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三：晋商之死(1)

内容简介：
作者，木萱子。现在的山西人不争气，我们问：缘何被“妖魔化”？被谁“掠夺”？被谁夺走“精气神”？当山西人高喊山西失去了，被掠夺了，甚至意志被强奸了，那么，需要思考的是，除过所谓的资源以外，山西人失去的还有什么？被掠夺的还有什么？“商帮热”在全国持续高温，我们问：把“晋商”的标签贴到徽商、闽商、浙商等等商帮身上，是不是都是通用的？面对额头上的皱纹都相似的商帮祖宗，我们该如何跪拜、承继？我们是不是该深刻地思考：什么地方出问题了？我们怎么如此苍白地去解读祖宗的精神？唱戏用真腔，做书重启迪。本书从另一个角度，给读者提供思考与讨论。

出版社：中国经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9年9月 定价：36.00元 类别：商业史类

目录：1 山西人为什么经商者多？

2 晋人为什么走西口？

3 缘何性格多变又媚事权威？

4 晋商天生就是吃资源的？

5 晋商如何跳龙门？

6 晋商的“胎记”是什么？

7 晋商就是“黑社会”？（详细目录见文章后附）

5晋商如何跳龙门？

依靠“官家”好做事

晋商的兴起，自尧舜时期就已经发芽，是因为山西拥有运城盐池这一天然资源，就像如今山西人拥有煤炭资源一样这一得天独厚的条件；元末明初，山西这个地方的自然环境开始变得地不养人；长期处于“皇权”周边的地理位置，使得山西人媚事威权，外向开拓、内敛懦弱的性格；学而不能优，人穷，又无胆反抗“揭竿而起”，但还是要生活下去的，怎么办？做生意，贩盐！明朝政府为保障边境供给实行的政策，在一瞬间终于把晋商推上了中国的政治经济舞台。

晋商就这样在天时、地利、人和的情况下，幸运地成为中国一支最重要的商帮力量。

晋商如何跳龙门？

依靠“官家”好做事

在上述“自然条件”下，遇到一个特殊的政策，晋商便瞬间长大了。这个条件就是明政府为解决庞大的边镇军饷问题，实行“召商输粮而与之盐”的开中法时。由此，这些蓄势多年，拥有临北方边镇和盐池双重优势的晋商，便义无反顾地捷足先登，迅速兼盐、粮商于一身，把晋商这个涓涓细流瞬间汇成大海，一举成为全国商业中的劲派。

明朝的时候，关于盐的买卖分为两种，一种是“户口食盐法”，一种是“开中法”。所谓户口食盐法，就是按照人口的数目来供应食盐，这种供应是由政府提供的，但是不是免费的，百姓要按照盐价来交纳粮食或银钞，这种方法制定于永乐初年，但是由于管理不善，有时候百姓虽然交纳了盐价，但是却经常不能及时得到食盐，所以这个方法不久就失去了应有的意义。

在这样的情况下，另一种方法就逐渐盛行起来，这个方法就是“开中法”。开中法实际上是整个明朝盐法的主体，最初主要是为了供应北部边塞地区军事消费而采取的一个政策。

当时的背景是，明朝建国后，为巩固其政权，曾多次出兵塞外追击元蒙残余势力。而蒙古各部也经常南下扰边，使明朝的统治受到严重威胁。为了防御蒙古，明朝政府在北边设立九个重镇。相当于现在的九大军区一样的，驻扎了大量的军队。军队的人数非常多，一度达到了120万人。120万人相当于说，要有120万人的生活的消费和军事的消费。

为了解决百万大军的粮饷，明太祖在北部地区实行屯田垦殖制度，借此减轻国家财政压力。当时采用的屯田方式有三种，一种是军屯，一种是民屯，再就是商屯。所谓商屯就是招募商人到边境地区从事屯垦，将收获的粮食卖给军队。因此，有地利之便的山西人就蜂拥而至，从而奏响了明清晋商兴起的序曲。

前面提到，为生计忙活外出奔波的山西人，能遇到官家招募屯垦，自然是欢呼雀跃。

但是，一个很客观的问题是，单靠屯垦不能解决这么庞大的群体消费粮食的需求。怎么办？

历史又推出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山西人杨宪。

洪武三年，也就是1370年，时任行省参政的杨宪，给朱元璋上了一个奏折，提出个建议：“募商人输粮于边以佐军食，并以盐偿之。”利用政府控制食盐，就是让商人把米粮输送到指定的地点，然后准许其贩盐来作为报偿。商人把粮食运到边境上。政府给他一部分盐引，“引”也就是准许贩盐的凭证。商人拿上盐引了，只要给边关运了多少石粮食，一般情况是200石粮食，政府就给你一张引票。你拿这张引票，就可以去两淮、河东盐池换盐去，换盐以后你再去卖盐。自古以来垄断生意利润最丰厚，这样，粮运过去后换来的盐买卖中间的差额利润是非常大的。这个政策有三个好处，一个是利于国家，第二便于商人，惠商，第三是利于减轻老百姓的负担，这是个一举三得的事情。

朱元璋听了，龙颜大悦，准奏！诏令全国：号召商人运输米、麦、豆粟至边塞或边远缺粮地区，政府登记缴粮种类和数量，以及应支盐数，发给凭证盐引，商人持盐引赴产地支盐，准其在指定地区贩销。开中法初行于大同，以后各行省边境，亦多仿效。各地纳米与中盐的比例不同，一般以里程远近而定等差。
这就是历史上的“开中法”。《明史·食货志》如此记载：

“召商输粮而与之盐，谓之开中”。

这一介绍指出了开中法与此前盐制的显著区别，即商人需要以粮草易盐，而不是以货币购盐。

余秋雨先生曾经谈到：“这牵扯到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就是西北，非常遥远的地方，气候也非常寒冷。尽管清朝统治者来自于东北，但是对西北还是陌生，生态也还是不一样的。在这种情况下面，我们按照我们现在想起来，叫后勤供应非常困难，所以他们有一个非常聪明的政策，就是那些戍边将士们的所有用度有没有通过一定的商业方式，商业运作方式来解决。那么你如果能够解决的话，我们朝廷给你们另外一种的许诺，比如卖盐的许诺。在这种情况下面，山西正是首当其冲。它的地理位置起了很大的作用，就是在我们中原统治的中心，比如像北京，还有其他地方，一直到西北边疆去的大通道，山西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门户，非常重要的门户，这叫因缘际会。在这么个大形势之下，山西的走西口的群体就有了方向。”

“开中制”虽然为晋商兴起提供了机遇，但有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是“晋商”无法改变的，那就是这项制度是通过向前线输纳粮食的方式，来换取卖盐的特权。没有粮食就拿不到盐业的经营权力，而当时晋商手中显然缺乏大量屯集粮食的条件，因为粮食恰恰是山西最缺乏的农业产品。那么晋商如何解决这样一个看似无法解决的难题呢？

山西没有多余的粮食，但与山西隔河相望的河南，再往南的山东，却都是中国重要的粮食产区。于是山西人开始推着小车，担着担子，将中原、江南的粮食运往北部边镇。前文说了，在这种贸易中，不利的自然条件、人口压力都开始转化为得天独厚的优势。

这是晋商迈向成功的第一步，这一步迈得并不容易。推着木轱辘小车，载着沉重的粮食和盐，在崇山峻岭中穿行。行路之人不但要忍受常人所难以忍受的艰难，还要耐得住寂寞，耐得了思乡之苦。一定要活下去，甚至要走向富裕的信念支撑着他们。

这一走竟然持续了四百年的时间。

由此，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晋商的兴起，自尧舜时期就已经发芽，是因为山西拥有运城盐池这一天然资源，就像如今山西人拥有煤炭资源一样这一得天独厚的条件；元末明初，山西这个地方的自然环境开始变得地不养人；长期处于“皇权”周边的地理位置，使得山西人媚事威权，外向开拓、内敛懦弱的性格；学而不能优，人穷，又无胆反抗“揭竿而起”，但还是要生活下去的，怎么办？做生意，贩盐！明朝政府为保障边境供给实行的政策，在一瞬间终于把晋商推上了中国的政治经济舞台。

晋商就这样在天时、地利、人和的情况下，幸运地成为中国一支最重要的商帮力量。也正由于如此，我们看到：晋商的兴起是历史的多重作用与挤压形成的，晋商先天依赖自有资源，依靠政府的政策，加上自身环境的逼迫，最后，鲤鱼跃龙门了。

到了明朝中叶，开中法已经无法维持，于是明政府又实行了叶洪变法，把开中法改成了“折色法”，即把官府付给商人的盐引改为直接付银子。这样一来，晋商就有了更大的资本，其经营也从屯边转移到了内地，发展的速度明显加快了。由此，晋商逐渐走向顶峰。

当我们厘清晋商发展起家的脉络后，也许我们就会更加坦荡或者理性地去观察后人加到晋商头顶的光环。同时，我们也能窥一斑见全豹，探究出晋商兴衰的某些必然脉络与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