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特殊的研究所

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下称“北生所”）是一个特别的研究所。它规模不大，却在过去20年里，成为了中国科学界一处高地——这里不仅出现了邵峰、李文辉等多位做出诺奖级工作的科学家，还孕育出了百济神州这家市值超三千亿的全球性药企。

其秘诀，源于它自诞生起就背负的使命：作为中国科技体制改革的试验田，探索前沿基础研究、培养顶尖人才。

2022年秋天，经济观察报第一次采访北生所的科学家。

在炎明生物的办公室，邵峰刚刚从美国领完威廉·科利奖，这是肿瘤免疫学界顶级大奖。邵峰有多重身份，他是北生所学术副所长，也是炎明生物的联合创始人。

早在2019年，因发现人体细胞内对病原菌内毒素LPS炎症反应的受体和执行蛋白，邵峰就获得了未来科学大奖。拿奖后，他很快创立了炎明生物，希望将实验室成果转化为肿瘤和炎症领域的创新药物。

未来科学大奖被《自然》杂志称为“中国的诺贝尔奖”，由杨振宁发起，是中国本土公认最重要的科学奖项。设立至今10年里，生命科学领域共有袁隆平、王振义、施一公等14位获奖者。从获奖名单来看，北生所是最大赢家，邵峰、李文辉、柴继杰、周俭民等4位获奖者的主要科学发现都是在这里完成或启动的。

因为发现乙肝病毒受体，李文辉成为北生所第二位获得未来科学大奖的科学家。2022年领奖时，新冠疫情防控即将走向尾声，李文辉参与创办的华辉安健正艰难地同时推进新冠药物和乙肝药物的研发。他走上台，一口气说了十几次感谢，除了妻子隋建华、老师、学生和同事，他还感谢了各级政府和这个时代。

李文辉获奖的研究，最终在华辉安健成功实现了转化，现在，全球病毒性肝炎领域第一款单抗药物已经在这里诞生，成为第一个从北生所孵化出来的源头创新药物。

在北生所，集科学家、企业家身份于一身的人有很多，所长王晓东，2004年成为改革开放后中国第一批留学生中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的第一人。47岁回国创办百济神州。55岁再次创业，与人共同创建维泰瑞隆。

2026年1月，在王晓东的办公室，他向经济观察报聊起他为北生所创新搭建的机制，也聊起这些年创业交过的学费。他幽默，豁达，爱开玩笑。

为什么连续创业？他说自己是白羊座，容易脑子发热，一冲动就上贼船，上了就只能克服困难往前走。玩笑话之外，他给了另外的答案：科学家应该主动去解决人类的重大疾病问题。

自诞生之日起，北生所就带着“中国科技体制改革试验田”的历史使命。22年间，王晓东在这里试种了两种“庄稼”。“老庄稼”是探索科研新机制、拓宽人类认知边界；“新庄稼”是捕获科学研究的社会价值，打通科研转化路径。

市场和时间给了这些科学家丰厚的回报。2021年，百济神州成为全球第一家三地上市的生物医药公司。现在，百济神州A股市值已超3000亿元，2025年收入382亿元。

百济神州之后，北生所的科学家成立了多家具有原创成果的创新药企，它们虽然还没有上市，但在2022年完成的融资总额，就已超过北京市对北生所的累计直接资助规模。这在客观上形成了地方政府支持基础研究、科技创新反哺区域经济的闭环。

这是一个特殊的研究所，这是一群特别的科学家——在学术界，他们刨根追底，对整个宇宙感兴趣。他们努力做最重大、最有价值的科学问题，发表被同行仔细研读的重磅论文，拿国内外顶级科学大奖，在国际学术会议上作重磅报告。

在工业界，他们亲自下场，和全球同行贴身肉搏。在九死一生的新药创制赛道，他们品尝成败的甜蜜和苦涩。他们熬过了行业寒冬期，得到了资本的青睐。在跟随式创新占据行业主流时，他们把一个又一个源头创新分子推向临床，甚至市场。

他们梦想高远，又能惠及老百姓。他们研究着癌症、乙肝、炎症、肺纤维化、衰老......那些人们最恐惧的疾病，是他们最热爱的科学课题。

它为何能庇护“天才”

2025年6月，饶毅专门发文提出了“北生所疑问”：“北生所是靠什么优点，聚焦和支持了邵峰、李文辉、柴继杰、周俭民、张宏、朱冰、张二荃等年轻人？为什么支持了李文辉、张二荃这类没有‘帽子’、显眼文章偏少的科学家，即使在他们年轻、产出较低的时期？”

饶毅可能是最有资格提出这个问题的人，他是北生所的创建者之一，并曾担任首任学术副所长。当然，他也是最知道答案的人。

科学创新，靠人，也靠机制。要让优秀的年轻人脱颖而出，最清晰的路，是建造一个能屏蔽外界噪音的体系。北生所为这个体系立下了三根支柱：稳定的经费以及高水平的人力和技术支持、五年一次的国际评估、纯粹的科研氛围。

1、支持“科学豪赌”

“这件事很难，最后很可能是一场空。”决定回国前，李文辉对王晓东说。“你都不怕失败，我们还怕什么？”王晓东回答，“所里会全力支持你。”

2007年前，李文辉在哈佛大学医学院工作，已经是享有名气的病毒学家。他想离开原本顺利开展的HIV（艾滋病毒）研究，因为做HIV的人挺多的，研究的问题已经很细了。他想，科学应该对人的疾病能有帮助，能解决的疾病越大、越重要越好。乙肝恰好是这样的领域，而且里面有很多重要问题还没有被解决。

乙肝病毒是困扰人类最深的病毒之一，每年导致上百万人死亡，仅在中国就有近1亿感染者。与此同时，已有药物均无法根治乙肝，患者须终身服药。受体是病毒入侵的第一道门，只有找到它，才能了解乙肝感染机制，从而开发更有效的药物。40多年来，无数科学家致力于此，但都无功而返。

李文辉决心去寻找乙肝受体，这是他理想中的“难而正确的事”。但在美国，乙肝不在疾病谱前端，支持基金很少。他回到中国，加入了那个唯一能支持他做这场豪赌的研究所。

2012年，李文辉实验室在世界上首次发现了乙肝病毒和丁肝病毒感染人体细胞的功能受体为钠离子牛磺胆酸共转运蛋白（NTCP）。这被视为过去30年来，在乙肝研究领域最重要的、里程碑式的发现。这一发现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研究乙肝病毒的技术手段，也让针对病毒入侵环节的系统性药物筛选成为可能。他赌赢了。

后来，李文辉透露，在实验最关键的那段时间，因为神经高度紧张，他的手臂会不受控制地抖动，刷牙时会不由自主地干呕。

李文辉发现乙肝病毒受体那年，汤楠在美国做完博后研究，回国加入北生所。选择北生所的原因，一是这里的科研氛围，二是这里可以让她做想做的事。

北生所尊重科学家的个人判断，研究方向由科学家决定，这是对很多科学家的极致吸引。做真正重大的、有意思的方向，是许多科学家的梦想，但即使在美国，很多人也不得不继续做博后期间的研究，因为做新领域很难申请到资助。

回国后，汤楠几乎没继续博后时期做的肺气管发育研究，转而投向她认为更重要领域：肺再生与肺疾病。

肺是维系生命的重要器官，肺癌、慢阻肺、肺纤维化等危及千万人生命的疾病都和肺再生机制息息相关。赴美留学前，汤楠当过4年医生，她非常清楚肺再生研究意味着什么。但是，肺研究当时在国际学界很冷门，20年里几无进展。原因很现实：在全球，得肺病的多是穷人，制药公司不愿投钱，研究经费也难申请。

北生所欢迎这样的前沿探索。在这里，汤楠选择从肺再生入手。这是一片科研无人区，连续几年，她毫无头绪，始终未能寻得研究突破口。但她心态很好，相信只要把模型建好，扎扎实实做好基础工作，总能找准切入点。

坚持最终也带来了回响。最近几年，汤楠团队在肺再生与疾病的生物学机制上取得一系列突破，系统揭示了特发性肺纤维化发生的关键细胞与分子机制，并且在治疗肺纤维化等难治性疾病方面取得了可喜进展。

2、给足经费，给足时间

2023年，未来科学大奖第三次选中北生所做出的成果。那一年，柴继杰和周俭民共同获奖，获奖成果是他们从加入北生所起就开始合作研究的课题。

2003年的一个雪天，在美国纽黑文国际机场附近的一家酒店，两个年轻人第一次相遇。在那里，北生所进行了首次公开招聘面试，柴继杰和周俭民同时成为北生所首批PI（研究负责人）。

北生所给了他们一份具有相当吸引力的待遇：200万元科研经费、80万元安家费、30万元税后工资。同一时期，北大教授年薪还不到10万元。

除了待遇高，更让他们心动的是，这些经费不需要打破头去跟别人竞争、去走关系。周俭民说：“我特别怕跟人打交道。在北生所，我专心做事就行了。”

2004年，在北生所红色4层建筑里，两人再次相遇，他们的实验室都在二楼，面对面。柴继杰是结构生物学家，博后阶段在施一公实验室研究细胞凋亡，开始在北生所独立做科研后，他希望找有别于过去的研究方向。周俭民是植物免疫学家，正在关注困扰了学界几十年的植物抗病问题。做实验之余，两人偶尔一起聊天，周俭民就和他讲自己这个研究方向为什么重要。

植物和动物一样有免疫系统，具有抵抗病虫害的能力，这早已是植物学界的共识。但在上世纪90年代之后，植物的免疫系统如何对抗病虫害、如何在分子的水平行使生物学功能，成了科学家们始终难以求解的谜题。几次交流后，他们达成共识：常规的研究手段已经穷尽，结构生物学手段或许大有用武之地。

2019年，他们首次完成了抗病小体的发现和功能解析，这被视为植物先天免疫领域的里程碑发现，两人也成为科学家互赢、取长补短的楷模。

虽然他们已经先后于2010年、2012年离开北生所，但至今他们仍认为北生所对他们的研究生涯有不可取代的意义。一起拿奖那天，站在台上为他们宣读获奖理由的人，正是王晓东。

2011年，在柴继杰离开北生所后不久，年轻的张二荃带着他全新的目标课题搬进柴继杰曾经的实验室，成为这里的新主人。

和这里的很多科学家一样，张二荃研究的生物节律领域冷门、复杂，需要长时间“坐冷板凳”。2020年，他从近万种候选化合物中，筛选出可以调节生物钟的虫草素。2025年，他又揭示了一种名为RUVBL2的P-环NTP酶在生物钟调控中的核心作用。至此，他找到了生物钟进化中的核心分子，填补了从蓝藻到人类生物钟进化路径上的关键空白，这是困扰学界数十年的难题。

正是张二荃取得的这些突破性成果，让饶毅发出了“北生所疑问”。饶毅认为，如果张二荃的工作进一步经时间考验、经全世界验证，很可能成为中国迄今在生命科学基本概念上最重要的突破。

这些成果，是张二荃到北生所9年后才陆续做出来的。做昼夜节律研究实验周期很长，一个实验以星期为单位，而其他实验室的实验往往一天就可以迭代好几轮。他回国12年后才开始发CNS（细胞、自然、科学三大杂志的简称）论文，在此之前，他身上没有外界的聚光灯，头上一个“帽子”也没有。在国内其他科研院所，这类没有“帽子”、显眼文章偏少的科学家，要拿到经费都是难事，更不用说获得晋升和待遇了。但在北生所，张二荃没有失去什么。

很多科学家都告诉经济观察报，不设短期考核，是北生所科研机制体系的关键设计。科研就像挖金矿，一旦挖到了，就可能有爆发式的发现。但更多时候，大家是在挖掘的过程中，如果非要中途交成果，可能就把阶段性的东西交出去了，破坏了系统性，很多重大发现就找不到了。

用王晓东的话说，科学家在探索过程中很少能取得真正的成功，因此科学家最怕的，就是在这条本就艰难的路上，再套上重重枷锁：只能走这条路，不能走那条路；只能带两天干粮，第三天饿了再来申请……既然都不知道该怎么在前沿科学探索中走哪条路，那就应该选最好的科学家，让他们自己想哪条路该走。

3、国际同行匿名评审，杜绝人情关系

一流的科研条件和充分的科研自由，必须由一流的成果来验证：北生所的科学家需要接受国际同行匿名评估，5年一次。

考核前，科学家需要把学术成绩、研究思考、未来计划写成材料，由所领导发给本领域10位国际同行，这些同行至少是某个知名大学的教授。这些同行需要书面回答3个问题：依据过去5年的工作，此人若在你们的研究机构能不能得到晋升？此人5年的研究成果，是否有对你们的科研产生影响？基于他已完成的工作及未来研究计划，能不能成为该领域的领军人物？

按照北生所的规定，第一次评估时，前两个问题必须通过；第二次评估时，三个问题都要通过。

在北生所，科学家没有“铁饭碗”，约五分之一的PI因评估未通过而离开。

为何要设计国际同行匿名评估制度？王晓东说，一是保证评估水准，二是杜绝人情关系。如果他本人没通过评估，也一样会走人。

5年的考核周期已经很长，但有不少科学家仍有压力。

从2007年回国到2012年，李文辉只在《生物化学杂志》上发表过一篇关于手足口病的小论文。评估期将至，他的乙肝受体研究尚未取得决定性突破。所长王晓东和学术副所长邵峰在了解情况后，为他破例延期。

几个月后，李文辉发现了乙肝病毒入侵人体的关键受体NTCP。在随后的国际评估中，十封匿名评审信给予了压倒性的最高评价——李文辉把乙肝病毒研究领域至少向前推进了20年。基于此，北生所将李文辉从研究员破格晋升为资深研究员，待遇与经费连升两级。

在李文辉之后，张二荃、董梦秋等科学家，都曾在类似的情况下，获得过关键的缓冲期。

4、不拘一格降人才

拿到未来科学大奖后，人们惊讶于柴继杰的履历。他本科在大连轻工业学院造纸专业就读，毕业后被分配到丹东鸭绿江造纸厂做助理工程师，一干就是4年。到北生所开始独立科研道路时，他已经38岁了。

直到现在，“从造纸厂到科学家”的经历，依然是他身上很重的一个标签。

人们爱听这样的逆袭故事，某种程度上折射出社会对“第一学历”的重视，柴继杰也收到过不同的眼光。从造纸厂考上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研究生时，他班里有9个学生，其中4个来自清华大学。学校对柴继杰的背景难以置信，专门派人到造纸厂去了解情况。

参加北生所招聘面试时，导师施一公带着他驱车前往。柴继杰的面试表现并不理想，一共13位候选人进入最终面试，6人顺利入选，他排在第七位。按常规，面试时要讲自己的Future Plan（未来计划）和Research Plan（研究计划），但他不是个善于表达的人，在对待科学时，他更喜欢去想、去做，而不是去说。

北生所不看重面试者已有的科研成果本身，而是通过这些成果去预判他们未来的发展空间和潜力。个别评委对柴继杰的潜力存有疑虑。最后，王晓东问施一公：“如果柴继杰和你做同一个课题，你给他几分赢面？”施一公回答：“我的胜率大约50%。”

就这样，柴继杰加入了北生所。

2010年，刚刚在美国完成博士及博士后研究的张二荃登上了回国的航班。在几个面试中，他对其中一个机会最向往，也最没底，那就是北生所。

面试核心环节是一场1小时公开报告。讲台上的张二荃太想加入这里了，越是想，舌头越是打结，讲得磕磕绊绊。台下坐着的是中国生命科学领域最敏锐的一批头脑，走下讲台时，他觉得自己肯定没戏了。

投票结果不出他所料，绝大多数人投了反对票。

然而，有两张赞成票，坚定地投给了他。

一张来自饶毅，多年来，饶毅在北大讲授生物钟专题课，对张二荃的研究领域了如指掌。

另一张赞成票多少有些出乎众人意料——它来自邵峰，这位以犀利挑剔著称的科学家，研究的细菌感染与张二荃的昼夜节律相隔甚远。

在与张二荃的一对一交谈中，他们都察觉到眼前这个年轻人确实懂，而且有想法。当时还很年轻的邵峰专门找到所长王晓东，要求招聘张二荃。

面试结束后，自觉希望渺茫的张二荃给饶毅发邮件，询问是否可以申请北大，当时已经是北大生命科学学院院长的饶毅欣然应允。就在他准备动身面试时，北生所的录取通知意外地来了。他问饶毅，该选哪一个？饶毅回复：“of course北生所。”

北生所选人有“三不唯”——不唯出身、不唯论文、不唯学历。北生所选人看重三条，第一是候选人以前做过什么事，第二是想做什么事，第三是能不能把做过的事和想做的事说清楚。王晓东常说：“我们选的是人，而不只是你之前的某个成果。”

苏俊是北生所最年轻的PI，这个1994年出生的年轻人，和许多科学家不一样，他染不同颜色的头发，喜欢探店、逛闲鱼，科研做得沉甸甸，但不苦哈哈。他在香港长大，在德国求学，之所以来到北京，是因为他认为国内只有北生所有条件让他安心做想做的科研。

苏俊面试过两次北生所，第一次是2019年，他才25岁，已经凭借一篇Science论文拿到博士学位。王晓东和邵峰认为他太年轻了，虽然已经有了很好的成果，但只有一个，很难通过面试看出来其中有多少是来自自己的努力，而不是导师的帮助。

2022年，苏俊博士后出站并且又发了一篇Science，他再次参与了北生所的面试。这一次，王晓东和邵峰没问太多和课题相关的问题，而是问他如果到北生所，想做什么样的研究？苏俊回答：“我想完全跳出以前做的方向。”

这一次他如愿以偿。

开始独立做科研时，这个年轻人的实验室面积和所长王晓东的一样大，学生名额也一样多。在国内大多数科研院所，这是难以想象的。

智力生活空间

在北生所，食堂是道风景线，好吃、自在，很多科学灵感都来自饭桌上。经济观察报记者曾几次和不同科学家到这儿吃饭，总能看到正在讨论问题的科学家和学生们。一次，王晓东端着餐盘从旁走过，没有人停下话头，也没有人上前寒暄。

北生所的领导层有一些共性：极高的学术修养和洞察力，对己克制，共享而非攫取资源。王晓东甚至出让自己实验室的资源支持其他PI工作。与多数没有学术领导、只有行政领导的学术单位不同，北生所将学术和行政事务完全分开。在北生所，钱、人事等事务由行政副所长负责，王晓东、邵峰则专注学术，负责带领大家开展学术活动。

“很多压力都在晓东那儿，他就像一把伞，挡住了外面的噪音。”汤楠说。

挡住噪音，在内部开辟纯粹的智力生活空间，让科学回归科学本身——这是王晓东朴素的管理智慧。

每周二晚上的PI Club，是北生所最重要的学术活动之一。在这个关起门来的会上，他们会轮流把自己没发表的、有意思的课题拿出来讲，收到的意见大多是批评性的。

李文辉说：“有些所外的人看到我们这个会，一下子眼睛都睁大了——你们竟然这么直白。”

“碰撞”时常发生。没有收到问题和受到批评的研究要么无趣，要么不够前沿。李文辉觉得，经过了内部最严苛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后，在外参加任何会议时，听到的都是和风细雨。

科学家作报告时，被当场打断是常态。“你为什么这么做”“你这儿不太严谨”“这一步证据不足”“主观成分太多”......或是“你这个很好，我正好有个技术可以跟你合作”。争论时常蔓延到会后的饭桌，有时，有人会说：“晓东，你上次提的意见，我回去查了一下，发现某个细节可能不是那样。”

只要不出差，汤楠一定会参加PI Club。轮到自己作报告时，她会比到任何国际会议作报告还要认真，因为同事们比审稿人更严苛。在她看来，用自己一小时的讲述，换取几十颗顶尖头脑同时为一个问题高速运转，是世界上最奢侈的头脑风暴。

台下，同事们不会想这是不是个好故事，有没有踩中潮流，能不能发表在好杂志上，而是看这个发现是否禁得住琢磨，是否在多年后依然会被人提起，是否是无法绕开的核心发现。北生所PI蒋辉说，王晓东和邵峰都是细节控，提问题一针见血，“不出汗是不可能的”。

北生所内部追求科学品位，如果能靠巧妙办法而不靠堆资源解决真问题，大家会非常欣赏。在PI Club上，如果有人分享没有科学品位的研究，会被同事鄙视，这就是所谓的peer pressure（同行压力）。“当然不会有人身攻击，但自己就会难为情：我怎么会花这么多钱去做这个？”张二荃说。

邵峰是提批评性意见最多的人。张二荃曾因一个学术问题与他激烈争论，第二天略带歉意地去找他沟通。邵峰说：“没关系，我只是说我认为正确的事。”

几年前，邵峰在PI Club上分享他细菌自噬的工作，那个工作非常难，现在已经变成自噬领域的经典研究。当时，邵峰极力给大家推荐在这项工作里开发的高难度技术——将很难定量的细菌自噬水平高低转化成高通量流式细胞仪可分析的定量信号，从而进行全基因组筛选。蒋辉听进去了，并将它用到自己关注的线粒体研究上来，变成了他实验室最常用和核心的技术。

这样的智力生活空间不仅给了科学家潜心研究的环境，也给了学生做好科研、爱上科研的象牙塔。北生所努力营造一种让老师围着学生转，而不是学生围着老师转的小环境，这种环境对学生极具吸引力。

“在我们所，学生地位比PI高。”张二荃说。

这句玩笑背后，是一套严肃的制度设计。王晓东坚持学生录取后必须轮转，这给了学生选择权，也给PI造成压力。

在传统实验室内部，导师是天然的掌权者，而学生几乎处于绝对的弱势地位。但在北生所，由于学生和导师双向选择，口碑差的老师可能招不到学生。如果学生进入实验室后发现和导师不匹配，可以要求换实验室，“no question asked（不需要理由）”。

压迫几乎没有生存的土壤，肆意生长的，是和老师一起啃硬骨头的热情。

北生所无法独立授予学位，学生学籍挂靠合作高校，多年前，曾有学校不允许博士生在读期间生孩子，这个规则在学校里没有碰壁，但被转发到北生所后引发轩然大波。有学生发公开邮件质疑：“我们号称全国最好的研究所之一，怎么能做这种事？”王晓东公开表态：“我完全理解大家，我的第一个孩子就是读博时出生。”最终，这条不合理规定在北生所被豁免。

蒋辉曾经担任北生所研究生院院长，在他看来，让老师围着学生转的核心有二。一是在制度上，北生所排除了院士带几个大帽子教授，下面还有副教授、助理教授这样的大团队。在北生所，导师下面就是博后和学生，导师的时间只能花在学生上，不假手他人。二是北生所多数老师没有行政职务，像研究生院院长这样的岗位，一直是大家轮流兼任给大家服务，没人认为这是个官位，更没人觉得卸任是遗憾。

北生所的“新庄稼”

北生所坐落在北京市昌平区的生命科学园里，距离市中心约20公里。站在生命科学园科学园路中段环顾，可以看到一条路分出的两个世界：西侧，静立着一座红色建筑，那是北生所标志性的4层小楼；东侧，矗立着一片白色楼宇，那是百济神州的研发中心。

这里是中国医药创新最传奇的转化之路。一侧，科学家以星期甚至以年为单位，追踪一个蛋白质的构象变化、一只小鼠的昼夜节律；另一侧，临床研究人员以天甚至以秒为单位，推动创新药在全球范围内的早期研发和临床试验。

北生所和百济神州直线距离不过百米。将两个世界紧密联结的，是同一个名字——王晓东。

在北生所红色小楼大厅的一面墙上，是研究所发表的论文照片，记录着科学家们对人类认知边界的一次次拓展。旁边有几幅不起眼的照片，那是从北生所走出的几家企业：百济神州、华辉安健、炎明生物、维泰瑞隆、普沐生物。王晓东管它们叫北生所的“新庄稼”。

这些“新庄稼”的诞生，要从王晓东回国说起。

在北生所的最初7年，王晓东一直在美国工作，以兼职的形式和邓兴旺一起担任北生所的共同所长。2010年10月1日，47岁的王晓东辞去在美教职。促使他回国的，是北生所悄然显形的危机。

自成立起，北生所每年有来自科技部和北京市政府的1.3亿元的稳定财政支持。头几年，中国经济尚未高速发展，北生所人也少，这笔钱足够给科学家们提供很好的待遇。2008年之后，中国投向科技的资金指数级增长，很多院所的经费在短时间内把北生所甩在了后面。为了从北生所挖人，有的院所不惜许诺双倍的工资和科研经费。

钱不够了，新的资金来源一时半会儿看不见；人开始外流，科学家被挖走，共同所长和学术副所长也去了北大。当时，摆在王晓东面前的路只有两条，要么放弃，要么硬扛。

王晓东的选择出乎所有人意料，他的心态是：“不能同日同月生（入职），可以同日同月死。”

2012年前后，北生所的离职潮达到了顶峰。2026年初，王晓东撰文回忆起当时的情形：短时间内，有11位实验室主任相继跳槽。加上之前其他原因离职的7位，北生所的实验楼突然间空荡了起来。

那是北生所最艰难的时节。张二荃记得2012年的一天，时任行政副所长智刚对他说：“二荃，你立功了！”他不明所以，智刚接着说：“你‘青年千人’的200万元经费到账了，我挪去还了水电费，不然我们就要停电了。”

回国后，王晓东想过很多解决危机的方案，最终，他选了一条最难，也最踏实的路：继续咬牙坚持，继续做能影响世界的原创工作，同时开辟新赛道，进军经济主战场。

打定主意后，王晓东决定重新设计一张网，把长期横亘在产学研之间的堵点打通。

下场创业时，他抱着两种想法：

第一，这些年，北生所持续在生命机制上做出原创发现。为什么要被动等着工业界来“捞鱼”，而不是自己“结网”？

第二，北京市为什么要长期支持一个以基础科研为主的研究所？北生所的科研成果为什么不能就地转化，服务地方经济呢？

百济神州的成功带来了示范效应。2019年，百济神州自主研发的泽布替尼上市，成为第一个在美上市的中国创新药，王晓东当时说，这件事最大的意义在于证明“此路可通”——百济能做，那以后很多人都能做。

2026年2月，王晓东向经济观察报重申了这一观点：“大家都认为，‘我比王晓东强多了，他能做，我也能做’，很多人就这么想的。现在，不就这么多公司都起来了吗？”

李文辉、隋建华夫妇的公司也是这样起来的。

2012年，就在丈夫李文辉因为逐渐靠近答案而神经兴奋时，隋建华从哈佛大学医学院回国，在北生所创建生物制品中心和抗体中心并担任主任。那段时期，北生所陆续新建了多个技术平台，如高通量化合物筛选、药物化学、人源化抗体、计算机辅助设计等，这些平台跨越了传统上学术界基础性探索性研究到应用研究过程中的“三不管”地界。

这些技术平台的存在，让北生所具备了转化优势。当科学家做出有潜力解决重大疾病的发现后，他们可以往前走一下，做出可被社会估价的药物前体，甚至能够走到被社会资本接受的地步。

技术平台之外，北生所还专门聘请了律师帮助科学家写专利、做成果转化的初步规划，让科学家们尽量少踩坑。

打通堵点后，北生所的科学家们得以有机会走出研究所，走到另一个真刀真枪的市场中去。而且，和王晓东创立百济神州时期尚是一片荒原的创新药市场不同，他们遇上了两个前所未有的机会，一是中国创新药行业经过了几年的高速发展，源头创新药有了生存土壤；二是北生所的科研经过多年孕育慢慢走到结果期，真正的原始创新发现陆续诞生。

2012年，经过5年潜心研究，李文辉实验室发现了乙肝病毒受体。这一发现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研究乙肝病毒的技术手段，针对病毒入侵环节的系统性药物筛选成为可能。

2014年7月，经过两年多筛选和优化研究，隋建华锁定了后来成为立贝韦塔单抗的那个分子。半年后，在北京市科委的支持下，华辉安健注册成立。

随后几年，另外几位同事陆续创业，王晓东和张志远创建维泰瑞隆（2018）、邵峰创建炎明生物（2020）、汤楠创建普沐生物（2020）、罗敏敏创建健达九州（2023），它们的总部均设在生命科学园，离北生所都只有约一公里。

学费和果实

2010年，王晓东与同样看好中国创新药行业未来的欧雷强一拍即合，一起创办百济神州。他还劝说了自己的学生汪来回国加入百济神州。当时，中国每年有400多万肿瘤新发患者，但还没有一款自己的肿瘤药，他们希望百济神州能弥补中国没有肿瘤药的缺憾。

王晓东告诉经济观察报，创办百济神州之后，从实验室立项，到临床试验、注册、生产制造，再到商业化，每一步都要从头探索，交了不少学费。

创业初期，团队做出了候选药物，便委托德国制药巨头勃林格殷格翰代工。结果样品刚寄到，对方就退了回来，断言“这根本不可能成药”。

“如果真是这样，公司当时就死了。”王晓东说。但团队里的科学家们不服，埋头扎进实验室，用大量数据反复验证，最终证明是对方的判断错了。

新药研发是件烧钱的事。2012年，泽布替尼项目刚刚上线，但百济神州账上的钱几乎花完了。最艰难那个月，百济神州账上只剩一万多元，而当时公司有上百人，临床试验还在推进，王晓东都不知道下个月该怎么办。

故事的转折就在绝境的不远处。2013年，百济神州和默克雪兰诺签约，转让了两款药物的海外权益，换回一笔超4亿美元的救命资金。2014年，百济神州完成7500万美元A轮融资，从此成为资本的宠儿。2015年，中国政府启动药审改革。此后10年，中国创新药开启了新时代，逐渐与世界接轨。

挖第一锄地时，王晓东只是抱着种试验田的心态，去做一件看起来不可能成的事情。很多时候他只是想，明天不饿死就算不错了。他没想到百济神州会成为明星公司，更没想到北生所会走出这么多企业、有如今的气象。

在北生所，王晓东对大家说过一句话：“没有死过，就不知道该怎么活。”

创业后，当企业资金几乎烧完，管线还等着更多钱和人去推进时，隋建华才真正理解了这句话。

2022年底，新冠疫情防控结束，华辉安健耗资近3亿元研发、即将完成3期临床研究的一类创新抗新冠鼻喷雾剂药物HH-120未能推向市场。屋漏偏逢连夜雨，2022年后，中国创新药行业由热转冷，一大批生物科技公司遭遇现金流危机，华辉安健也未能幸免。2023年，资金青黄不接，华辉安健陆续裁了3成员工。“就像任何伟大的公司都有过濒死体验一样，那是我们的至暗时刻。”华辉安健联合创始人黄嵩说。

危难之际，一笔关键资金挽救了华辉安健。2024年3月，华辉安健获得2亿元融资，投资方为北京市医药健康产业投资基金。

2026年3月16日，立贝韦塔单抗开出全球首方，真正走向临床应用阶段。这是第一个从北生所孵化出来的源头创新药物。多年前实验室的原始发现，最终真切地帮到现实中的病人，这是对科学家最好的奖赏。

几天后，国家药监局调研组走进北生所，调研“从0到1”的新药研发。在会上，国家药监局副局长黄果明确表态：国家将进一步聚焦源头创新，支持那些从源头诞生的创新。

一位参与了这次调研的药监系统人士对经济观察报说，近两年，中国新药研发的重心正在发生转移，从过去的跟随与仿制，转向推动真正的全球新药诞生。未来可能在国际上产生影响力的中国药企有两种，一种是恒瑞医药、百济神州这样的大型制药企业，凭借工程化能力将创新转化为市场；另一种，则是做真正原始创新的生物科技公司。

从北生所走出的，几乎都是这样的公司。

现在，北生所孕育出的这些公司正在加速推进更多源头创新药物上市。就在2026年3月，炎明生物自主研发的小分子先天免疫激动剂PTT-936获准在中国开展非肌层浸润性膀胱癌的临床研究。同一个月，汤楠创办的普沐生物也宣布其潜在全球首创新药PMG1015获美国FDA授予的快速通道认定。

王晓东也没有停下他的创业脚步。百济神州取得成功后，他在2018年创办了维泰瑞隆。这一次，他关注到中国越来越严重的老龄化问题，希望新公司能对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有所作为。

（作者 张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