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游戏玩得有点累

经济观察报 记者 黄集伟 书还没出，就开始闹腾。不是别人闹，是作者自己闹。这个“闹”字，换成港台语文，叫“自我爆料”。

君特·格拉斯在他的回忆录《剥洋葱》出版前对媒体说，少年时代，确切说，17岁，他曾效忠纳粹党卫队。

批评、声讨、争执、辩解铺天盖地而来。其中“下手”最狠的，是评家迈克尔·霍夫曼（MichaelHofmann）撰写的一篇题为《现在我记得，现在我忘了》的书评。其中致命者有两处：一是直陈格拉斯在自己曾效力党卫队一事上，患了 “选择性失忆症”，一是霍夫曼说：“格拉斯的所谓忏悔令人失望，这不是在‘剥洋葱’，而是‘刷油漆’”。

这样，当铺天盖地的舆论风暴卷来，要捧要骂要呵要斥，悉听尊便。反正甭管你说什么，都成了“捧哏”。

“我们不应对格拉斯忏悔的道德勇气表示怀疑，但这一忏悔时机的选择却值得关注。”

“格拉斯的自传将于下月上市，此时正是促销的最佳时机。”

“另一个问题是，如果他在7年前就承认了自己的党卫队生涯，那么，他还会是1999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吗？”

“《铁皮鼓》仍然是伟大的小说……即使其作者曾经是个17岁的党卫队员。但是，如果他继续对我们大谈历史责任，呼吁反战，并时刻不忘谴责全球化的罪恶时，我们还会像过去那样，屏息而仰视他吗？”

上面数段假设、诘问、沮丧、不安，均为国内率先关注此事的著名记者康慨先生所写。

那种种假设，最终一一变为《剥洋葱》尚未出版即引发广泛关注所达成的传播效果，景深悠远，极富戏剧性。

幻觉里，君特·格拉斯穿了件长袍马褂，站在聚光灯下那个叫做逗哏的位置上，面带微笑。如你所知，及至这个春天，当我翻开《剥洋葱》简体中文版（译林出版社）时，心绪要多复杂有多复杂。

读完全书，我的判断是，就算确有商业考量乃至商业谋划，君特·格拉斯毕竟以一部近30万字的回忆录表达了自己的道德勇气。至少他没把一个17岁的党卫军的心路历程带进棺材。至少他没自赋神性，用已接近完工的道德造型为自己的历史背影描上金光闪闪的一笔。

“自传作者应当把一切都说出来，特别是那些不能说给别人的东西，即性欲。出于真实的考虑把自己赤裸裸地暴露出来，这需要作者战胜他的羞耻感。”

“坦白的难点在于迟疑，这种迟疑应当被表现出来。”

“吞吞吐吐的开场白一方面是在吊起读者的胃口，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给叙事开脱，以免有暴露癖之嫌。”

上面数段文字出自法国学者菲力普·勒热讷撰写的《自传契约》（三联书店）一书。这本书被称为西方自传研究的奠基之作。

我惊异地发现，《剥洋葱》至少前两章，其最重要的修辞特色果然就是“吞吞吐吐”。

或许，在格拉斯看来，“党卫军”这三个字确比私人床第之欢完全公开更羞耻？

这样，全书吞吞吐吐吐吐吞吞的文字，其实可以被拍成一部磕磕巴巴、少于24格的动画片。而该片导演，即传主自己。

在这部吞吞吐吐的动画片里，少年君特·格拉斯与老年君特·格拉斯在玩捉迷藏。站在这个捉迷藏游戏的外圈儿，我不断为他加油、加油、加油，想为他最终的坦白助力，可终于无功而返。

别人拉屎，你攥拳头，没戏。

这个游戏玩得有点累。

“卢梭大量使用小说技巧以复现过去：这已经不再是谈论过去，而是重建过去；另外，他使用人称叙事的所有方法与读者建立一系列复杂的关系。”

上面这话也是菲力普·勒热讷在《自传契约》一书里说的。依照如此判断，格拉斯不累才怪。

这种精神性探求的艰难与窘迫，用菲力普·勒热讷的话说就是：“自传作者是为了某类读者写作，所以他不仅要和过去进行沟通，而且还要在别人面前暴露自己，自传的修辞在此朝着两个方向发展，即难以启齿之事和难以表达之事。”

我并不认为君特·格拉斯真就把一切都说完了。不过，毕竟，他开始说了，从12岁说到了32岁。

和他相比，在我们这里，有太多更血腥更惨烈更荒谬的往事，却无人回忆无人录。我们不仅选择了集体沉默，而且，我们还找到了远比君特·格拉斯更堂皇、更俨然的辩解、借口和说辞。那些说辞娓娓动听，它的每个句子都像春晚结束时的集体朗诵一样妖娆妩媚，一样气宇轩昂。

很早以前读过法国人德莱姆的“细微主义”散文。至今记得他的名作《第一口啤酒》（百花文艺出版社）里有一篇叫《帮人剥青豌豆》。

诡异在于，在阅读《剥洋葱》里无处不在的挣扎时，我总是想起它。

“剥豌豆有一种漫不经心的、平心静气的节奏。这节奏像是被一种内在的节奏器激起那样。”

“大拇指在豆荚的裂口处一压，豆荚就顺从地、情愿地张开了。”

“几颗不太成熟的豆荚，有点顽固——食指指甲的切入便可开裂绿皮，并且透过那层有点像羊皮纸一样柔韧的皮，就感觉到一种湿润和一种浓密的肉质。”

“然后，你就用一个指头向外一挤那些圆球，它们就滑了出来。”

当然，我知道，“剥洋葱”毕竟不是“剥豌豆”。与“剥豌豆”比，“剥洋葱”的尴尬、窘迫难以言喻。它是精神生活里最隐秘、最荒芜的那座城堡。它是内心最黑的黑。

再早，读过广告人吴心怡的随笔集：《菊儿胡同6号》（大块文化）。这个由年轻女性白领撰写的一派“叽叽喳喳鬼马精灵”美学的广告人生活随笔因为有了一个 “写给已逝父亲”的因由，忽就有了一种与轻浮相反的下垂感。就像上好的窗帘，不仅要有良好的遮光性，还要婀娜有致，静静下垂，借以隔绝窗外乱世那无尽的聒噪与永逝的哀伤。

菊儿胡同6号是作者父亲在大陆老家的地址。

“只是想跟我爸爸聊聊我不在他身边时的生活。于是便把做广告的诸多小事情，想办法说精彩一点。”

“后来才知道这叫写作治疗。治疗内心深处无处可去的思念。”

在该书扉页上，吴心怡这样说。

它让我想，其实，对君特·格拉斯而言，写作《剥洋葱》，也是一种写作治疗。这个治疗始自《铁皮鼓》中一个近似的细节场景，曝光于《剥洋葱》。

序幕刚才拉开。

我甚至觉得，我们永远都追不上他。哪怕确如很多批评者说的那样——他是一个懦弱的老油条。

我们只好把希望寄托于下一代。寄托于有可能出现的小黄仁宇、小小黄仁宇、小卜正民、小小卜正民们。

我们也只好用这种未来时幻觉暂且抵挡更多荒谬与冲突，并耐心等待君特·格拉斯剥开那历史洋葱更下面的一层……而他是否因此涕泗横流，潸然泪下，并不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