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三：晋商之死(2)

6晋商的“胎记”是什么？

官商勾结相伴行百年

由于和朝廷、官员的深度勾结互为利用，“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垄断与利润”。“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在商业领域，垄断一旦出现就必然伴随不公平竞争。晋商票号利用自己的官商勾结，最后不想发也由不了自己了。

官商相助，利益均沾，官员与晋商渐渐地形成了撕扯不开的复杂关系。而这种关系，也为晋商的失败埋下了伏笔。官商勾结如胎记，记录着这个曾经最大的商帮兴起的机缘与特色，也折射出晋商百年辉煌背后的轨迹。从这个角度，我们就能探寻出晋商兴衰的基因，而不是狂热地去将原因归结于其他。

晋商的“胎记”是什么？

官商勾结相伴行百年

纵观晋商“发家史”，我们可以看到，因为有盐，晋商其实萌芽较早，也一直在缓慢地发展着。之所以能在明清崛起，其关键，是政府以及政府推出的政策。

在一个区域内长期困顿压抑的人，如果有一天突然获得了自由与财富，他自然会将这种获得的途径无限放大。晋商亦如此。因为政策的缘故，晋商兴起发达了，最后，晋商深深地相信：与政权力量相结合会保持自己获利的持久性与丰厚性。我们开篇就提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商人以盈利为目的，晋商不能例外。通过什么样的渠道能够保证利益的最大化，那么这个渠道将是他们极力推崇与维护的。晋商明白：政府制定和实施的政策对商人的经营活动有着根本性的影响。正因为如此，晋商们需要做的，就是和权力结合，或者以其财力通过各种方式结营官宦，从而影响政府做出有利于自己进行经商盈利活动的政策。而政府呢，把晋商们作为政府推行财政政策和提供军饷供应的工具。就这样，晋商与政府之间有着不一般的相互结托关系。官商勾结，实现各自的愿望与利益，这一点，贯穿晋商的百年兴衰史。由此，官商勾结相互获益成为晋商发展兴衰史的一个最大特色。

我们继续以历史史实来说明这一点。明中叶，晋商推动明政府与蒙古贵族议和开马币，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事例。蒙古地区是单一的游牧区，非常需要中原的粮食、绸布、铁锅、药材、茶叶等商品。但蒙明处于敌对状态，明政府对蒙古采取防范态度，限制中原的商品流入蒙境。这样，蒙古所产的牛羊及畜产品就难以流入中原，即便有时进行贸易也是朝贡式贸易，远远不能满足蒙古对中原物资的需要。正常交易满足了怎么办？抢！蒙古军擅长的就是纵马抢劫，来去快速。在土地里劳作了千年的汉人部队在马背上纵横自然不如蒙古军。你抢我打，打不过自然生气，生气就讨伐，讨伐不过，哈，我仇视你。这样明蒙双方就长期处于敌对状态。

历史往往充满戏剧性。隆庆四年（1570），蒙古首领俺答的孙子把那汉吉与俺答发生矛盾，把那汉吉盛怒之下出走而投降明朝。开天荒地出现这等事情，如何办？就此引发了在处理把那汉吉问题上的朝政之争。饶仁侃、武尚贤、叶梦熊、赵贞吉等主张采取强硬军事手段，王崇古、张四维、张居正等主张议和开马市。

王崇古是议和的主要推动者，所以《明史》载：“贡币之议崇古独成之”。王崇古的外甥吏部尚书张四维也是议和的积极推动者。张四维为了实现议和及开马市，曾设法联络内阁大臣高拱。《明史》载：“俺答封贡议起，朝右持不决。四维为交关于拱，款事遂成”。由此可见，张四维带动高拱，形成张、高的联合行动。王崇古与张居正之间书简也很多，这样王崇古、张四维的“议和”说就得到了身居中央要职的高拱、张居正的强有力支持。

到隆庆五年（1571）三月，议和派终于占了上风。明朝政府决定与蒙占议和，封俺答为顺义王，允许与蒙古通商贸易，即每年一次在大同、宣府、山西（偏关）三镇的长城以外开设马市。后来发展到在陕西、宁夏二镇也开马市，每月一次在长城的各关口也开设小市场。其交易商品除布帛、菽粟、皮货外，还有服装、针、线等杂货。

隆庆五年（1571）四月发生了御史郜永春弹劾王崇古、张四维之事。这一弹劾虽不直接涉及隆庆议和问题，但从弹劾时间来看，是对议和派的不满，涉及到朝中权力之争。不久，兵部尚书郭乾辞职，次年五月，首铺李春芳辞职。接着，高拱、张居正先后出任首辅，与王崇古、张四维有姻戚关系的杨博出任吏部尚书，反对议和的户部尚书张守直辞职，由山西籍官僚王国光就任户部尚书。可见，围绕议和问题在朝中还出现了权位之争，并以议和派占居上风而告一段落。

不难看出，王崇古、张四维等在议和开马币问题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更应该看到，推动这一政策甚至影响朝中权位之争的背后，还有着以晋商为代表的商人。对此我们从王崇古、张四维的家世及其言行中即可看出来。王、张均为晋商家族。王崇古之父王瑶、伯父王现、长兄王崇义、从弟王崇勋、舅父沈廷珍、姐夫沈江等都是商人。张四维之母是王崇古的二姐。张四维的父亲张允龄、叔父张遐龄、弟张四教、岳父王恩、妻兄王海等也是晋商。王氏、张氏均为大商，主要在沿边进行粮食、绸布、盐业等贸易，扩大与蒙古地区的贸易，将会给他们带来巨额商业利润。因此，他们通过在朝中做官的亲人影响朝中政策的制定，最终达到明蒙议和与开马币的结果。正如王崇古在上疏中所说：

“先帝既诛仇鸾，制复言开市者斩。边臣何敢故违禁旨，自陷重辟。但敌势既异昔强，我兵亦非昔怯，不当援以为例。夫先帝禁开马市，未禁北敌之纳款。今敌求贡市，不过如辽东、开原、广宁之故。商人自以有无贸易，非请复开马市也”（《明史》卷222）。

在隆庆议和与开马市问题上，晋商显然通过朝中官僚发挥了影响，并直接影响到政策的出台。

晋商通过结营官僚，进而影响朝廷政策达到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与持久性。那么，朝廷呢？什么事情都是相互的。政府及官僚不傻，自然有自己的利益诉求。在政府及官员的眼中，晋商们最大作用就是作为政府推行财政政策和军协饷供应的工具。如“开中法”的实行，就是明政府为北方边镇军队筹集军饷，实行由商人提供边镇军队粮、布饷需，换取盐引，到指定盐场支盐和贩运盐斤。明政府通过这一办法的实施，既解决了北方边镇军饷，又收到了盐税，而晋商也因此而兴起。入清后，清政府则把山西视作“商贾之途”，是“财赋有出”之地，另眼看待。

清王朝许多大规模的军事活动得力于晋商的赞助。1720年西北准噶尔叛乱，清政府调集重兵征剿，当时因路途遥远，运输粮秣成为最突出的问题。晋商得知后积极地随军进剿，代运军粮。据《清史稿》记载：“介休范氏随师征准噶尔，输米馈军，率以百二十金致一石。六十年(1721年)再出师。以家财转饷；计谷多寡，程道路远近，以次受值，凡石米自十一两五一至二十五两有差。累年运米百余万担。世宗特赐太仆寺卿衔，用二品服……”

除平定三藩之乱、平定准噶尔部噶尔丹叛乱之外，平定大小金川叛乱，及在镇压川楚陕白莲教大起义、太平天国、捻军起义等的军事行动中，都得到了晋商在财力物力的支持。有个叫王绳中的晋商一次赠给乾隆白银一百万两作为报效，被称为“百万绳中”，清王朝则用“赐产”、“入籍”、“赐职”以及特许经营和贷给资本等方法，给晋商提供种种经济和政治特权，如特许晋商经营盐业以及对日本的铜贸易等。此外，晋商的票号还为清政府汇解京饷和军协各饷，解缴税款，为政府筹措汇兑款项，承汇商款，还本付息等。在清代的皇商中，最著名、资本最雄厚的是山西介休范氏。范氏除了为内务府来办宫廷用品外，从康熙到乾隆年间又为清政府运送军粮，建立了功勋。当清廷制钱用铜奇缺时，范氏又作为最大的洋铜商，往返于东土与东瀛间。山西票号创立后，晋商又为清廷代垫代办汇兑军协饷、筹借汇兑抵还外债、代理部分省关的财政金库等。光绪二十六年（1900）庚子事变发生，西太后、光绪帝西逃，途经山西时，又由晋商借银40万两，以解皇室经济开支燃眉之急。事后，清廷令各省解京饷款，改汇山西票号老庄——平遥、祁县、太谷，顿时山西平、祁、太票号总号成了清廷总出纳。次年，西太后、光绪帝由陕返京，仍由山西票号继办“回銮差款”汇兑。因此有人说：“山西票号是清廷的财政部”，此话并非民间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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