他知道的问题，县委书记能不知道吗？他能有办法吗？他又给省委书记写，还是写不出来。

突然，李昌平脑海里浮现在电视上看过的一个场面，面对记者提问，朱镕基总理回答：“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一往无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想到这里，他萌生出一个大胆的想法。

写下“总理”两个字后，李昌平眼泪一下涌了出来，心里的话也涌了出来。找到了可以诉说的对象，不多久，信就写完了，天也亮了。

“我经常碰到老人拉着我的手痛哭流泪盼早死，小孩跪在我面前要上学的悲伤场面。我除了失声痛哭外，无法表达我的心情。痛苦与无奈一切尽在哭泣中。今年的负担还要加，您说这是怎么回事啊……‘交足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的全是自己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曾让亿万农民欢欣鼓舞。可是现在农民交足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必须贴自己外出打工的血泪钱……”

在泪光和冷风中，李昌平写下一个个触目惊心的数据：80%的农民种田亏本、80岁的老爷爷老奶奶和刚刚出生的婴儿也一视同仁交几百元钱的人头负担、依靠税费养活的人在过去10年里增加了两倍。

李昌平知道这封信会令他的领导不满，可能给自己惹来意想不到的麻烦，在犹豫中将它搁置了好些天，直到他得知县里计划再次上调农民上交税费标准。会议上，李昌平提出了反对，农民负担太重，已经引发了恶性循环。

没有人回应他。信非寄不可了。

李昌平记得很清楚，那天是妇女节，当时的妻子休假。他回到家，请妻子帮自己做决定：“你觉得如果我们可以承受一切后果，就把它发出去吧。”他们买来三张8分邮票，贴在已经被翻烂的信封上，投进邮筒，寄向中南海。

这封4000多字的信寄出不到一个月，中农办和农业部暗访组就来到了监利县，经过对村民的走访，发现当地情况比信中所写的还要严重。

两个月后，朱镕基作出批示：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虽非全面情况，但问题在于我们往往把一些好的情况当做全面情况，而又误信基层干部的报喜，忽视问题的严重性。时任国家副主席胡锦涛在批示中对来信反应的情况表示忧虑。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温家宝在批示中提出，对一些地方的撂荒现象应该引起重视，要切实减轻农民负担。

三个月后，湖北省决定在监利县棋盘乡进行改革。

六个月后，这场改革的“点火者”离开了棋盘乡。

底层的三农中国

回头看，李昌平觉得自己凭着一股胆气和冲动写了那封信。如果回到25年前，故事或许有另外的走向。无论如何，他不后悔当年做的每一件事。

2000年6月以来，监利县以棋盘乡为典型，实施了一系列有关化解乡村债务、裁减人员、紧缩开支的改革。改革减轻了农民的负担，维护了大多数群众的利益，但也触及并且损害了少数人的利益，李昌平成为一些人的眼中钉，成为监利县“不稳定的核心”。

2000年9月16日，怀着近乎绝望的心情，李昌平把一封辞职报告送到了县委副书记的手上。从棋盘乡出发去县城的路上，他边开车边流泪，把车子停在长江堤上，面对长江放声大哭。两天后，他南下深圳打工。

其实，在向朱镕基写信之前，李昌平就做好了辞职的准备。与此同时，一场病让他对生死、名利有了新认识。起初，他被武汉医生诊断为肝癌晚期。后来，他在北京被专家排除了恶性肿瘤，确诊为良性肝血管瘤。这期间，对死亡的接近和直面，让他决定换一种活法。

离开体制后的前十几年，李昌平换过很多职业，他在珠海一家公司工作过，到中国改革杂志社当过记者和副主编，还在一家NGO做过好些年扶贫。

2009年，李昌平到河南郝堂村开展“内置金融”实验，在土地集体所有的制度下，由村社主导，在成员内部进行土地抵押贷款和利息收益。2012年，基于实验成果，他成立了中国乡建院，专注做乡村改革实验。

13年过去，中国乡建院的社会实验项目进入了全国七百多个农村，做风力发电、闲置住房改造、盐碱地改造等探索。将来中国的农村怎么走？哪条路可以走得通？李昌平觉得，这些实验是他这二十多年来做的最有意义的事情，这么多样本是有价值的，是值得总结的。

走南闯北这些年，有两个人给李昌平最大影响，一个是著名三农专家温铁军，一个是著名社会学家陆学艺，他们一个把李昌平带进了北京的三农中国，一个指引他返回了底层的三农中国。

李昌平和温铁军在一起

到乡村做实验，是陆学艺给李昌平的建议。陆学艺视李昌平为“编外弟子”，在李昌平为未来怎么走而彷徨的时候，陆学艺劝他离开北京，到广阔的农村去做实验。陆学艺说：在中国，既懂北京各种圈子的话语、又懂中国三农实际情况、还能够俯下身子做实验的人少之又少，可能就李昌平一个。多一个、甚至多十个耍嘴皮、跟人吵架的李昌平毫无意义，但中国少一个深入基层做实验的实验员李昌平却是很大的损失。一火车皮的论文，其作用赶不上小岗村十几个农民的红指印。

在乡村生活

原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兼原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杜润生在给李昌平的书作序时写道，李昌平不是第一个提出三农问题的人，但以一个乡党委书记身份，系统提出、用数据说话、用切身经历讲话的，他是第一个。他告诉我们：除了在走向繁荣文明的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地方看到的中国，还有另外一个中国是乡土中国。

资深媒体人秦朔则写道，每一个时代都在寻找为它的命运而殚精竭虑的发言者。为了发言，李昌平付出了很多，也承受了很多。他的幸运在于，他的发言被我们的时代清晰地听到了。

40多年来，李昌平几乎没有离开过乡村，以千禧年为界，前半场在湖北农村生活，以基层官员的身份和老百姓打交道。后半场在北京农村生活，以乡村改革实验员的姿态和县乡村干部及农民朋友打交道。

十多年前，李昌平就搬到平谷，他的小院坐落在平谷南独乐河镇一所闲置的村小学里，当地政府支持村集体按照中央“合作、入股”政策盘活闲置学校，李昌平就成了盘活利用的合作者。他在这儿生活，也在这儿办公，还引过来几家小企业也到这里办公。院子里有一片方形菜地，种着白菜和葱，院子当中有棵山楂树，还挖了一方池塘，金鱼长得胖乎乎的。更热闹的是他收养的那些流浪猫，黑的、白的、灰的、橘色的，跑来跑去，在椅子上慵懒地晒着太阳。

李昌平

有一天，李昌平徒步进山看红叶，遇到一位比他大两岁的老人卖红薯，一筐小红薯有40多斤，他全买了。又过了几天，老人给他送来一箱黄橙橙的大杮子。他把买来的柿子、山楂和捡来的白果都堆在院子角落，每天吃一点，或送给不期而至的朋友。

每天凌晨5点起床后，李昌平会花两小时写一篇文章，然后花几个小时修改和发布，有的会收到很多回响，有的很快就消失了。处理完工作，他就到田野和树林走走路。春天看花，夏天采蘑菇，秋天捡板栗、核桃，冬天摘柿子、山楂。

李昌平依然有很多愤怒，农村老人微薄的退休金，华北平原倒伏的庄稼，一切与农村、农民利益相悖的事，都可能成为他愤怒的来源。和年轻时不一样的是，老去的李昌平能很快平复好心情了。

他在办公室挂了八个字，是十年前岳母写给他的：退一步想，待十年看。

（作者 张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