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我国高科技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无论是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机、新能源还是生物科技，各领域不仅实现了技术突破，更是在全球科技竞争中逐渐夺得主动权，为我国新质生产力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如何提升科技成果转化效率是我们需要关注的重点问题。而在这一过程中，金融的角色也由过去功能单一的资金支持方，逐步转变为功能多样化的科技产业化赋能方。科技金融也正由旧范式向新范式转变。

金融供给还未满足科技创新发展需求

当前，我国科创型企业在获得金融支持方面，存在一定程度的短板，具体表现如下：

（一）债权主导的融资供给与科创企业的股权融资需求存在错配。科创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在于数据、知识产权和人才等无形资产，而这些资产具有高波动性和难以定价的特征，这与银行的传统风控模型不匹配。因此，银行在面对科创企业资金需求时，往往会陷入“资产荒”和“不敢贷”的两难决策。其原因在于银行与科创企业之间还未能建立起技术与风险定价之间的信息传递通路，缺乏一套能够打通科技创新与金融风险控制的通用标准，导致技术价值无法被金融体系精准识别与量化。

（二）股权市场的内卷趋势加大了科创企业获得股权融资的难度。一方面，科创型企业上市门槛提高导致股权资本的退出渠道收紧。随着科创企业上市标准的提高，近年来不少科创企业撤回首发上市（IPO）申请，风投资本面临资金回收压力，导致股权投资基金在IPO前端扎堆，形成巨大风险溢价。另一方面，股权资本的投资策略同质化现象日益严重。部分投资人筛选项目时缺乏深度，决策过度依赖短期市场热点。以人工智能（AI）赛道为例，许多初创项目在商业模式上高度相似，盲目跟风导致了同质化泡沫与无效竞争。

（三）资金供给期限与科技研发周期存在显著错配。一方面，银行提供的债务性资本具有明确的还款期限，这要求科创型企业必须在有限时间内还本付息。企业在长期研发与生产过程中不得不做出妥协，选择能够快速变现的方式开展活动，不利于技术研发的延续性；另一方面，风险投资在避险情绪加持下倾向于使用“明股实债”的投资方式，例如风险资本会与科创型企业签订对赌回购条款，迫使本该由投资人承担的风险，转嫁至科创企业身上，严重压缩了科创企业的试错空间。

此外，科创赛道内卷可能形成估值泡沫风险也是科技金融发展需要密切关注的。此外，在当前政策支持、资金内卷以及产业概念多变的背景下，部分企业可能会通过粉饰研发数据、包装技术概念进行监管套利，这种风险若不能有效识别，可能会大幅制约资源配置效率，破坏市场对科技成果转化的信任基础，消磨科技研发的长期动力。

加强金融供给支持科技创新的路径

站在“十四五”收官与“十五五”开局的交汇点上，我国的科技金融发展将从“探索期”迈入“深水区”。如何破除资本与科技之间的信息障碍，实现真正意义上科技与资本的融合，将是2026年我国科技金融发展的重要方向。

（一）重构信贷估值体系，打造银行资本与科创企业融合新路径。传统金融机构要想破除重资产抵押的路径依赖，必须在当前数据要素资产化浪潮下有所作为。随着2023年《企业数据资源相关会计处理暂行规定》的出台，科创企业的数据资产在会计准则上具备了确权与定价的合法性，这为银行后续以数据、算法为底层资产的融资模式提供了重要的法律支撑。尽管从目前来看，以数据作为底层资产的应用场景无论在广度还是深度上仍然有限，但随着2026年国家及地方“十五五”规划的陆续落地，其推进速度有望进一步加快。此外，2025年3月5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关于进一步扩大金融资产投资公司股权投资试点的通知》，支持符合资质的商业银行参与设立金融资产投资公司（AIC），并通过AIC公司发行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为科创型企业提供了全新融资渠道。目前已有部分银行资本通过二级公司渠道投资于本土具有科创发展潜力的企业，包括人工智能、芯片等新兴行业，为中国硬科技崛起提供大量资金支持。这已然成为银行系资金加速进入风投领域的重要风向标。

（二）从IPO套利转向产业并购，打通风投资本退出新渠道。进入2026年，以科技产业链整合并购为主流的资本运作模式将会有巨大的发展空间。面对硬科技产业链“强链补链”的深水区需求，金融体系将会更加关注如何提供以并购为核心的多样化金融服务。如设立专项并购贷款与并购基金，协助链主企业通过并购方式快速获取核心技术与市场份额。这不仅为风投资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退出渠道，更通过市场化手段提升了产业集中度，实现金融资源有效配置与产业结构优化的双重目标。

（三）深化国资容错机制改革，培育供给侧耐心资本。破解资金期限错配难题，根源在于能否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培育出真正具备风险承受力的耐心资本。国资产业引导基金作为重构创投生态的压舱石，其活力的释放极度依赖考核制度的创新。当前，杭州作为科创重镇，其产业投资基金推出了算总账、算大账、建立容错机制等制度创新。成为助力杭州“六小龙”产业集群快速崛起的核心动能。“杭州模式”的成功，为破解国资创投困境提供了可复制的范本。展望2026年，随着这一模式在全国范围内的深化推广，国有资本投资基金的获利将会进一步提升。预计届时将涌现出一大批“有规模”“有胆量”的产业基金集群。这些经过制度松绑的耐心资本，将能更好地进行长周期布局，最终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供坚实的金融支撑。

（四）探索政校企协同创新模式，加速科技金融复合型人才培养。在当前高精尖技术井喷的时代，迫切需要加强金融领域懂科技人才队伍的大力培养。仅精通行业分析、财务模型与法务合规的传统金融专才已难以为科创企业融资提供更多更深的智力支持。市场对金融人才的需求正迅速转向懂科技、懂产业、懂资本、懂市场、懂管理的复合型科技产业人才。面对市场的殷切需求，各地将积极探索培养科技金融复合型人才的有效模式，通过跨界融合的实战平台等，加速补齐复合型科技金融人才短板。

（五）打造生产性服务业体系，助力科技成果转化。金融业在支持科技成果转化，特别是在推动科技成果商业化、产业化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地方政府应该结合本土的科技与产业特色，积极引入或培育具备公信力和先进技术识别能力的第三方评估机构。通过创新先进专项技术评价体系，实现技术评价与风险评价有机融合，打造出一套完备的科技金融风险评价体系。最终打破银行与科创型企业的专业与技术壁垒，为银行资本支持科技研发、成果转化提供科学依据。

展望2026年，科技创新将是中国实现产业升级、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路径，而金融则是支持科技开发、成果转化、产品商业化和产业化的重要推动力。科技金融的发展不再仅仅是两个维度的简单叠加，更是在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作用下的深度融合。构建高度适配科技创新周期的现代金融体系，不仅是金融业回归本源、服务实体经济的时代命题，更是中国以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战略基石。

来源：金融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