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孙树强

《〈凡尔赛和约〉的经济后果》如一枚重磅炸弹，震动了国际舆论场，这本书的出版也使凯恩斯在国际上名声大噪，但在《〈凡尔赛和约〉的经济后果》出版后，欧洲的政治僵局和经济困境持续发酵；同时，《〈凡尔赛和约〉的经济后果》中还有很多问题没有得到深入探讨，这促使凯恩斯再次提笔，在1922年出版了《条约的修正》一书，这本书延续了他对《凡尔赛和约》的批评，但书中的内容更具建设性，集中提出了具体的政策修正与制度设计建议。凯恩斯在这本书中要完成两个任务：一是对事件的历史进行记录，并对彼时所发生的事实进行陈述，二是对欧洲应该何去何从给出若干建议，与记录和陈述相比，这项任务更重要。凯恩斯主张，应该减轻德国赔款负担，推动欧洲经济协作，建立新的金融与制度安排。

与《〈凡尔赛和约〉的经济后果》洋洋洒洒、嬉笑怒骂的写作风格不同，《条约的修正》充满了理性分析和逻辑推演。如果说《〈凡尔赛和约〉的经济后果》是充满感情义愤与悲情警告的檄文，那么《条约的修正》则是着眼于实际的冷静建言和执着呐喊。对于《〈凡尔赛和约〉的经济后果》中所讨论的基本议题，凯恩斯仍持旧议，没有新的惊人之语可以添缀。这本书中充满着数字计算和严谨分析，正如凯恩斯所言，他是在用这些数字来衡量事实的情况，而不是把它们当作爱恨情仇的文学表达。

毫无疑问，凯恩斯的这本著作会非常受德国民众的欢迎，1924年德国经济学家甚至集体提名凯恩斯作为诺贝尔和平奖的候选人，在推荐信中他们写到：在他（指凯恩斯）广为阅读的著作《〈凡尔赛和约〉的经济后果》和《条约的修正》中，他为世界树立了一个范式——以客观、公正的方式洞察《凡尔赛和约》的影响。英美世界及中立国家接受“彻底修订凡尔赛和约不仅符合德国利益，更符合整个文明世界利益”的观点，正是凯恩斯著作所促成的成就。他向世人证明，科学研究超越国界、独立于真相。基于这些理由，我们提名他获得和平奖。略显遗憾的是，最终凯恩斯并没有获得这个和平奖。

关于德国赔款规模的商定

《条约的修正》这本书的目的非常简单，就是要对赔款问题的认知提供一些新的事实和材料。《凡尔赛和约》于1920年1月10日正式批准生效，除去那些需要进行公投来决定去留的地区之外，有关疆界的条款于和约生效之日开始执行。在1920年，德国也就特定的物资和赔款如约完成了任务，从法国和比利时掠夺而来的大量有主财产都物归原主，德国也交出了其商业船只。同时，还交付了一些染料和一定数量的煤炭。这里有必要就煤炭多说一句，因为对于赔偿来说，煤炭问题具有相当的重要性，这不仅是因为它是德国进行赔款支付的重要形式，而且也因为煤炭的供应对德国国内经济复苏也会产生影响。直到1921年年中，德国的赔款几乎全部都是用煤炭支付的。但是，德国没有支付任何现金，因为有关赔款的具体数额仍然迁延未决。从1920年4月开始召开的一系列会议最终议定了德国赔款的最终数额。

首先是1920年4月下旬在意大利圣雷莫召开的会议，但遗憾的是，这次会议上各方分歧较大，没有就德国赔款的具体金额达成一致意见。接下来的5月和6月，协约国又在海斯召开了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协约国对德国每年须支付的最低赔款额应与其经济复苏相协调之原则达成了一致意见，甚至会上也提到了具体数字，即要求德国在35年之内，每年支付30亿金马克的最低赔款额，这样算下来德国至少需要支付1050亿金马克的赔款，但这次会议仍然没有敲定赔款金额。7月召开的斯帕会议继续研究赔款金额问题，虽然这次会议也没有就赔款金额达成一致，但这次会议的意义在于，政治人物第一次和德国以及协约国的专家们以公开会议和私下会见的方式，面对面地进行讨论。斯帕会议也没有议定什么方案，但这次会议发出了一种信号，表明事情已经有了积极进展。

1921年1月，在巴黎又召开了一次会议，巴黎会议向德国提出的赔款要求由确定和不确定两部分组成。确定部分要求德国在两年内每年支付1亿英镑，接下来的3年每年支付1.5亿英镑，之后的3年每年支付2亿英镑，再之后的3年每年支付2.5亿英镑。最后，在31年间每年支付3亿英镑，所有这些赔款均以黄金进行支付。不确定的部分则难以计算赔款的具体数值。与之前的历次会议一样，巴黎会议所确定的赔款金额也不是定论。最终，1921年3月至5月，在伦敦召开了两次会议，最终议定了德国的赔款金额，为1320亿金马克。凯恩斯认为，虽然伦敦会议确定了德国的赔款金额，但因为赔款规模过大，仍然不是长久之计。

凯恩斯对德国赔款金额的建议

赔款问题是横亘在德国与协约国之间的鸿沟，也是影响未来欧洲经济乃至美国经济的关键所在。在德国的赔款总金额中，除了上面提到的1320亿金马克用于赔付抚恤金和赔偿金，还有60亿金马克用来支付比利时的债务，实际的总金额是1380亿金马克。但1320亿金马克中并没有明确说明多少用于支付抚恤金，多少算作赔偿金。对于尚未从战争创伤中走出来的德国来说，这样庞大的赔偿金额，无论如何是难以支付的。

凯恩斯在《〈凡尔赛和约〉的经济后果》就已经预言，一旦赔款条款付诸实施，必将伴随着发生许多灾难。这些灾难之所以到目前还没有出现，是因为关于赔款的条款还没有真正实施。现在关键的问题是，赔款虽然没有得到执行，但条约也没有得到修正，前景仍然是不确定的。当时，欧洲的经济组织中，在通货管制、公共财政以及外汇方面，与过去相比仍是一样糟糕，没有大的改善，大部分欧洲国家仍没有实现支出与收入的良好平衡，以至于通货膨胀一直在延续，货币价值面临着巨大的不确定性，当前主要目标应该是给各国财政部长设定一个在未来5年内能够明智地加以解决的问题。

真正的良方在于降低赔款数额，使其达到一个合理的数字，部分或全部取消德国的赔款以及协约国内部的债务，这是凯恩斯的主要建议。凯恩斯认为，那些不打算接受这些建议的人，必不能自命对欧洲的重建怀有严肃的兴趣。按照凯恩斯的想法，应该把1380亿金马克修改为360亿金马克，其中300亿用于支付赔偿金，60亿用于支付比利时的债务。在凯恩斯看来，应该免去对德国提出的抚恤金要求，因为抚恤金的存在，使协约国的索赔在可以满足与无法被满足之间划出了一条清晰的界限。按照凯恩斯的分析，如果对德国的赔款要求是360亿金马克，德国竭尽全力倒还是有可能满足的；如果把规模较大的抚恤金加入进来，就远远超出了德国的偿付能力。凯恩斯的最终建议是，德国每年支付12.6亿金马克（6300万金镑），共计30年，另留出10亿金马克，援助波兰和奥地利。这样的赔款水平，足以恢复战争对法国造成的损害，也可以给德国喘息之机；不仅要让德国赔付得起，还要细水长流。

而不顾一切地去压迫德国、榨干德国，绝非明智之举。凯恩斯在书中写道：“把刀架在德国的脖颈之上，从中攫取一笔赔偿金，让德国承担如此之重的负担，以至于她绝不会出于自愿偿还我们，而且我们还要一直坚持这般作为，直到《凡尔赛和约》的所有制定者皆已长眠，埋进了他们本国的英烈祠，如此这般，既不仁慈，也不智慧。”

德国赔偿资金来自何处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偿还外债无外乎这么几种形式：在增加财政收入的同时压缩财政支出，扩大财政盈余的规模；在扩大商品和服务出口的同时控制进口，提升顺差规模；还有就是饮鸩止渴的方法，通过开动印钞机来偿还外债。我们可以先看一下德国的财政形势。根据凯恩斯在书中给出的数据，在1921年4月到1922年3月这个财政年度，德国的预算支出金额为935亿马克，这其中还不包括赔款支出，但收入只有590亿马克，财政赤字345亿马克。这样的预算形势，维持正常的财政运行都略显吃力，更不用说赔款了。显然，靠财政系统根本没办法支付对协约国的赔款。

除了财政渠道，可以用来偿债的途径是通过扩大出口来获取顺差，凯恩斯对此也进行了分析。德国要实现出口规模扩大，只能以比其他国家更低的价格来向世界市场提供产品。而要实现压低价格这个目标，一部分要靠压低德国劳动阶级的生活标准，同时还得维持其生产效率，一部分要靠对德国出口行业进行直接或间接的补贴，其代价只能是让德国社会的其他行业来承受。对于其他国家来说，由于德国压低出口品价格，它们所生产的商品必然会在世界市场上受到冲击。凯恩斯写到，毫无疑问，这必会在两年或三年之内，打乱我们的出口贸易，破坏我们的工业平衡状态，这根本就不值得，也就更不用说危及欧洲和平这样的重大影响了。

但现实是，德国在当时的对外贸易是存在逆差的。1920年，德国出口大约为50亿金马克，进口则高达54亿金马克；在凯恩斯写作这本书时所掌握的1921年数据，德国的逆差情况非但没有改善，反而进一步恶化。如此看来，短期内德国通过贸易盈余来支付赔款的希望也非常渺茫。凯恩斯认为，在某种适度的赔款规模下，德国可能还可以兴建新的对外投资项目，而不需要一味地刺激出口，竭泽而渔。如果说财政盈余和贸易盈余都无法依靠，那么至少还有一个杀手锏可以使用，但使用这个杀手锏有非常大的副作用，这个杀手锏就是印钞。

马克汇率崩溃

凯恩斯在《〈凡尔赛和约〉的经济后果》一书中已经谈到了汇率问题，在《条约的修正》中，他进一步讨论了赔款对马克汇率的影响。他指出，一国不可兑换的纸币之黄金价值，可能因两种原因而下跌：一是政府挥霍无度，超出了它通过借贷以及征税所能取得的收入，不得不通过发行纸币来平衡预算，这实际上就是财政赤字货币化；二是这个国家为了购买投资品或偿还债款，要支付给外国人一笔金额不菲的资金，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不得不开动印钞机。

德国面临的就是这种情况。在短期内，汇率还会受到投机的影响，投机背后的影响因素则是预期（anticipa－tion）。这种预期或许有凭有据，或许仅是空穴来风。正是在预期的加持下，上面提到的两个因素可能很快就会发生作用。

马克的汇率崩溃主要是由于要向外国支付赔款，还要用马克来偿还外国投资者的投资，结果造成了马克汇率的大幅贬值。1921年底，德意志银行发行的纸币流通量进一步增加，接近两年前的3倍。有些投资于马克的投资者开始感到担忧，试图减少对马克的持有量。1921年夏季，1金马克大约值20纸币马克，到了1921年12月，1金马克已经飙升至45到60纸币马克。从购买力上看，为了实现各种总体目标，纸币马克在国内的购买力已经3倍于其在国外的购买力，也就是说马克在国外贬值更加严重。凯恩斯预测，如果马克汇率贬值不断持续，国内的价格水平同时进行调整，最终带来的在社会各个不同阶层之间重新分配财富的结果，将会是一场社会灾难。摆在那些肩负德国金融政策之重任的人们面前的，是一个无比困难的问题。

凯恩斯在写作《条约的修正》这本书时，德国的马克流通量和通货膨胀水平还没有高到离谱的地步，所以凯恩斯认为马克正处在移动的沙丘上，不断下沉，任何一个人想要把他对马克的看法建立在可靠的坚实基础上，都是痴心妄想。在之后的几年，德国马克发行规模激增，通货膨胀也已失控，货币体系完全失灵，此时马克已经不是不断下沉了，而是直接跌下了万丈深渊。有这样一个数据，德国在1922年1月的通货膨胀指数是100，到1923年11月已经飙升至100万亿，马克实际上已经成为废纸，现金成为最危险的资产持有形式。德国的这次通货膨胀经历是人类经济史上十分惨痛的记忆之一，是货币发展史上耀眼的负面实践，正是这次货币混乱直接奠定了后期德意志银行把通货膨胀视为头号敌人的稳健基调。

协约国内部债务的处理

一战期间，协约国向美国借了大量的债务，战后也面临着偿债问题。在凯恩斯写作《条约的修正》这本书时，协约国向美国做出的现款偿付还没开始，负面影响还没显现出来。凯恩斯认为，在这些战争债务的偿还过程中，美国的工业将会受到损害，这主要还不是因为各协约国努力偿还战争债务时在廉价商品方面对美国工业形成的竞争，而是因为协约国方面无力像过去那样，按照通常的规模从美国购入产品。协约国政府为了还债，必将尽力搜罗资金，而所用手段主要还不是多卖，而是少买。因为要减少进口较为容易实现，至少还可以动用关税这样的手段，而要刺激陷入衰退的出口，却没有简单易行的办法。对于美国来说，美国的出口商人不可能猝然改变既有的生产布局，一开始或许还可以通过降价来应对一时的局面，但这种办法势难长久，苦撑一段时间之后，出口商势必要缩小业务范围，甚至完全放弃原有的出口业务。因此，凯恩斯同样建议减少或免除协约国所欠美国的债务。

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凯恩斯已经在使用一般均衡分析方法来思考经济问题。国际贸易的均衡是建立在世界上不同国家之间农业与工业之间复杂的平衡关系之上的，是各个国家在劳动力和资本使用上专业化的体现。对于一个处在相互联系中的各国经济，试图实施以邻为壑、追求绝对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政策，最终可能会通过复杂的反馈链条反噬自身。一旦贸易平衡被打破，只有经过相当长的时间和艰难的调整，新的均衡才能够建立起来。在国际经济联系之中，应该秉承的思维是正和博弈，而非零和博弈。

凯恩斯的宏观经济思维在这本书中得到了继续发展，与微观分析相比，他更着眼于总产出、就业、国际贸易总量等指标，对赔款引发的欧洲总需求萎缩、失业率上升和经济衰退提出了警告，对美国的国际贸易前景也进行了分析，其宏观思维框架已经略见雏形。

国际借贷的重要作用

凯恩斯在书中也强调了国际借贷的重要性。当一个国家无法独自地依靠自己的资源走上发展道路时，可以在国际借贷的框架下，获得先进国家一时之助力而实现进步。如此，双方可以相互受益，资金借入国获得发展，收益丰厚，资金借出国可以获得本息收入。一战结束后，美国就向欧洲提供了规模较大的贷款，帮助欧洲渡过了一段艰难的时期。

此时凯恩斯关于国际借贷的思考是二战行将结束之时（1944年）召开的布雷顿森林会议上其所提建议的思想萌芽，布雷顿森林会议奠定了二战后国际贸易和国际货币体系的基础。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凯恩斯和美国的哈里·怀特是主角，二者为了维护各自国家的利益互相博弈。为了解决各国的国际债权债务问题，凯恩斯建议成立国际清算同盟，建立多边清算机制，并发行一种称为班科（bancor）的超主权货币作为清算手段。怀特则建议成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并实施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货币与美元挂钩的国际货币体系。由于二战之后英国经济地位的衰落以及美国经济的崛起，最终怀特的建议得到了实施，奠定了美元作为主要国际化货币的基础。

凯恩斯认为，《凡尔赛和约》湮没了世间的公义、温情和智慧，沦为战胜国一时泄愤的工具。战争的狂热已然散去，人人都希望实事求是地看待问题。在凯恩斯看来，《凡尔赛和约》的赔偿条款实在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在大庭广众之下，不吝于表达自己的观感，现如今已经不再是什么毫无意义的鲁莽之举了。由于时移势易，情势变了，人们逐渐认识到原来的赔偿办法无以为继，继续执着于原来的赔偿金额将会带来实际的损害。此外，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在感情上也不再如之前那样坚决。这样，对于一些基于事实的论证，也渐能入耳，这是凯恩斯写作《条约的修正》时的舆论背景。《条约的修正》不如《〈凡尔赛和约〉的经济后果》那样广为人知，也不如《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那般构建了宏伟的理论大厦，但这本书是在重要的历史关头以理智的思考、严谨的分析试图改变欧洲经济航向的时代之作。与《〈凡尔赛和约〉的经济后果》一样，凯恩斯的一些经济思想在这本书中也不时有所体现，是其宏观经济思想发展历程中的一个重要节点。

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在《凯恩斯传》中写到：“凯恩斯不仅因此（指撰写《〈凡尔赛和约〉的经济后果》）一举成名，而且让经济科学对将来世界的形成发挥了作用。过去的那个世界里的统治精英留下了一个烂摊子，正需要一批科学家去清理和接管，这一信息对新生一代是非常有吸引力的。但这也立即提出了一个让凯恩斯困惑不已的问题：我们从19世纪继承下来的经济学是否能足以胜任这个接管和清理的任务？或者说，这个传统经济学作为旧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否也已被战争所扫除了呢？他为这个困惑又奋斗了整整16个年头。他给出的最终答案便是那本《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