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后的秘密》

《我最后的秘密》是黎小锋夫妇获好评最多的纪录片。它不仅具有情感的力量，还以现场捕捉的方式，直击了人性中那么多曲折晦暗的层面。这一方面依赖于时间的积淀——拍摄跨度为8年，从2000年5月拍起。有一次，黎小锋于苏州百步街上遇到了由保姆王阿姨陪伴的孙老师，当时她已经89岁了，正在从图书馆回来的路上，手里拿着本言情小说，她的高贵和神秘吸引了黎小锋。此后黎借了单位的DVCPRO，进入这个家庭。

这个家由一主一仆组成。黎小锋说，开始的三年里，他的拍摄没有一个确定的方向，这个家庭向他展现了一幅天衣无缝的美好图像。老太太积极营造与已故先生琴瑟和谐的记忆，而与保姆也尽量展示亲密无间的关系。三年后，黎小锋离开苏州，后来又定居上海，那时他更为集中地到苏州拍摄，长久的交往已经使孙老师把他看成家人，她开始袒露真实的自我，拍摄终于渐入佳境。而世事也不再如绸缎一般光滑，它充满褶皱与裂痕。

此片由经纬两个维度交织。一个是现在发生的，在主仆间的互动中展开。一个是历史的，一个90多岁的女性知识分子将天然携带着某种时间的深度。孙老师眉飞色舞地对着镜头讲了她的家庭历史：

“1913年，我出生在苏北一个大地主家庭，我爸爸是末代秀才，我爸爸最喜欢我。我在上海读书，我爸爸送我接我。我家里大到什么样子呢？比《红楼梦》里的大观园大多了！解放后分给了30户人家……我是和我的先生脱离家庭逃出来的。他和我都是学体育的，他家里穷得不得了，门不当户不对。我脱离家庭18年。解放后，我家里所有亲戚都是两顶帽子，我哥哥三个老婆都戴了帽子，就是我没戴帽子。‘文革’的时候不行了，我光出国就两次，所以被剃了牛鬼蛇神头。我长得好，他们就说我是妖精。从小是校花，大学在体育学院是体育皇后，寄回来的报纸一摞，上面写着我是体育明星……”

讲述过后，接着的镜头是一个晒着被子的破败院落。这是孙老太太的视线。她正坐在椅子里喃喃自语，还试图吹口哨，面对这衰老的生命和有局限的人生，她似乎心有不甘。

电影不久就展现了她和王阿姨的矛盾，她当着她的面（同时也当着拍摄者的面）说：“她差一个脑子！乡下人，没教养。”她说保姆在这里9年了，钟也不会看，阿拉伯数字不识，菜也不会做。“红烧肉是一碗汤，青菜是一碗汤，样样是一碗汤。”而阿姨对孙老师也有意见，说她不讲道理，来这里干活的头五年每月只给两百块，后来是三百。

2004年，老太太摔了一跤，卧床不起，矛盾似乎激化了。保姆要伺候老太太大小便，所以趁机要求老太太给涨工资。老太太并不应允，有时候还拖欠薪水。

“钱”是本片的一个主题，片名里所谓“最后的秘密”与此相关。晚年的孙老师比较守财，给保姆钱去买药，她都充满狐疑，领导看望时给的慰问金，她慌不迭地塞进头上的帽子里。一方面她对钱有强烈的掌控欲望，一方面她又很慷慨，其实在先生去世时她就写了遗嘱，要把钱捐给苏大做一个基金用。这种调度金钱的方法，其实是作为孤老的她为获得最大程度的关爱所使用的技术。

老太太擦去丈夫19岁时照片上的灰尘，在摄像机前说，他是当年大学校园里的白马王子，她为他放弃了家庭的荣华富贵，“活在世上，见不得家人”。但是先生最后背叛了她，在外边搞了很多女人。这是孙老师的另外一个秘密。老太太讲述时泪光闪烁，总结自己一生为六个字：错错错，恨恨恨。她说她曾为此自杀过两次。

孙老师在病危中给保姆写了个两万块的馈赠字条。主仆关系在此后呈现了温暖的局面。保姆小心翼翼地收藏着那字条，把它放在抽屉下面，生怕孙老师再看见时不认账。单位的领导来看孙老师，保姆把纸条拿出来请其作证：“你们一定要为我做主，不然我这么多年白吃苦了！”

然而王阿姨并不是见利忘义的人，她口舌笨拙，外表粗蠢，但是她使老太太得到了良好的照顾。后来老太太重病卧床，她抱上抱下，得了严重的腰椎病。那一纸字条其实她也并不完全相信能兑现，也许那张字条还有其他的意义。孙老师奄奄一息时就像委屈的孩子，唯一的寄托就是她。“阿姨呀，阿姨！”每天都这样呼唤。有一次保姆走过来，忽然亲了老太太一口，“喜欢你啊，宝贝你啊。”大家觉得孙老师来日无多，给她造了遗像，保姆拿着遗像对孙老师说：“这个大照很漂亮，一看就是聪明人，你侄孙女看都不看，以后我就拿到乡下去，经常看看你。这个孙老师我陪了她13年，一起吃饭，一起睡觉。”

黎小锋的博士论文是研究美国直接电影的，《我最后的秘密》主要使用的也是直接电影的手法。直接电影的困难在于导演所知道的信息永远大于观众，而有限片长里的镜头是描述性语言而非判断性语言，它无法把导演在观察时获得的观点全部明确地传达给观众。当然，这样做的同时也带来了释义上的模糊性，阐释空间因此被扩展。《秘密》的新奇正在于它以难以理喻的方式扰乱了观众的内心，让人产生复杂的情绪。90多岁的老人本身就携带着一个与终极性有关的本质命题，在这个终极面前，金钱的力量是如此赤裸裸地结构着人的情感关系，此片记录了一种似乎不纯粹但又惹人泪下的感情。

《秘密》里展示了一种特殊的关系模式，在我第一次观看时就特别留意于此。保姆的形象尤其让人心动。这种仆人形象其实是当下电影 （包括虚构类和非虚构类）中的一个新鲜的人物类型。仆人在旧上海时期的电影和新时期中国电影中一直有特殊的含义，那往往是一个携带着意识形态的形象，在左翼电影中可能还是一个革命者。随着贫富分化的加剧和资本社会的深入展开，这种人物又重新在我们身边普及开来，但是我们的电影文化似乎还没有来得及去描绘它，或者说人们并不打算去给它安置一个恰当的意识形态上的位置。这其实是一种放弃了命名的阶层制度，也是一个被放弃了的研究视角。

在《秘密》里，如果说孙老师因为年事已高而拘囿于一个寂寞庭院里，与她历史中的辉煌风云形成对照，因此让人不胜古今地唏嘘，那么这个保姆的历史呢？对它的历史没有专门交代，却也在片段的言谈中能猜到——当她被批评为两眼瞎子时，她表情沮丧，坦承自己是小户人家。按照黎小锋的话，这个保姆“受尽屈辱”，她为何要被困在这里？电影很细腻地剪进去了一个镜头，王阿姨出门过街，走到一半，因畏惧汽车和人流终于折了回来，回到孙老师的院子，关上了门。她的素质使她无法在社会上有更多的活动空间。另外一个方面，电影描绘了孙老师教她识字，她伸出大拇指夸孙老师，并以无名指自比，“你是大，我是小”。显然，孙老师有金钱有文化，体现了人类存在的一种“高贵状态”，她对于这种状态是有所仰慕的。当孙老师说到自杀与死亡时，她就会说，不要自杀，你有工资的，活两百岁也没问题！工资成为她衡量一个人值不值得活下去的标准。但是我们却完全没有资格嘲笑她的粗鄙。同时，王阿姨也有表达自尊的时候，当孙老师拿出10块钱为她祝寿，她很不屑，把钱还给了对方，并小声说了一句：“我孙女买了个新房子和车库。”这简单的一句话，却可能是她心理中的一个重要支点。

《我最后的秘密》是黎小锋三部纪录片中使用语法和修辞最为细腻的一部。房间内部和院落里的空镜头的使用，营造了一种幽深的意境。同样，本片与《夜行人》一样也使用了一些局部特写，当一个人失去行动能力的时候，她对于手边的物质和空间就更为留意和用心。电影中有一个镜头是关于镜子的固定拍摄，镜子里反射出院落里的杂草和树木，庭院深深，而且已经荒芜。镜子可以用镜花水月的隐喻，来形容人生的虚幻与不真实，但是我觉得比喻层面的解释是刻意的，我更看重这个镜头对于孙老师身体经验的发掘，这是对她的被拘囿于一域的身体的体会和同情，镜子里是她能达到的视线，是一个即将去世的老人只好如此面对的自然景观。那个折射着两重景色的镜头，是一个人对于即将失去的空间的留恋的一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