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网 倪壁东/文 这是一群金融精英，这是一群高智商的犯罪分子，他们掌握着巨大的权力，他们用这权力进行寻租，55岁的部级高官王益，47岁政商学三栖人肖时庆，44岁的资本大鳄魏东。在那一年，成为他们命运的转折点——魏东自杀，王益、肖时庆分别被判处死缓，若果这是一种宿命，肖时庆亦不能幸免。

2009年4月29日，时任银河证券总裁、曾任证监会高官的肖时庆也被调查；当年5月13日，王益在证监会时期的秘书、国金证券董事长雷波被调查。

而在2011年，一切有了新的进展：河南省高级法院终审判处肖时庆死缓，罪状是肖受贿约1546万元，内幕交易获利约1亿元，罪名是受贿和内幕交易两宗罪名；而王益被认定受贿约1190万元，也在2010年4月底判为死缓。

而无论是魏东、王益、肖时庆、刘刚、雷波等人，他们在资本市场结成了的巨大而看不见的灰色联盟，如何产生、存在、发展、壮大、乃至为什么会破灭，成为当前中国现实生活的一个切口和案例，也许从中可以解读出暗权力在潜规则之下如何实行道德逆淘汰，而在这种道德逆淘汰中生存下来的人们，在中国走向文明和现代化的大历史背景下，如何不可避免地成为一种悲剧的宿命。

肖时庆一审判决书有这么一句话，“肖时庆作为证券监督管理人员不仅不行监管职能反而实施内幕交易犯罪……”。肖时庆半生的个人履历则成为这一句话的详细注释。早年，肖时庆在财政部下属的中央财政管理干部学院担任教师，后被调入证监会，并先后在上市监管部、发行部、发行监管部等部门工作；2001年，担任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2004年，先后担任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部副主任、股改办副主任、上市公司监管部副主任(正局级)；2007年1月，任中国银河金融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委员，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纪委书记、总裁、法人代表。

从这些经历看，肖时庆在政、商、学三界流动，不过像他这样经历的并不是个别现象。他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

有媒体在2009年统计发现，至少有28名基金公司高级主管曾在证监会任职，而在基金公司与证券公司任职的有42人。证监会与证券公司，监管者与被监管者，人才游走其中，成为一种并不少见的现象。

有媒体认为，这样多栖人士，在各方游刃有余，特别是监管机构与被监管机构游走，会形成自己的利益链。例如王益的亲属、肖时庆等人，作为监管者亲自为拟上市公司上市、为上市公司增发游说、开绿灯；而另一方面，作为市场人士，在资本时代重组、增发、老鼠仓等方面，他们借助手中的关系和权力获得巨额收益。

当前，中国作为开放社会，人才在各阶层、各领域的流动成为一种无法避免的现象。很难想象，如果把人才流动限定、甚至固定下来，那么后果会如何？这既是人才为实现自我价值的选择自由权利，也是社会有效率实现人才价值的必然手段，而且这种流动从最好的方面讲，可以实现社会整合、知识创新的一个有效途径。从中国最近多个领域各方面的人事变动看，人才的流动、交叉、互换、借调，已经体现出主导者这样的观念和战略意图。

但是我们不得不考虑最坏的方面，从肖时庆案，可以看出肖时庆、王益、魏东、刘刚、雷波等人在资本市场结成了的巨大而看不见的灰色联盟，这样联盟，是一种暗权力流淌于潜规则，在贫瘠的道德土壤上产生的自然是不正常的果实。那么在其他领域呢？会不会也会这样的不良后果？如何预防这样的后果？如果出现这样的后果又如何能够被发现，进行纠正呢？确实，缺乏有效的防火墙，成为一个绕不过的大问题。

除了缺乏切实的防火墙之外，道德土壤贫瘠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有媒体对于肖时庆案发出了这样的感叹：“很难想象这样一群没有价值观的人的主导下，中国的资本市场能够拥有正确的价值观，能够在内幕交易之外发展起社会各方共赢的财富生成之道，能够站在普通投资者的立场上、站在中国经济转型的高处，通盘考虑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

道德，这样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总会屡屡出现在那些刺痛神经的新闻背后的讨论之中，但是造成道德贫乏的现象背后又是什么呢？

以肖时庆案为例，肖时庆、王益、魏东、刘刚、雷波等人之所以会成为这个灰色联盟的重要成员，也许源于某种原因，也许只是一种巧合，但是如果他们之中某个人不以共同行贿、 索贿等方式加入其中，无论是出于谨慎怕事、法律意识、道德观念，或者只是不通人情、不谙世故，那么这个人就会被排除在灰色联盟的核心利益圈之外，而这个过程中，这个灰色联盟的实际上就在进行一种道德的逆淘汰，表现出来的结果很明显，那就是要道德、请离开。这就是暗权力在潜规则之下实行的道德逆淘汰。

而这些人的命运选择的可能性也似乎已经确定下来了，要么灰色联盟由产生、发展到壮大，进而继续存在下去，要么在中国走向文明和现代化的历史大浪潮的冲击下，不可避免走向一种悲剧的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