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军：在现实中寻找历史的答案（1）

经济观察报 特约作者 苏西 一次和台湾大学建筑和城乡发展基金会的高树仁谈到台湾“921”地震重建的问题，我问，日本的经验是否对你们有所帮助。高树仁哈哈大笑，他说，那时候凡是有类似可借鉴经验的人士都被请到台湾去交流，但以我坚持到现在仍然在参与重建的经验来说，别人的经验可能都不太管用，自己的才重要。日本和台湾虽然都是岛，但是风土人情完全不同。最后落实到实际的重建事务上，还是必须一点点自己摸索。

汶川地震后不久，新华社记者王军的新书《采访本上的城市》静静地放在了书店里。这个安静，或许是作为一个记者掌握了大量事实之后的从容。王军工作中一个明显的参照系是简·雅各布斯。从1961年这个美国记者写出《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开始，人们学会去从普通人、日常生活中身边的街道、社区慢慢了解城市的复杂性和参与城市应有的发展。40多年之后，2005年这本书在中国被译成中文出版时，还是在中国读者中引起巨大的反响。中国城市的变化实在太大，雅各布斯书中的每一章都可以在中国找到现成的对照，实际上，2001年申奥成功后，北京以每年3000多万平方米的房屋竣工量向2008年挺进，T3、鸟巢、CCTV新址和大剧院的讨论还在继续，居住在城市中的人们面对周遭的变化有太多的问题。雅各布斯的书无疑是人们研究城市问题的一个重要工具和方法。

在此之前，王军在2003年出版的《城记》已经足够震撼，它用大量的史实和故事带着人们回顾五六十年代对如何保护和发展伟大城市北京的各种瞬间，这本有着城市史性质的书将北京的昨日和今日娓娓道来，给热爱城市的人们提供了一个宏观思考的大背景，“求解现实和未来，我们只能回到过去”。

王军在《采访本上的城市》则更显出了自己研究型记者的一面。在这本书中，王军继续带着《城记》中他给大众和自己提出的问题，即现实和未来——中国城市规划的游戏规则到底是什么，以五个非常：“非常城市”、“非常计划”、“非常规划”、“非常建筑”、“非常拆迁”写出了 《采访本上的城市》。正如同他在前言《在常与非常之间》中写道的：“《采访本上的城市》并不是为了阐释这样的理论，它表现的只是这种认识体系的可能性——看我能不能把城市的故事还原得更加本质？”正因为这种认识体系构建的可能性，《采访本上的城市》可以说是与《城记》有着上下文联系，延续了《城记》的叙事性。不过这个现实和未来太过迫近，读来未免紧张得几乎坐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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