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霞/文

邮轮驶入苏伊士运河，是在一个粉红色的清晨。

我醒来时，窗外已不是昨日红海的深蓝。两侧是土黄色的岸，岸上是土黄色的沙漠，沙漠尽头是土黄色的山。整个世界被一种单调的赭色统治着，唯有东方的天空孕育着温柔的犹豫的带着水汽的玫红，正从西奈半岛的荒凉中一点点挣脱出来。

苏伊士运河东岸（欧阳霞 摄）

苏伊士运河：分割与连接

我跑上顶层甲板，那里已经站满了人，每个人都举着相机，每个人都沉默。苏伊士运河就在脚下，不过二三百米宽，像一把刀，将非洲与亚洲利落地切开。船行得很慢，慢到可以看清岸上每一块石头的纹理，慢到可以听见河水轻轻拍打船舷的声音。这缓慢是因为运河水浅，浪大会损坏堤岸，每年数以万计的船只从这里经过，每一艘都是这样小心翼翼地谦卑地滑过，像信徒进入圣地。

苏伊士运河西岸（欧阳霞 摄）

西岸是非洲，绿色的庄稼地星星点点，偶尔闪过一片矮房，一座宣礼塔，几声鸡鸣狗吠。东岸是亚洲，西奈半岛的荒漠在晨光中一寸寸亮起来，没有树，没有人，只有风与沙亿万年不变的纠缠。三千多年前，有一个叫摩西的人，曾带领他的族人从那边渡向这边。或者，是从这边渡向那边？历史的方向总是模糊的，唯有这海峡依旧，像一道永不止息的叹息，分割着土地，也连接着记忆。

《圣经》中说，耶和华在燃烧的荆棘中召唤摩西，让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往应许之地。而此刻我站的地方，正是那古老传说的舞台，只是海水已经分开又合拢，追兵已经沉没又腐朽，唯有这片土地，依然承载着无尽的出走与归来，奴役与自由，苦难与盼望。

船走了整整十二个小时，终于抵达塞得港。奇怪的是，一路上没有遇见一艘相向而行的船。也许，今天所有驶过运河的船，都和我一样往北去，往地中海去，往那个叫“欧洲”的更文明的世界去。

塞得港：微笑与戒备

塞得港，埃及北方的门户，地中海南岸的港口。

下船前，船方反复叮嘱：注意安全，保管财物，此地江湖险恶。我摸了摸口袋里的护照和现金，把它们塞进最贴身的内袋，然后跟着人群，踏上了埃及的土地。

塞得港（欧阳霞 摄）

天色渐晚，街头有些凌乱，垃圾在墙角堆积，流浪猫在垃圾堆里翻找。但远没有想象中恐怖，或者说，恐怖的不是这里的街道，而是我们心里预设的那个“埃及”。街上的人们看见我们这群黄皮肤黑眼睛的异乡人，露出好奇而友善的笑容。一位父亲拉着孩子走过来，请我与他们合影；马路对面的交警大叔，在指挥交通的间隙，冲着我的镜头咧嘴一笑；一辆飞驰而过的轿车突然减速，车窗摇下，两个年轻人探出头来喊：“ChineseorJapanese？”，“Chinese”我们回答。对方立刻兴奋地喊出一句生硬的“你好”。我们继续往前走，以为就此别过。没想到那辆车竟在前面的路口掉头，又开到我们身边停下。那位刚才喊“你好”的小伙子下车，挠挠头，冒出一句粤语：“你好！”，原来他曾经在广州工作过一年，中国是他心里一段温暖的回忆。他说完，摆摆手，上车，消失在暮色里。

塞得港街头（欧阳霞 摄）

天黑后回船，在码头附近遇见一家四口。父亲是医生，正带着妻儿散步。两个小孩子大眼睛，长睫毛，像画里走出来的天使。他们好奇地望着我们的船，那艘停泊在港口的白色巨轮。当他知道我们乘坐着这艘船正在环游世界，医生大叔笑起来，指着自己的孩子，幽默地说：“把他们带上去吧。”

我们听到了太多关于这里“江湖险恶”的警告，关于动乱与死亡的消息。可是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位普通的父亲，一个愿意把自己的孩子托付给陌生人的埃及人。我们在陌生的地方，常常做着不必要的防备，但当你放下戒备，报以一个真诚的微笑，你遇到的往往也是另一个真诚的微笑。

开罗：灰烬与永恒

第二天清晨，乘车前往开罗。

高速公路的关口，荷枪实弹的士兵三三两两；路边偶尔闪过被烧得漆黑的建筑，像一块块丑陋的伤疤。风卷起垃圾，在公路上打着旋。这个国家正在经历的阵痛不是报纸上遥远的“新闻”，而是车窗外伸手可触的现实。

开罗老城（欧阳霞 摄）

开罗就在这样的灰蒙蒙里出现了。天空是灰色的，建筑是灰色的，行人的脸也是灰色的。尼罗河从城中流过，可河水并不如想象中那般碧蓝，它沉静地疲惫地流淌着，仿佛看尽了几千年的兴衰，已经不愿再为任何王朝泛起波澜。

尼罗河（欧阳霞 摄）

埃及国家博物馆旁边，有一座被烧焦的政府大楼。导游说，那是前总统穆巴拉克的办公大楼。人民推翻了他，也烧毁了他存在过的痕迹。

导游叫高大伟，三十多岁，典型的阿拉伯面孔，却操着一口流利的汉语，特别书面化的口语，文绉绉地带着成语和俗语，听起来又可爱又幽默。他说他只在广州待过，没去过中国其他地方。他说起穆巴拉克时，语气平淡，像在讲述一段与自己无关的历史。但说到最后，他叹了口气：“埃及不穷，有石油，有运河，有旅游资源。可是这些年来，人民得到的东西太少了。”

开罗街头（欧阳霞 摄）

在前往金字塔之前，我们走进了埃及国家博物馆。

这是一座陈旧而拥挤的建筑，粉红色的外墙已经斑驳，门口的保安懒散地倚在石狮旁抽着烟。可是当你迈过那道门槛，你就走进了一个令人震惊的被时光封存的世界。

埃及国家博物馆广场（欧阳霞 摄）

博物馆只有两层，却塞进了十二万件文物。光线昏暗，许多展柜的玻璃蒙着薄灰，标签泛黄，有些解说牌上的英文拼写错误。可正是在这种不加修饰的甚至有些破败的氛围里，那些千年古物反而显得更加真实，更加贴近它们本来的样子。

在一楼，巨大的雕像塞满了走廊，法老们端坐在那里，黑色的眼睛凝视着你。图坦卡蒙的父亲阿肯那顿站在那里，瘦削的脸庞、突出的下颌、细长的眼睛，与所有其他法老都不同，他曾试图改革宗教，废除众神，只崇拜太阳神阿吞，最终改革失败，名字被后世抹去，可他的雕像还在这里，带着一种近乎忧伤的神情。拉美西斯二世也在那里，这位活了九十多岁、生了上百个孩子的法老，一生都在建造神庙和为自己立像，他相信这样就能获得永生。现在他真的还在这里，两千年后的我们站在他面前，仰望他年轻的面孔。

二楼有图坦卡蒙的宝藏。这位十九岁就死去的少年法老，因为墓穴没有被盗，让现代人得以一窥三千三百年前埃及的奢华。他的黄金面具是博物馆的核心文物，被单独陈列在一个恒温恒湿的玻璃柜里，四周永远挤满了人。我挤到前面，隔着玻璃与他对视。那面具不大，刚好包裹一个少年人的面孔，纯金打造，线条优美而柔和。他的眼睛是用黑曜石和石英镶嵌的，在幽暗的灯光下，竟然有一种奇异的近乎活人的光泽。他直视着前方，嘴角微微上扬，既不悲伤，也不欢喜，只是平静地永恒地看着每一个从他面前经过的人。

图坦卡蒙的旁边，是其他法老的遗物：战车、床榻、首饰、香水瓶、化妆品罐子。有一把图坦卡蒙的椅子，椅背上刻着他与妻子安克姗娜蒙在花园里相处的场景：少年法老靠在椅背上，年轻的妻子正为他涂抹香膏，阳光透过葡萄架洒在他们身上。这是一把三千多年前的椅子，可画面上那两个人的姿态，那相互注视的眼神，让我忘记他们是法老和王后，只感觉他们是两个相爱的年轻人。

博物馆的另一个角落，是“皇家木乃伊陈列室”。我没有进去。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最终选择转身离开。不是害怕，而是不忍。那些曾经统治埃及的君王，生前用香料和麻布将自己层层包裹，用咒语和祭品确保自己获得永生，可他们不会想到，三千多年后，他们会从棺椁里被抬出来，剥去最后一层麻布，陈列在玻璃柜里，供游人围观。

可是，也许这就是埃及给予所有骄傲者的教训：没有什么是永恒的事物，包括法老，包括永生。

金字塔：伟大与破碎

从博物馆出来，继续南行，金字塔终于到了。

我曾在无数照片里见过它：夕阳下的剪影，沙漠中的孤峰，骆驼队缓缓走过，驼铃悠悠。可当巴士在开罗郊区转过一个弯，导游指着窗外说“那就是胡夫金字塔”时，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它就这样突然出现在闹市的一角，没有漫漫黄沙，没有金红夕阳，只有杂乱的住宅楼围着它，像一群聒噪的市民围着一个沉默的老人。开罗的钢筋水泥正在向西蔓延，一寸寸逼近这片古老的土地。金字塔像是困在笼中的巨兽，想要怒吼，却发不出声音。

走近了，才感受到它的庞大。五百多万吨的石块，十万人，三十年——这些数字在书里只是数字，站在塔下，它们有了切实的重量。可是这重量压下来的时候，我感受到的不是敬畏，而是一种奇异的悲伤。

胡夫金字塔（欧阳霞 摄）

高导游说：埃及九成经济靠运河和旅游。动乱以来，游客骤减，靠旅游吃饭的老百姓活不下去了，只能在景区里缠着游客卖纪念品。那几个围着我们喊“one dollar”的孩子，用汉语、日语、韩语从一数到十，拽着我们的衣角往口袋里塞东西，强行让游客付钱。牵骆驼的人让你免费骑上去，如果不给够钱你就别想下来；警察站在旁边，不但不管，自己也伸手要小费。

金字塔景区商贩（欧阳霞 摄）

伟大属于古埃及，那么今天的埃及呢？

第二座金字塔是哈夫拉金字塔，塔顶还残留着一层白色的石灰岩外壳，像戴着一顶破旧的白帽子。它和狮身人面像一起，无数次出现在照片里。可真见了狮身人面像，才发现它不过五六层楼高，摄影师的镜头让它显得与金字塔一样伟岸，就像时光让它显得与法老一样永恒。

狮身人面像（欧阳霞 摄）

站在它面前，我想起先知以西结的话：“埃及必不再有君王”“我必使地荒凉。”这话说得太狠，却太像眼前的现实。法老的雕像还在，法老的国家却早已消失；金字塔还在，建造金字塔的人却不知去向；尼罗河还在流淌，可河水里流淌的已是另一群人的悲欢。

同行的朋友说：“从那以后，我倒希望我永远没到过金字塔。因为那样，我才能在心里对它保持最原始的敬畏。”是啊，有些地方，向往久了，反而最好不要抵达。因为抵达之后，你再也无法用想象去装点它，只能面对它赤裸裸的有时令人失望的真相。可转念一想，也许旅行的意义正在于此：它剥夺了你想象的权力，却给了你真实的力量。你站在金字塔下，感受到的不再是“伟大”，而是“存在”。这存在包含了五千年的光阴，也包含了今天的喧嚣与混乱，包含了法老的荣光，也包含了那个拽着你衣角的孩子眼里的渴望。

归途：阳光与记忆

回到塞得港的那个傍晚，我们遇见了曾先生。

曾先生是个台湾人，在开罗工作，偶尔到塞得港出差。听说我们的故事后，他热情地邀请我们去当地一家穆斯林餐厅吃开斋饭。那是伊斯兰历的斋月，穆斯林从日出到日落禁食，只有晚上七点半以后才能吃饭。餐厅免费向所有人开放。对穆斯林来说，请人吃饭是一种善行，是对饥饿的理解，是对食物的珍惜。

我们坐在餐厅里，周围全是衣着光鲜的穆斯林。男人们高鼻深目，络腮胡修剪得整齐，西装合体，眼神深邃。女人们裹着精美的头巾，面容温婉，眉眼如画。我再也没见过比这里更美的人类了。姑娘们对我们好奇，不时投来悄悄的一瞥，然后捂着嘴和同伴耳语。

第二天下午，我们在街头买甜点，语言不通，比划了半天也说不明白。正着急，旁边一个裹着黑纱的穆斯林姑娘忽然开口，竟是一口标准的普通话：“请问，我可以帮你们吗？”我惊呆了。原来她曾在开罗学中文，毕业后回到家乡。她说起汉语时，脸上有一种温柔的光。我们请她一起吃甜点，她摇摇头说：“我在封斋，要到晚上才能吃。”

“你往哪里去，我也往那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那里住宿。”这是《圣经·路得记》中，路得对婆婆拿俄米的誓言，却像极了旅行者对陌生土地的告白。你去了，你看见了，你就与那里发生了关系。从此以后，那里发生的每一件事，都与你有关。

离开埃及的那个清晨，船再次驶入苏伊士运河。两岸的景色与来时一样：西岸的绿，东岸的黄，南方的荒漠，北方的海。只是我心里有什么东西不一样了。金字塔的影像还在，博物馆里那些面孔还在，塞得港的笑脸还在，被烧焦的政府大楼还在，那些围着我们喊“one dollar”的孩子眼里的光还在。它们混在一起，像埃及的阳光与灰尘，分不清哪些是光，哪些是灰。

船缓缓驶向地中海。我站在甲板上，回望那片渐渐模糊的土地。太阳正在升起，将整个埃及染成金黄。那是法老的金黄，是沙漠的金黄，是麦子的金黄，也是灰烬的金黄。我想起博物馆里那些法老的雕像，他们曾经也拥有这样的金黄，如今他们静静地坐在那里，脸上带着两千年前的表情。图坦卡蒙还在凝视着他那个永远抵达不了的远方，拉美西斯还在等待他那些永远回不来的子孙。

《传道书》里有一句著名的话：“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可埃及告诉我：日光之下，每一件事都是新的。每一粒沙都在移动，每一条河都在流淌，每一张面孔都在笑或者哭，每一个时代都在死去又重生。金字塔还在，但建造金字塔的人早已换了无数代；法老已经不在，但埃及人还在，他们还在吃开斋饭，还在用汉语说“你好”，还在抱着孩子指着陌生人的船微笑。

埃及从来不是一个地方，它是一种状态。在阳光与灰烬之间，在伟大与破碎之间，在永恒与瞬时之间，它就这样存在着，不辩解，不哀求，不回头。

而我，只是一个偶然经过的旅人。带着一身的埃及阳光，和一襟的埃及灰烬，继续往北，往那个据说更文明的世界去。只是从此以后，无论走到哪里，只要听见“埃及”这两个字，我的心都会轻轻颤动。

埃及啊，我未曾忘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