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25年，经济观察报以“我们的四分之一世纪”为年终特刊主题，旨在通过数十位时代亲历者的故事，共绘一幅属于这段岁月的集体记忆图谱。本文系特刊卷首语。

一

这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热闹的一晚。

1999年12月31日，从纽约到北京、从伦敦到上海，人们聚集在一起，等待千禧年的到来。

这是新世纪的开端，高速增长的经济与全球化和技术进步交织，蒸腾着一种异常乐观的千禧氛围，各种机遇似乎唾手可得。

当跨年钟声响起时，18岁的张悦然挤在济南泉城广场欢呼的人群中，次年，她就在新概念作文比赛上拿奖，出了个人小说集，成为和韩寒、郭敬明一样的“80后作家”。

2001年，25岁的许知远加入刚刚创刊的《经济观察报》，成为这家橙色报纸的主笔。

2004年，刚毕业的时晓曦进入还如日中天的诺基亚，成为首批本土设计师。两年后，他参与了诺基亚1200的设计，这款当时的冷门机型最后在全球卖了1.5亿台。

新世纪初，中国大地上涌动着一种改变的情绪。90年代的改革锐气仍存，社会愿意给提出问题的人更多空间。

2000年，37岁的湖北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写了一夜的信，信里写道：当时80%的农民种田亏本、老人和小孩一视同仁地交几百元钱的人头负担……这封信直接寄给了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

同一年，农民工汪正年苦闷的打工生涯中的小小热闹来自查暂住证时，工友四散奔逃的场面。来不及穿鞋的工友会往草丛里钻，如果被抓住，幸运的话会被遣送回老家。要到2003年“孙志刚事件”后，理直气壮地去城市打工才变成一件寻常的事。

经济学家张维迎说：“这世界并非注定如此，它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有人做了一些与众不同的事”。

二

2007年9月，乔布斯在美国洛杉矶公布了划时代的iphone手机。一个月后，孙海洋的孩子在深圳白石洲被拐跑了。

白石洲是深圳当时最大的城中村，居住着大量外来务工人员。几个月后，当这些务工人员相约着回家之时，赶上了一场大雪，南方20余个省区受灾，交通线路受阻。广州车站广场滞留了四十多万返乡人。

这么多人滞留的原因之一是，美国次贷危机蔓延带来的部分沿海工厂停工，工人们提前返乡。那时候大部分人不会想到，2008年年中，次贷危机会演变成为一次改变世界的金融危机。

对中国人来说，2008年的记忆是不可磨灭的。

爱美的年轻舞者廖智在汶川地震中失去了双腿；筹集了18.7万元现金与物资的志愿者王骁宙第一时间冲到灾区，但灾区志愿者的自顾不暇，让他意识到救援需要一支专业的队伍；调查记者简方洲在《东方早报》上发表了《甘肃14婴儿同患肾病疑因喝“三鹿”奶粉所致》一文。

给流水线工人拍过150万张照片的摄影师占有兵发现，2008年后，工厂宿舍里装上了空调，厂区里的卡拉OK厅、图书室、桌球室也重新被启用，原因是，金融危机改变了劳动力市场，工厂需要花心思留住工人。

2008年就像是之后若干年的一个缩影：巨大的成就、巨大的灾难，再被伟力所挽。

为了对冲金融危机的影响，“四万亿”刺激性政策出炉，高速铁路将地图上大大小小的城市串联起来；中国人的消费力快速增长，一度给世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城镇化的高歌猛进让房地产市场飞速发展，成为一代中国人生活中最重要的背景。

2008年北京奥运会，无数瞬间凝聚成亿万人的自豪感。举重运动员林清峰与北京擦肩而过。2012年，他在伦敦奥运会获得了金牌，拿金牌后，林清峰给父母换了一套大房子。孙海洋，那位丢失了孩子的父亲，后来靠当“二房东”赚钱，最多时，手上有上千套房源，为他寻子提供了物质支持。他找到自己的孩子已经是2021年。

房价的上涨最终超过了所有人的忍耐。2016年10月，接近20个城市出台了限购政策，“房住不炒”写入了该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三

2016年11月9日，一场事先邀约的产业政策大辩论在北大国发院举行。辩论的双方是张维迎和林毅夫。这一天，北京被雾霾笼罩。辩论开始前，特朗普赢得美国大选的消息刷屏。

2016年是神奇的一年，很多变化都可以在这一年抽丝剥茧地找到端倪。

一篇发表于2020年的论文发现，2016年四分之一的家庭开始出现“消费降级”。这一年，拼多多、快手和字节跳动，一批新互联网巨头突然在已经见顶的移动互联网市场，找到了一片被忽视但最终被证明是最广阔的空间：下沉市场。

人们的消费在分化，情绪、观点和立场也在被不断分化。

这一年，纪录片导演陈晓卿也离开工作了二十多年的央视创业，建了个团队继续拍美食纪录片。在拍纪录片时，团队拿出了十二分的小心，以防止引起各种争议。“人们总相信自己吃的是对的。”

在友善的时候，食物是最好的共同话题，但在裂痕出现后，食物又会成为“雷区”。

2016年，市场开始出现唱空茅台的声音，比如“反腐影响消费”“年轻人不喝白酒”，但基金经理刘明达从对茅台坚定的看多中受益颇丰。“年轻人不喝茅台怎么办？”2025年，面对类似的问题，投资人段永平说：“可不年轻的人还要活很久。”

四

2020年1月21日，李侗曾所在的佑安医院新冠病房接诊了第一个新冠病例，十多天后，北京市第一例本土感染者出现。2月初，佑安医院的第一例死亡病例出现，一位九十多岁、多器官衰竭的老人。2003年非典的时候，李侗曾也在一线。

新冠疫情让每一个人都对死亡和困在其中的漫长生活有了更多切身的感受。尽管现在已经很少有人主动提到那几年。

马良坤见证了众多小生命的降生。作为工作二十多年的产科医生，她理解不想生的年轻人：社会对年轻人要求越来越高，大家压力太大了，怎么能有意愿去生育呢？

或许不难理解，在这四分之一世纪的最后五年，年轻人突然开始怀念它的开始。

2020年，一种对复古的审美悄悄流行，先是“爷青回”，后来是“经济上行期”的美。

没有多少人在乎事实是否全然如此。从歌曲、电影到“Y2K”的审美风格，年轻人相信千禧年充满着活力和机遇，连那个时代的技术进步都呈现着友好的面貌。但是正在发生的人工智能技术革命，似乎带着一种对普通人的“恐吓”。

“你觉得2050年会怎么样？”面对这样的问题，一位采访对象说：“这个问题重要吗，会和人类有关吗？”

95岁的资中筠自称“年龄太大了，这20年不算什么”。她亲历和见证了漫长岁月中的动荡和苦痛，并在改革开放之后逐渐完成了“自我启蒙和祛魅”。

采访资中筠的是一位“00后”记者刘晓诺，和许知远一样，她也是在25岁进入经济观察报。

刘晓诺问了一堆关于就业、婚姻和生活的问题，在采访的最后，她看起来有点不甘心地追问：“如果非要用梁漱溟先生那句话问你呢——‘这个世界会好吗’？”

资中筠说：“我的回答是，就看你们了”。

（作者 宋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