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王小鲁/文 黎小锋目前创作了三部纪录长片，基本是选择家庭作为观察对象的视角和框架。我不知道这是否来自于他的直觉。我相信可能与这些电影有一个合作伙伴贾恺有关。贾是他的妻子，他们组成了一个幸福的家庭，一起创作时也许更乐于从一个家庭的角度去感知社会的秘密。而女性导演的加入，在制作纪录片时会产生某种优势。在一般性的文化环境里，女性导演比男性更少侵略性，这样有助于减少被拍对象心理的壁垒。

黎小锋毕业于华东师大中文系，后来进入苏州大学搞电化教育，在那里开始接触到影像制作。后来他到北师大读电影学研究生，在那里认识了贾恺。现在他们都是同济大学的教师。

《夜行人》

他们完成的第一个纪录长片是《夜行人》。2001年，他们在积水潭地铁遇到一对盲人卖唱，看起来不像是夫妻，他对于两人如何分配收入感兴趣，同时也为其中一位女性盲人（鲍大姐）的神色打动，“她脸上的神经透露出倔强的表情，给我一种不服输不认命的精神，那股劲让我特别感兴趣”。从这里可以看到导演的初衷，并不是立意拍摄一个乞丐如何被社会塑造的故事，他着力拍摄的是一个人如何与自己的命运做斗争，如何显示其生命意志的过程。

开始的时候他们遭到拒绝。后来导演愿意为鲍的女儿做家教，她才同意被拍。黎小锋用自己之前工作的积蓄买了一台SONY-PD150P，在鲍家附近租了间民房开始拍摄。本片的主要部分拍摄于2003年，一直到2006年完成，跨度为5年。他们的电影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跨度时间长，有的拍摄时间长达8年。这样的过程可以更加充分地与被拍者进行沟通，如此才能更为妥善地处理素材，同时也更能揭示时间对人世的作用力。这种工作方法在接近客体方面，更为严谨、有效。

《夜行人》讲述了作为盲人的主妇如何苦心维护自己家庭的故事。鲍大姐白天在地铁和大街上与人合作卖唱，回家后则有一个轻微“痴呆”的女儿明明等待她的照顾，她要督促她学英语，为她的教育担心，教导她做人的方法，比如如何防备别人占她的便宜。

除此之外，片子被一个事故贯穿：鲍大姐将自己卖唱所得6万块钱借给了她以前单位的厂长，对方赖账不还，鲍大姐想尽办法讨债。她买了录音机，把自己和相关人员的对话录下来，以此作为证据。

这事导致她不再信任别人，但是她心仍是善良的，她有一次又借给了一位贫穷的钟点工700块钱，借完后又忧心忡忡，怕对方逃脱，再见到对方时，她请求对方写个字据。她说：“哎，信用？那六万块钱的教训，我被那个事弄的！我也挺同情你的。”

这番对话也都被她记录在录音机里，录音机藏在壁橱里。这个录音机是她的一个武器，她需要时时携带，只有把一些声音录下来才能安心。电影后半部分，女儿骑车粗心地撞到了一辆违法停靠的车上，头破血流，但对方并不愿意答复鲍大姐的赔偿要求，鲍大姐与之争论，这些争论当然也被她偷偷录在了磁带上。

鲍大姐对骗她钱的人愤恨不已：“我在地铁里，风吹的，我觉得我过的不是人的日子，我就恨他们。打死我我也要报复他，我变成厉鬼也要去掐死他。把我招这个份上，我都想，我出去挣钱，我没人力我买人力（去追杀他们）。”

电影拍摄到了她和女儿去法院执行庭前的对话，鲍大姐说：

“去法院，拿不拿点钱啊？准备贿赂。”

“贿赂法官是有罪的吧？”

“我管他有没有罪，我真拿，我寒碜寒碜他。”

“信封里少装一点，反正他也看不出来是多少钱。”

鲍大姐到了法院，买了两包三五的烟，当着很多人的面递给法官，被赶了出来。母女俩在外边兴高采烈地又有一番对话，女儿分析说，虽然法官没要，但是还是起到了一点作用的。

“不过法官那个表情啊，当时（看到烟后）还是缓和了一些。”

“是好点吧，就得这样，没辙。”

一边走，母亲一边训练女儿唱歌。后来那些训练派上了用场，女儿因为没有契机进入“主流”社会，也开始坐在地铁里和人搭伙卖唱。

黎小锋选择的拍摄对象是个性鲜明的人，作为一个残疾人，她积极入世，毫不颓废。黎小锋说她其实是有退休工资的，她拼命挣钱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她活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安全感；另外一个原因是为了打官司。

《夜行人》是线性的叙事方式，按照时间顺序进行剪辑，镜头比较常规化，但里面也有导演细心经营的一面，他在拍摄盲人的生活经验时，用了一些比较紧密的景别，他拍摄了盲人收钱的铁罐和手，去银行的时候，镜头从柜台的边缘摇上去，紧紧对着鲍大姐排起来的硬币，这样一些流动的局部特写镜头，非常适合发掘行动受局限者的身体经验。

一般盲人题材的电影往往对准他们生理性上的特殊性，乐于去探求他们如何在特殊的生理条件下感知世界并求得生存、获得尊严。《夜行人》的重点却并不在这里，它并没有表达如何在现有身体条件下其生理性经验的感知和拓展，因为这个纪录片中的盲人在电影中，更多的时间是用来与身边的社会做斗争。事实上，《夜行人》说的是一个残障人士在一个道德崩溃的社会活下去所体现出来的生命品质和生命力量。

其实这个电影完成后，就有观众认为这个电影只拍摄了一个封闭性的生存环境，为它没有表达社会批判而感到不满。的确，这个电影没有大段的对于社会的议论，仅仅是就事论事。也许导演本意中就没有强烈的社会批判意识，如黎小锋所言，他喜欢事实和电影中的模糊性。虽然导演没有强烈自觉的批判意识，但是批判的效果仍然不可遮盖地散发了出来。

当我与国外一些盲人题材电影做比较，就更加发现了这一点。当然这个比较可能并不全面，但是我们仍然能从中获得有参照价值的角度。比如2008年的《盲人的爱情》，或者赫尔措格的盲人题材纪录片 《黑暗而寂静的世界》，它们更侧重于帮助盲人发掘和增进他们的感受力。在《黑暗而寂静的世界》里，我发现他们的社会以可见的行动在强调自己的责任，不仅给予残疾人充足的物质，还给予他们综合性援助。人们带领既盲又聋的人进入花园去触摸热带植物，他们带着盲人坐飞机，让他们享受细腻的精神关爱，拓展他们的感性经验。

我们的盲人可以没有上面描述的这一切。我们的社会让一个盲人辛苦数年的积蓄被掠夺一空，它让一个瞎子进入战场，赤手空拳地与强盗做斗争。《夜行人》最后一场戏的安排也别有深意，鲍大姐在拨电话，对方的电话一直显示打不通，但是她不放弃，继续拨打，在无数个盲音中，电影渐隐，黑屏。

对于一个电影的理解，哪怕是一个美学的判断，也与我们自己内心的道德状况和政治理念有关。如果我们在心中设计的社会底线太低，那么《夜行人》关照的就是一个存在论意义上的人的处境，这个处境是一种生命本体中的困难。而把一种社会塑造的困难看成是一种生命本体中的困难，则是我们对社会丧失了希望和信心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