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04-24 10:18
文博时空 作者 安富建 吴卫红，凌家滩考古发掘第二任领队。
几个月前，文博时空专访了一次吴卫红。在准备采访时，我们发现一件奇怪的事情：吴卫红几乎不做玉器的文化内涵阐释，在不得不谈时，也几乎只引用其他学者观点。他只谈玉器的技术、工艺或使用方式。当我们问起缘由，他说“还不到阐释的时候”。
凌家滩和红山、良渚并称为“史前三大治玉中心”。凌家滩出过几件奇特的几何形玉器，至今也说不清、道不明。
他不阐释玉器。实际上，他也挖不到玉器。在凌家滩，吴卫红做领队期间很少发现玉器。在第一任领队张敬国手里，挖出上千件玉器，凌家滩一举成名。继吴卫红之后，现任领队张小雷接手不久便出土了一件从没见过的器形“龙首形玉器”。
不做玉器阐释，也“从来挖不到好东西”的吴卫红，在凌家滩做什么？
2008年～2018年，吴卫红和同事们的考古发掘，描绘了五千年多前凌家滩的普通人住在哪里，吃什么，以及如何生产与生活的图景。“治玉中心”叫响的凌家滩，原来是当时长江流域唯一的面积超百万平方米的超大型聚落。2021年，凌家滩遗址入选全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也是安徽省唯一入选的遗址。
那么，为什么良渚是文明，而凌家滩是文明之先锋，距离进入文明社会“一步之遥”的凌家滩缺什么？
著名考古学家王明达先生称凌家滩文化（距今约5700多～5200多年）是良渚文化（距今约 5300～4300年）的“叔父”，前者影响了后者的形成。而良渚遗址实证了中华文明五千年的存在。要捅破从“准文明”到“文明”社会中间隔着的那层纱，触摸文明形成的内在肌理，没有比凌家滩更好的例子了。——这也是众多史前遗址里凌家滩的最迷人之处。
文博时空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教授、凌家滩考古发掘第二任领队吴卫红先生深度访谈，直击这一核心问题。吴卫红在上海古籍出版社推出过一本书名为《凌家滩：中华文明的先锋》（吴卫红、刘越合著，2022年11月出版），系统书写了几十年来的考古成果，面世已来四次印刷。此次邀请吴卫红先生全面解读“文明先锋”凌家滩：
l 谈玉器，涉及设计创新、技术工艺及使用方式（葬仪），回答玉鹰作为凌家滩遗址博物馆的馆标，特殊在哪里？
l 谈宗教，尊崇神权，墓葬与祭坛相伴，构筑人与天地沟通的世界。
l 谈聚落，凌家滩衰落的转折，为什么显现在未完成的“半截子工程”外环壕？
l 谈文明，“治玉中心”为何当得起“中华文明的先锋”？
l 谈个人，“从来挖不到好东西”的考古学家吴卫红治学与立身之道。
玉之“奇”：从“玉鹰”到“玉璜”，看凌家滩玉器的设计
在凌家滩总数高达1200余件玉器里，有一二十件外界耳熟能详的玉器，比如玉鹰、玉人、刻图玉版、三角形刻纹玉片、玉虎、玉龙、玉龟、玉勺等；而绝大部分是一些常见的玉器形态，有玉璜、玉环镯、玉钺等。
前者是凌家滩人寄托浓厚宗教感情的玉器新形态，后者则展现了对主流器型设计的推陈出新。
文博时空：2025年5月16日，凌家滩遗址博物馆开馆试运营。凌家滩有不少奇特又美丽的玉器，却以玉鹰作为凌家滩遗址博物馆的馆标，它有什么特殊之处？
吴卫红：玉鹰是凌家滩唯一的鸟型玉器，集合象形与几何图案于一体，实在罕见。
不同于红山或良渚的鸟首玉器以正面示人，这件玉鹰头部突出侧面。玉鹰喙部突出，张开的翅膀和尾翼意指“飞鹰在天”。翅膀两端是猪首。凌家滩人十分熟悉猪，在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猪骨占比极高，达百分之八九十。他们也崇拜猪，我们发现过一件野猪形象的玉石雕，重达88公斤。
玉鹰中央有大小圆圈，夹着八角星纹符号。在史前中国东部地区，八角星纹发现过不少，存在广大范围内的文化趋同现象。至于其具体文化内涵，众说纷纭。
如果翻过背面来，会看到一只正反两面模样完全一样的玉鹰。凌家滩人应采用了比较精细的测量方法，才能做到玉器两面图案对称。在扁平的动物形玉器形态里，两面雕刻一模一样，不止凌家滩独此一件，整个史前社会可能也罕见了。凌家滩人为之倾注了高超的玉雕工艺及设计的巧思。
玉鹰的出现，应是出于信仰需要。5000多年前，当农业定居社会出现后，族群认同需要借助于特殊标识的图腾符号。凌家滩人崇拜猪，猪首、鹰身及神秘的八角星纹组合的玉鹰，很可能正是凌家滩人的图腾崇拜对象。
文博时空：除了“飞鹰在天”，凌家滩最有特色一批玉器像玉龙、刻图玉版等只有一件，属于孤品。象形的人、龟等同类的也仅有几件。它们代表了凌家滩玉器形态和治玉技艺的高度。
在这批特殊玉器之外，能否请你谈谈主流玉器类型的外观设计，凌家滩有哪些创新？
吴卫红：应该说，最能反映凌家滩人在常见玉器设计上蓬勃创造力的是玉璜。
璜，可以说是长江下游分布最有代表性的一类玉器。璜成熟于马家浜文化（距今约 7000 年～5800 年）中晚期，崧泽时代兴盛。作为女性的配饰，一般认为是女性首领身份的象征。到良渚文化早中期之后逐渐消失，这可能与女性社会地位的下降有关。——后来，璜被《周礼》纳入了古代玉礼制的“六器”之一。凌家滩正处在玉璜发展的兴盛期。
玉璜存在各种形式，有条形、半壁形等变化，有宽体璜、齿纹璜等。凌家滩比较有特色的几类：
l 偶合式璜，璜从中间分为两半，最早发现于长江下游宁镇一带的北阴阳营文化（距今约6000～5500年左右） ，在凌家滩出土最多。
l 齿纹璜，在凌家滩发现数量多、年代较早，应是凌家滩的一大发明并广泛对外传播；
l 出廓璜，破坏了璜原有带弧度的流线形设计，造型奇特。
l 双虎首璜，两端有虎形，在凌家滩以外极其少见。在一座墓葬里（编号87M8）发现了形态完全相同的两件。凌家滩人应崇拜虎，故而将虎刻在璜上。
此外，玉环镯和玉璧也有创新。
凌家滩的环镯一般光素无纹，但出现了类似绞索状纹饰玉环镯。过去只在周代玉器出现。后来在良渚文化早期也发现了类似纹样。
凌家滩有一件双联玉璧。双联玉璧由外圈大圆和内圈小圆组成，外圆璧面上有4个直角对称的圆孔。这件唯一特殊的玉璧，也是2022年北京冬奥会奖牌设计的灵感来源。
玉之“工”：从八件玉人与两种技术传统，看凌家滩玉器的工艺变迁
凌家滩人制作玉器的技术有多高？凌家滩玉器和红山玉器有什么关系？
答案藏在8件玉人里。
文博时空：特殊玉器在凌家滩只有1件或几件，但为什么会制作出多达8件之多的玉人？
吴卫红：在8件玉人中，有3件身材高挑的同出一墓，另有3件矮的玉人也同出一墓，后者这3件学者多认为应是坐姿或蹲姿。
6件玉人造型几乎一样，仅有部分细节差异。头上都戴同一种冠，应是一种身份象征，考古学家王仁湘先生形象称之为“纵梁冠”。蹲（坐）姿的三件玉人手臂分别有8、7、6道凹槽。而站姿的三件玉人手臂分别有6、5、5道凹槽。凹槽的多少反映的应是玉人佩戴环镯数量的多少。服饰也不属日常生活的穿戴。六件玉人神态肃穆庄严，双臂弯曲，五指张开置于胸前，腰部有束带，似乎是在进行某种仪式。至于蹲（坐）姿与站姿的区别意味着什么，不得而知。此外，玉人背面有一个斜穿孔，可能用于绳子悬挂或者扎绑。从图片上看壮观，实际玉人大小只有10厘米左右，属于小型雕塑。扁平而轻薄。
玉人表现的这种仪式极可能事关凌家滩人的生存，否则，也不会做出这么多造型一致的玉人。玉人表现的仪式应是通神、祈祷的场景。
如此漂亮的玉人，制作过程并不十分复杂。切割和雕刻手法相对原始，五千多年前使用的主要是“砂绳切割”（或“线切割”）的方式。在玉人背面人们注意不到的地方，或多或少能看出线切割痕迹。微痕分析得知玉人细节的雕刻借助的是石头（或石片子）。神奇之处在于使用最简单的工具制作出比较复杂且动人的玉雕形象，这才是凌家滩人的创造之处。这几件玉人无论形态或工艺，体现出其制作年代可能相当接近。
除了6件之外，剩下的2件玉人残件却很特殊。一件只有头部的一半，一件剩余下半部。他们属于半圆雕或圆雕作品，而那6件玉人都是扁平形态。圆雕技术在整个南方地区史前社会都少见，大溪文化有一点，哪怕是后来的集玉器之大成的良渚也罕见，良渚制作的玉鸟或玉龙大都是扁体的，只有新地里遗址出土的玉鸟等少数具有圆雕风格。现在看来，在整个长江下游的玉器文化里突然出来的两件特殊圆雕，很可能和北方红山文化有关。凌家滩那件下半身玉人残件的跪姿，在红山文化里，也曾经发现过姿态上几乎一模一样的跪姿人体雕像（石雕人像 巴林右旗博物馆藏）。
整体来说，除了不确定比较复杂的治玉工具“砣具”外，凌家滩已经出现几乎所有后世的玉器技术，包括在切割、雕刻环节的“线切割”，琢制环节的“掏膛法”，钻孔环节的“细长孔对钻或隧孔钻法”，以及减地（打薄）、圆雕、精磨、抛光等。
文博时空：史前“三大治玉”中心，凌家滩和良渚的关系相对明确。凌家滩和红山玉器有什么关系？
吴卫红：两地有形态相似的一些特殊玉器，像玉龙、玉龟、玉人等。曾经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很多学者一度认为红山文化南下以后影响了凌家滩的形成。随着考古材料的丰富，凌家滩文化面貌愈发清晰，包括玉器传统的来源，学者们观点也出现一些变化。2025年3月，吉林大学考古学院任瑞波、凃令颖和凌家滩现任考古领队张小雷三位同仁执笔的文章《八“异”与三“疑”：关于红山文明与凌家滩文明关系的若干思考》刊出，红山与凌家滩的两地学者联袂对这一话题探讨，再次激起了一些波澜。
其实，很多形态相似的玉器，在相同的社会环境下比如宗教氛围浓重的社会，可以不约而同做出来。凌家滩的6件玉人和辽宁牛河梁遗址出土的玉人，总形态也十分接近，双手作祈祷状。其实每个人都能自发作出相似姿势，做那样的姿势可以不用互相模仿。但一些特殊器型就不一样了。凌家滩那件下半身玉人残件的跪姿并不寻常，它和红山跪姿雕塑（石雕人像 巴林右旗博物馆藏）也都是圆雕。玉器的技术风格更会代表一种文化传统。“跪姿+圆雕”组合，高度相似的偶然性概率很小。很可能是凌家滩借鉴了红山的形象。另有新近发现的内蒙古元宝山积石冢的玉冠饰，两地同出，红山文化仅见一件，在凌家滩有多件。
在写《凌家滩：中华文明的先锋》这本书以后，我对凌家滩文化有了更深入的体系化思考，同时意识到还有很多疑问存在。常有人问我红山和凌家滩的关系，有时候也只能避重就轻，但作为学者对这一重要问题不能总是回避状态。二者关系的讨论，更多的其实是疑问。目前，凌家滩这边出来了大量测年数据，而红山文化年代研究相对较少，缺乏进一步讨论二者关系的坚实基础。只有年代尽可能的细化，才能够更好还原当时的真实状况。若按已有的测年数据推算，红山文化最鼎盛的年代，5300～5000年，实际上略晚于凌家滩文化玉器盛行的年代（距今5500～5300年）。那么，在我看来，这既不代表凌家滩影响了红山，也不能说明是红山影响了凌家滩。它们之间的关系不是以往所认为的某种单向传播，我们看到这种影响也可能是相互的。整个社会和文化的发展存在系统的复杂性，两种文化之间可能存在长期的互相交流。在交流过程中，大汶口文化充当了交流的“驿站”作用。（相关链接：《文博时空：牛河梁遗址执行领队郭明：玉龙编织的信仰之网，撑起神权至上的“红山古国”｜专访》）
玉之“葬”：从规模最大、随葬品最多的大墓，看凌家滩用玉方式
凌家滩玉器主要发现在墓地，数量超过了随葬陶器和石器的总和。当时人是如此看中玉器在死后另一个世界里的作用。
文博时空：请你介绍凌家滩当时神圣的“玉之葬”仪式。
吴卫红：同时期长江下游的崧泽文化也仅有三四百件，北方红山玉器数量也有限，以玉器数量计，凌家滩为当时之冠。在墓葬里大量使用玉器，高等级墓葬形成的复杂葬俗规制，成为凌家滩人的特色。目前，已发现有五座高等级墓葬的随葬规制，用器相对固定。
凌家滩墓葬面积最大、出土随葬品最丰富的一座墓是编号07M23的大墓，随葬品总数多达340多件，玉器有210件之多，填土上方压着那件体量巨大的玉石雕猪。这座厚葬的大墓，也是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最重要的发现之一。有意思的是，墓里以“奇”惊天下的特殊玉器很少，基本都是“普”玉，并不多么奇特。这座以玉器数量取胜的大墓，比较能反映凌家滩人的用玉仪式。
随葬玉器以胸部及以上的成组玉璜为核心，大多数是身上佩戴的饰品。玉器既是配饰，也是礼仪用器，二者互通。以玉璜成组作为胸前配饰，有的多达五件以上。凌家滩最具特色的佩戴方式是类似07M23墓主胸前多件和颈后一件的组合。玉组璜在凌家滩不同的墓葬里都有出现，凌家滩对这种用玉形式有着极大地推广普及。
07M23的墓主人左右上臂各戴着10件环镯。这与那6件玉人手臂佩戴多件环镯一致。至于是不是佩戴环镯数量越多，等级就越高，我们无法判断。凌家滩玉器按数量排序，最多的是环镯、玦、小璧（三类“环形器”），其次是璜、珩（两类“半环形器”）、管。其中玉环镯出土最多，总数有400多件。
07M23脸上有一件绿色玉钺，也是凌家滩独特的，这也是中国最早的“玉覆面”。凌家滩玉斧、钺总计有40余件，数量次于环镯，并不算特别多。玉斧、钺有10余座墓随葬，主要存在于大墓，但钺此时还没有成为军权象征。
玉器除了贴身放置外，还有一部分应是棺内壁饰品。07M23的墓主脚部有多达40余件大小环镯和个别玉玦相套的成组玉器，头部也对应有一些。在大墓头脚的一端或两端悬挂成组玉饰已是习惯。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凌家滩2个墓葬随葬玉龟。在07M23墓随葬的三件玉龟（或龟形器），内有“铃舌”，可能是功能特殊的“法器”。
以人体为中心，玉器有穿过人体的、挂在人体上的、缝缀或悬挂在衣服或棺板上。
外围随葬品还有显眼的石器。在墓主身下，大石钺从背部有规律的一直铺置或挂到脚端。在墓主身上（或棺顶板），摆放一件大型石钺应是固定习俗。在另一座墓里发现过长达34厘米、重达4250克的大石钺。
更外围区域是陶器。
整体来说，玉器、石器、陶器，由内及外有对称分布、成组摆放的布局结构。
文博时空：这就是为什么凌家滩称得上史前三大“治玉中心”之一的原因吧。
吴卫红：玉器形态，治玉工艺，以及玉器使用方式的推广都有创新。玉器是凌家滩人精神内核的彰显，也是维系凌家滩社会运转的纽带。
魂归何处：玉器出大墓，大墓破祭坛，建筑“死者的世界”的秩序
凌家滩的故事始于墓葬。
1985年初冬，凌家滩村民万传仓在母亲去世后，为逝者在村北山岗顶部挖墓穴时，发现了玉器在内的一批器物。1987年6月，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张敬国带着3000元经费，前往凌家滩墓地，在一个星期内发掘出包括87M1、87M4等四座墓葬。当年11月又开启了第二次发掘。重要玉器一件接着一件出来。他们找到了五千多年前凌家滩人的“王者之墓”。
在高岗之上，凌家滩人构建了墓葬、祭祀的神圣空间。墓地分布面较广，应有上百座墓，已发掘了凌家滩文化时期的墓葬有70座，可按墓主身份划出多个墓区。而“解码”墓葬的是一处大型祭坛。
文博时空：请谈谈那些最重要的大墓吧。
吴卫红：凌家滩是一个尚玉的世界，随葬玉器多少和品质彰显了墓主身份。随葬玉器数量庞大而且最引人注目的有四座墓葬：
l 编号07M23墓，面积达到6.3平方米（相比一般的墓葬都在2平方米左右），是凌家滩规模第一的大墓；随葬品总数也最多，多达340多件，其中玉器有210件；填土上压着重达88千克的玉石雕猪；墓主左右上臂各戴着10件玉环镯（数量最多）。
l 编号87M4墓，玉器有103件，有三角形刻纹玉片、背、腹甲分离的玉龟以及夹在中间的刻纹玉版，还有玉璜19件等，还有重达4250克的青灰色石钺。
l 编号87M15墓，有玉器93件，其中，玉管49件、玉璜30件（有虎首璜）、玉冠饰。
l 编号07M22墓，有残缺的圆雕跪姿玉人像、虎首璜等；
除了这四座墓葬，从随葬品数量与特殊性来说，有左右各戴着8件玉环镯和玉双虎首璜的87M8，有龙凤首分体玉璜、精煤耳珰的87M9，有玉龙的98M16、有玉鹰和三件玉人（蹲坐姿）的98M29，也是最重要的几座墓葬。此外，87M1出土了三件玉人（站姿）。它们几乎囊括了所有特殊玉器。如上所述，07M23出土玉器数量最多，但精品数量远不如其他墓葬。
这些重要墓葬集中分布墓地的南端，成两排分布，每排基本保持在三五米的间距。布局严正，有一定的规制，应是“王者之墓”或高等级人群。它们是墓区的中心。反观其他区域，墓葬规模和随葬品大都偏少，分布较杂乱。
文博时空：墓葬能看出几个社会层级？
吴卫红：凌家滩只发现这一方墓地，大中小墓杂处，却已经出现分区。可以分出三大类：身份最高的墓主、高等级治玉工匠、身份较低的墓主。
随葬品显赫的那八九座大型墓，玉器等各类随葬品的数量都在50件以上。玉器最多的那四座墓的随葬玉器均超过90件。
文博时空：如何理解墓葬的布局？
吴卫红：真正让人们理解了凌家滩墓地布局的是祭坛。祭坛有上中下三层铺成，较大石块、细碎石子和石块、黄土。最上层范围或达到上千平方米。祭坛上有祭祀坑和堆起的积石圈，还有数十处墓葬。
随葬玉器数量庞大而且重要的那四座墓葬（07M23、07M22、87M4、87M15），不仅打破了祭坛，还正好处在祭坛最南端的中间位置，推测可能最早或较早埋入墓地。北京大学张驰教授进一步提出，那四座墓葬的墓主正是凌家滩的营建者，规划了墓地到聚落全局（张弛：《是谁规划营建了凌家滩 》）。在墓地已有规划后，四座大墓先占中轴位置，其他墓葬可能在其后埋入。
墓葬秩序彻底分明：随葬品最多的墓葬几乎都在最南部或中南部。工匠墓区在西部，墓主应是高等级工匠或玉料资源占有者；墓地更北部的墓主地位低。不仅如此，偏向中部或南部的墓葬都打破了祭坛，压在上边。而祭坛西部和北部的墓葬，大多并没有打破祭坛。为什么会这样？
过去，曾有人认为墓葬打破祭坛是对神圣领地的破坏，是对神的不敬。而我认为，祭坛拥有与神秘力量沟通的渠道，打破祭坛恰恰是一种特权。一些墓主随葬品多，但没有资格打破祭坛。比如一座高等级工匠墓（98M20墓）随葬品数量位居整个墓地第二（仅次于07M23墓），随葬玉器高达123件，但绝大部分是玉芯、边角料等。（当然，当规矩制度日渐松散后也可能会有一般墓葬较随意打破祭坛的情况）。
祭坛成为理解整个墓地布局的核心。凌家滩祭坛揭示了在一个神权至上的社会，人们如何利用神赋予的特权，其根本是为活者的人服务。找到了通神的道路，也解开凌家滩“死者的世界”的秘密。凌家滩祭坛与墓葬组合，我称之为“坛墓相伴，趋坛而葬”。
文博时空：太精彩了。人们常说有史前文化的宗教氛围浓厚，凌家滩层层嵌套设计的组合，是一个细节充分的例证。
凌家滩人的这种观念从何而来，“坛、墓相伴”是他们的发明吗？
吴卫红：史前社会，尤其祭祀氛围浓厚的社会，像红山、凌家滩、良渚等都发现过祭坛。
整个长江下游是土筑祭坛传统，到凌家滩突然冒出了石筑祭坛和“坛、墓相伴”现象。实际上，祭坛用土筑或石筑是两种观念传统。石筑祭坛在红山文化有迹象，红山的积石冢有祭祀功能。凌家滩可能沿袭了红山文化的墓葬习俗，此后，又传到了良渚早期贵族墓地——瑶山大墓。不仅如此，凌家滩总体偏向于祭坛南、西位置埋葬，空出东部区域的习俗，也是良渚早期的经典布局方式。后来，良渚土堆筑的独立贵族墓葬的“坟山”取代了石筑祭坛，才回归了长江下游主流的土筑祭坛。
文博时空：凌家滩新近又发现了一处祭坛？
吴卫红：张小雷他们在距离墓地区域外不远的西侧发现另一处可能与祭有关遗迹，但没有发现墓葬。这一区域出土了一些祭祀品，包括一件龙首型玉器、中国新石器时代目前体量最大的玉璜（外径23.6厘米）和最大的石钺之一（长达38.3厘米）。
成为同时期长江下游最大聚落，五千多年前“大都会”居民如何生活？
2008年5月，吴卫红接替张敬国正式出任凌家滩考古发掘第二任领队，标志着凌家滩以玉器及墓地为中心考古工作告一段落，正式转向第二阶段：聚落考古，即关心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文博时空：请讲讲凌家滩的区位优势。
吴卫红：凌家滩之“滩”，指的是裕溪河支流（后河）的河滩。凌家滩人生活在裕溪河（后河）北岸，沿着河一字散开。靠近水源，便于生存且可能引水灌溉水稻。在凌家滩西侧横亘一条山岗，正好阻挡了冲出东关山口的裕溪河（后河）对凌家滩聚落的威胁。凌家滩人选择住在涨水也淹不到的低矮山岗上和躲在山岗一侧，有效抵御了临水环境的水患之虞。
在“5公里生活半径圈”内，凌家滩人向北走不远，会寻到一座山，叫太湖山。山里有动物矿藏资源、植物资源，可供狩猎、采集。
裕溪河河道的两端，一端是位于安徽中部的我国五大淡水湖之一的巢湖，另一端是长江。作为水运通道的裕溪河，正可能是转运玉石器原料和产品贸易的主通道，或许就帮助了凌家滩以“治玉”立足在长江中下游。
文博时空：面水、背山，交通便捷、资源丰富，这也很符合古人一般聚居的基本条件。
吴卫红：借助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凌家滩人脱颖而出，很快成为了长江下游首屈一指的中心性聚落。
文博时空：凌家滩如何能够崛起？
吴卫红：凌家滩的壮大可分为三个阶段。
在裕溪河流域，目前还没有发现距今7000年前的聚落。当地最早的是马家浜偏晚阶段（距今约 6500 年～5800 年）。当长江下游太湖流域进入崧泽时期（距今约 5800～5300 年），裕溪河流域一带的聚落数量急剧增加，但面积普遍有限。
崧泽早期阶段，凌家滩已成为裕溪河流域内同时期最大聚落，虽然面积只有约8.4万平方米。
至崧泽中晚期，裕溪河流域聚落数量急速下降。根据调查材料所得，周围全部聚落面积合起来有约95.9万，而凌家滩一家独大，达到约95.7万平方米（实际钻探发现有140万平方米，但西部活动痕迹少），成为一处超大聚落。不止在裕溪河，凌家滩也是中国新石器时期出现的第一批复杂社会中目前能够确认的最大规模单体聚落。
文博时空：凌家滩吸纳周围聚落如此剧烈，是武力征服吗？
吴卫红：总体来看，5000多年前长江中下游的社会状态比较和平，并不是一个充满暴力的阶段。
区域整合的驱动力，首先应该考虑的是生存条件优越的地理位置。更重要的是，在那个人人以生存至上、文明初兴的时代，凌家滩有强大的文化、经济吸引力，吸引其他部落“子民”来投靠。
文博时空：那应该是一个很让当时人向往的“大都会”。
吴卫红：成为超大型聚落的凌家滩有明显规划意识，有两重环壕的设计。核心区域在内壕沟以内，南面临水环境，西、北、东三面围合形成一个独立的封闭空间，达50万平方米（接近70个标准足球场大小）。
其中，有普通居民的生活区、可能的稻作农业区。在明显较普通生活区高出5～7米的中段岗地上，发现了一处面积约3000平方米（约半个足球场大小）的红烧土密集区，应是一处超大型集体活动场所（公共建筑或“中心广场”）。
内壕沟的北部中间有一处缺口，以供出入。过了通道，便能看到祭坛和墓地。祭坛接近凌家滩整个山岗最高处。实际上，内壕沟将生死划界，一边是集合了崇拜、丧葬、祭祀“死者的世界”，一边是“活人的生活”。但两边却并非不能通达的天堑。有唯一的通道勾连两方。
继续向外走，是外环壕。外环壕也有一处缺口作为通道可出入。
文博时空：双环壕，结构十分清晰了。外壕沟为什么会是残缺的？若外壕沟合围成功，凌家滩的面积会相当庞大。
吴卫红：修筑环壕是一项超级大工程。内外环壕沟全长三公里，最宽处达30米，最深超过6米。凌家滩当时人口据粗略的估算也不过千人左右，修筑总土方量近10万立方米工程，应需要长达数年甚至数十年。
我认为外环壕是未完成的“半截子工程”，是凌家滩发展史的一次标志性事件。当时凌家滩人很可能已经无力完成这一重大工程，也无力继续二次聚落扩张，走向了衰落。扩建之后圈起来的空间也未来得及利用。经过测年确认，外环壕的年代正好处在凌家滩文化的最晚期。
凌家滩：以玉石器为中心的“中华文明的先锋”，良渚的“叔父”
距今五千多年前，良渚文化是目前最为明确的史前中国第一个走上了文明道路，进入了国家社会阶段。经过几十年来的考古发掘与研究，与良渚文化关系深厚且年代更早的凌家滩，初显文明曙光，乃“中华文明的先锋”。
文博时空：凌家滩文化的玉器传统来自何处？
吴卫红：凌家滩文化并不是某一支文化的直接转型或多文化汇聚的骤然形成，而是有相对长时间的多源吸收、融汇。
以裕溪河为支点，往北过巢湖泽可与淮河流域相接，一些独特陶器的器形与龙虬庄文化及其以北的山东半岛海岱地区的大汶口文化密切相关，特别是用龟的习俗。逆江而上可沟通皖西南地区及长江中游，凌家滩早期陶器受北阴阳营和黄鳝嘴文化影响。
最重要、最直接的影响来自长江下游，也就是“崧泽文化圈”，顺着裕溪河而下，沿长江向下游直通宁镇地区，凌家滩玉石器就直接承袭了宁镇的北阴阳营文化（如圆角弧刃石钺、偶合式璜），继续再往东可抵达环太湖地区，凌家滩陶器也吸收了浓厚的崧泽文化风格。
文博时空：凌家滩文化和长江下游当时最主要的崧泽文化是什么关系？
当时，长江下游有崧泽文化为核心的“崧泽时代”（或“崧泽文化圈”）。凌家滩文化（距今约5700多～5200多年）的存续时间和崧泽文化（距今约 5800～5300 年）高度重叠，于是，也有学者把凌家滩遗址纳入崧泽文化。
而凌家滩与崧泽文化最大区别是玉石器制作，崧泽文化玉器并不发达。凌家滩玉石器制作来自宁镇或溧水山地（江苏南京-镇江一带）的北阴阳营文化。
文博时空：北阴阳营文化的特征是什么？
吴卫红：北阴阳营文化距今约6000～5300年，但对其结束年代我还有疑问，或许更早一点。学界对其研究并不多，仅目前所知，其玉石器技术比较发达。当凌家滩文化兴起之后，北阴阳营文化就衰落了，二者衔接紧密。能够从中间拆分为二的、有暗槽的偶合式璜最早发现于北阴阳营文化，后来在凌家滩大量出土。
凌家滩文化的形成很可能是北阴阳营文化直接移民的产物。凌家滩接替了北阴阳营文化成为长江中下游的玉、石器制作中心。
文博时空：为什么说凌家滩文化称得上“文明的先锋”？
吴卫红：我的老师严文明先生在《凌家滩·序》中指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长江下游，凌家滩人是首先走上文明化道路的先锋队。”凌家滩还没有完全进入文明社会，但已初露端倪。
理解凌家滩与文明的关系，首要在玉石器。凌家滩遗址呈条状分布，在河岸绵延2千米左右，典型的沿河而居，但范围远远大于一般聚落。
在凌家滩社会内部，其等级差异以掌控玉石器资源多少为标志。拥有玉原料更是极少数人的权力；特殊玉器是一般群体不能拥有的宗教专属道具，但特殊宗教用器数量极少。大型祭祀场所预示宗教权力被垄断，神权开始转化为对社会的管理权力。玉璜为代表的常态化的礼仪性饰品，未能形成一定之规；玉器配伍关系不稳定。以墓葬大小而论，社会等级分化未能出现鲜明的“三级结构”。高等级墓主复杂葬仪的规范，未能“下沉”至低等级人群。总而言之，凌家滩社会内部相对松散，神权统合能力有限。斧钺形成军权的典型标识，在凌家滩还没有充分反映，这个要晚至良渚文化。良渚应是完成了神权、军权、王权三者的统一，进入文明社会。
凌家滩文化势力范围有限，只有周围少量，还未形成大范围统一体。究其原因，一个依赖玉石技术和资源的社会模式，无法大范围复制，当玉石器资源枯竭或生产停滞、内部传承及扩散均存在局限时，发展进程便会中断。以凌家滩遗址为代表的凌家滩文化，前后延续不足五百年（距今5700多～5200多年），而兴盛仅约两百年，却代表了长江下游的一种新的以经济（玉石器）为核心的社会发展模式。
文博时空：作为“文明的先锋”，凌家滩为后来的文明演进留下来了什么？
吴卫红：凌家滩直接影响了良渚文化和薛家岗文化两支文化。一个师傅带了两个徒弟。虽然两支文化的玉石器都较发达，但西南边的薛家岗更多接力了石器传统，而东南边的良渚更多的是玉器传统。我称这一“文化接力”现象为“玉石分野”。
文博时空：“玉石分野”是你很重要的一个观点。请展开讲讲。
吴卫红：玉器的出现原本是作为生产工具的石质斧、钺、锛、凿在功能上发生变化，出现了以玉代石的情况。玉器后来也摆脱了只是装饰品的单一性，而以钺为代表的单个玉器体量增大，在凌家滩表现明显。凌家滩的大石钺是一般石钺的两倍大小。人们对玉和石区别的认识更加清晰，功能定位更加明晰，“分野”还更有地理的含意。
凌家滩是“玉石并重”，不止玉器精良。凌家滩石器以钺、锛、凿最多，出土数量多，近600件。磨制精美，部分抛光处理制作精。多数石钺上具有花斑，“花斑石钺”应是刻意选择，可能具有商品或财富或身份的属性。而“风”字形态的钺是凌家滩文化晚期的典型。
凌家滩在裕溪河流域衰落后，在东南和西南两侧分别兴起了薛家岗晚期文化和良渚早期文化。两地本来不发达的玉石器制作，焕然一新。
薛家岗晚期文化的石器制作水平较高，甚至在技术上有了规范性，是长江中下游地区当时最重要的石器生产地之一，可能还有商品或贸易的存在。
良渚是史前玉器的巅峰，良渚早期玉器的勃兴与凌家滩玉石器工业转移有关。如果说器形的相似可以独立创造，复杂工艺却有长时间创造、传承和发展的过程。良渚早期各种玉器制作工艺基本上都可见于凌家滩，特别是阴刻线、减地和线锼三种复杂工艺。近年安徽磨盘山遗址的发现，让凌家滩——良渚之间“太湖南道”的假说传播路线有线索可寻（文博时空《安徽磨盘山遗址：以4000多年文化积淀，探问良渚的源头与边界｜2023十大考古新发现专访》）。
长江下游玉石器重镇从北阴阳营文化——凌家滩文化——良渚文化和薛家岗文化的流转，很可能都是受玉石资源驱动。凌家滩“玉石分野”是长江中下游范围内在新石器时代一次重大的文化互动事件，在此之后也就是良渚文化兴起之后，长江中下游区域的文化出现了共同向北发展的趋势。这次发生较大规模的内部互动现象，一直到良渚强大后对外的扩张。
文博时空：请简单谈谈皖西南的薛家岗文化。
吴卫红：薛家岗遗址（距今约5500～4600年）是皖西南目前发掘已知的规模最大、地位最高的遗址，在长江中下游具有一定的影响力。薛家岗遗址也是安徽考古史上的首次大规模发掘，薛家岗文化是安徽第一个命名的考古学文化，是凌家滩之前安徽发现的最重要的新石器文化。我也曾主持过薛家岗遗址的发掘。
薛家岗文化的最独特的就是多孔石刀。一个有趣的现象是，石刀上的孔都是奇数，1、3、5、7、9、11、13。13孔为最大孔数，一个遗址有这么多在全国独此一家。到距今4000多年前，山西陶寺、石峁等流行的多孔玉（石）刀是否和薛家岗有关，彼此有类似生物学上“隔代基因”传递关系？未来要继续探究。
“我从来挖不到好东西”
2008年，四十岁的吴卫红任凌家滩考古领队，其后十年，凌家滩考古全面转入“探寻活着的世界”，填补了凌家滩原本一方空白的领域，认识到大墓、玉器之外的凌家滩。2020年，凌家滩遗址被纳入新一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张小雷（现任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被任命为第三任考古领队，新一轮发掘工作持续至今。
现在，吴卫红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人文学院担任教授，暂别田野考古。
文博时空：为什么要做聚落考古？
吴卫红：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凌家滩玉器、凌家滩墓地代表了凌家滩。玉器研究的深入，因缺乏新材料支撑迈入了瓶颈期。本世纪初以后，凌家滩玉器研究一度沉寂，失去了学术活力。
凌家滩人饮食习惯，如何建筑房子，如何生存与生活，凌家滩聚落有多大范围，应该如何从更大视野来看凌家滩的兴衰？当时几乎一无所知。只有靠聚落考古。聚落考古是我的强项，扬长避短。而且我一直手气不好，从来挖不到好东西。
文博时空：为什么自嘲“从来挖不到好东西”？
吴卫红：凌家滩的好玉器在张敬国先生手里出土了一大批。小雷接手之后，很快发现了一个祭祀坑，找到一件龙首形玉器。那个祭祀坑区域不是我不愿意发掘，当年在凌家滩钻探规划了四个，我正好钻探了其他三个，剩下那个当时有村民居住，还没完成搬迁。
我不仅挖不到好玉器，陶器也少有完整的，好多遗址的发现基本都是碎片。我主持发掘的安徽孙家城遗址、师姑墩遗址也分别入围2007年、201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终评会，都没能入选。评奖你总是需要几件比较能看的文物展示出来。
在我做领队的这些年里，一直都在研究“垃圾”——在古人的垃圾坑里，最能找到当时人们日常生活的痕迹。做聚落考古，“垃圾”够用了，我很有信心，也拿了几个全国田野考古奖。2016年，凌家滩遗址获得了中国考古学会田野考古奖二等奖。更早的有两个国家文物局田野考古奖三等奖（参与的2004年获奖的安徽何郢遗址和主持的2011年获奖的安徽师姑墩遗址）。他们看中的是考古方法和考古技术，不在于挖出了多少好东西。
文博时空：做领队，两次止步于“十大发现”，却三次获得“田野考古奖”，请讲讲你的考古方法论。
吴卫红：在凌家滩做聚落考古，我有自己的调查钻探方法。我应是全国较早有意识系统开展考古工作的——不着急出成果，先把基础工作做扎实。
做凌家滩遗址，首先有了解它和周围聚落及环境是什么关系？2008年一开始就在裕溪河流域做工作，我们做了500平方公里的调查，30～50米间距做，发现没有面积比凌家滩面积更大的聚落，也揭示出这一区域存在剧烈的“聚落集中化”现象。真正确认了凌家滩是“一枝独秀”，是那个时代已知的长江流域面积最大的遗址。要搞清楚凌家滩的来龙去脉还需要做更大尺度的调查。前后做了其他三个区域的调查，包括在东到宁镇南面的马鞍山，在巢湖西侧的杭埠河，在皖西南的大沙河，四个区域有1000平方公里。
在对凌家滩和周边有了一定了解后，我才开始了钻探，因为钻探花费较大，不容易。凌家滩遗址的钻探，我称为“不留空白”。设置了5米间距的钻探。不留空白，没有死角，就不会有遗漏。织起这张网之后，无论是内外环壕、大型红烧土建筑、生活区都已经笼罩其中。迟一天早一天，必然会有发现。
在凌家滩的10年工作最主要的是人手不足，核心力量基本上是我一个人，没有固定团队。做这样大范围调查很需要人手，我甚至还应该是全国最早在网上发过“英雄贴”招募。大范围拉网式的考古调查、钻探，差不多前后有五年（2008～2013年）。大量工作佐证了我提出的两个观点：长江下游史前以玉器为核心的聚落发展自东部（北阴阳营文化），向西走（凌家滩文化、薛家岗文化），又回到东部（良渚文化）“跷跷板”式的变迁，以及从凌家滩到良渚与薛家岗的“玉石分野”现象。
要以大视野来解决小问题，这是我做考古的理念。一定要有大背景才能看明白。
文博时空：外环壕的残缺，是否有可能只是目前没有发现？
吴卫红：当年钻探时，外环壕北段和西段都确认了，而东边一直没有发现。很纳闷。又花了一个多星期，向东延伸做精细钻探，平常一天就能打过去的范围，为了确认万无一失，花了五六倍的时间。外环壕的确是残的。当时我提出外环壕的年代可能会比较晚，那就是“半截子工程”。后来张小雷接手后发掘了外环壕，做了测年定在约5200多年前，证实了这一推断。
文博时空：做“不留空白”的钻探和大范围的调查，这样不是很慢吗，你为什么不着急出成绩？
吴卫红：我喜欢把事情做扎实。不精彩，很扎实，这是我对自己在凌家滩10年工作的结论。重要的学术问题，怎么能急呢？
2013年后，凌家滩集中做了六七十个数据的年代检测。我原计划要做100个测年数据，这样就有了统计学上的意义。去实验室做年代检测很花钱。一般的遗址常规是做三五个检测数据，能做十来个的已经是罕见。但最终彻底解决凌家滩文化的年代问题，是深入探讨其他一切问题的基石。
文博时空：提起凌家滩，外界最关注的还是玉器。无论是你的著作或公开讲座，极少看到对凌家滩玉器的阐释解读。即便有，也多是援引其他学者的说法。这是为什么？
吴卫红：现阶段可能还不到解读更到不了阐释的时候。无法解释的现象，可以先不给结论，否则是经不住时间检验的。回头来看，曾经关于凌家滩的一些缺乏根据的推测，其实大多数都有问题。所以我要讲玉器，就要先借助科技手段深入了解之后，才能解读，目前正在做这件事。
就凌家滩人的精神信仰来说，根据考古发掘，目前能看到虎、野猪这两种是他们崇拜的动物。
文博时空：凌家滩考古现在处在什么阶段？
吴卫红：还应继续发展。若自己的考古工作还没做扎实，贸然和其他学科做交叉研究并很快得到结果，不一定可取。可以用交叉研究的思维和工作，但是不一定非要去立马得到交叉研究的结果，包括和古史的结合。如果基础不扎实、材料不充分时生硬去结合，反受其害。
文博时空：你的笔名为什么叫“朔知”？
吴卫红：朔，朔月。就是刚刚开始，那个小月牙。做学问或做人，我总怀着朔月心态，距离满月永远有距离。
人物简介
吴卫红，笔名朔知，现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中宣部全国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曾长期从事一线田野考古工作，主持过含山凌家滩、潜山薛家岗、铜陵师姑墩、怀宁孙家城等重要遗址的发掘，三次获得全国田野考古奖，专注于文明探源研究、田野考古、玉石器考古。负责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子课题等，出版了专著《凌家滩——中华文明的先锋》《朔知东南风——从凌家滩到长三角的区域文明探源》《潜山薛家岗》《铜陵师姑墩》，发表了文物考古方面的文章百余篇。
图片 | 吴卫红、杜广磊
排版 | 刘慧伶
设计 | 尹莉莎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854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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