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文说到，在大乘佛教看来，人人皆可成佛，佛有无数个，分布于不同的时间和空间之中，主宰各自的“佛国”。武则天以及她的帝国所崇尚的是大乘佛教，具体而言，她提倡的是大乘佛教的“净土宗”，核心教义便是，在释迦摩尼圆寂之后若干年，弥勒成佛，从“兜率天宫”（这是什么宫殿？知之为知之，不知百度之）降落人间，带来福祉。武则天称帝前后频频降旨修建的“浮屠”便是“弥勒佛”，当时的大唐帝国或者武周王朝，从大臣到子民都相信，武则天是弥勒下凡，所以她登上自古为男人专利的皇帝宝座，意味着天下太平、人民富足。

武则天为何偏偏选中了“弥勒佛”，为自己登上帝位做“理论武器”呢？

弥勒，梵文作“Maitreya”，意译为慈氏。据佛经上记载，弥勒系继佛祖释迦牟尼之后于人间成佛的菩萨，也即大乘佛教所说的未来佛。弥勒住在“兜率天”上，大致在佛灭度后的五十六亿劫后，将从“兜率天宫”降生于人间，世界会变得超乎想象地美好：

“一坐坐城鳞次栉比，成群的鸡呼啦啦扑腾起来，翅膀都碰撞在一起。一年四季，老百姓安居乐业，没有造反的、偷盗的。城市或者乡村都夜不闭户，没有战争，没有旱涝灾害，也不闹饥荒。风调雨顺，田间无杂草，庄稼兴旺，播一次种，可以收获七茬…… 人民被福德所笼罩，大街小巷处处长出‘明珠柱’，高达十里，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无论是里巷还是民居，都以金沙铺地，处处金银成堆。”

天哪，这是一个多么令人神往的人间乐园！在佛教信仰中，较之高居佛国天堂、“唯我独尊”之佛，弥勒是唯一一位在人间成佛、拯救人世间苦难的菩萨。

净土宗的弥勒信仰在北朝时期特别兴盛，承接北朝的大唐也是如此。

读史者悉知，武则天称帝后，曾长期留在东都洛阳(时称“神都”)处理政事。当时的京城长安并未遭遇兵焚，或其他政治动荡，武则天将唐代作为陪都的洛阳作为朝宫，正是充分考虑到洛阳在北魏和北朝时期一直是北方弥勒信仰的一个中心这一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据统计，北魏末至北齐、北周的40年间，北方弥勒造像共88尊，其中仅洛阳龙门石窟就有弥勒像35尊，占总数的近五分之二，可见该地区弥勒信仰之盛行。此外，洛阳不算太远的齐州、青州地区(两地相当于今山东省北、中部地区)，北朝时至少有20多尊弥勒像出自这两地，大有与洛阳龙门弥勒造像相呼应之势。隋唐以后，上述地方的弥勒造像数量虽大为减少，但龙门石窟中所保存的唐代弥勒造像仍有18尊。声势虽比不上北魏和北朝弥勒造像全盛期，但仍可从中窥见唐初这一地区民间弥勒信仰影响之深远。武则天正是充分利用了洛阳这一人文、地理上的优势，为日后改朝换代作好必要的物质思想准备。

摆在武则天面前的一个理论核心问题是：她跟弥勒如何画上等号？

商品经济下，哪里有需求，哪里就有商品或服务；君主专政体制中，君主，尤其是强势君主有需求，下面总有人“自觉”地献上理论根据。两汉之间有图谶，王莽借此篡汉；武则天的“天命”从何而来呢？

效命于武后的人，开始钻研典籍。他们欣喜地发现了两条证据。

证据一：后凉（公元386年-403年）僧人昙无截，翻译过一部《大方等大云经》，经中有两处讲到女主：一处是说大精进龙王的护法夫人转世为天女，后来再转世，“以女身当王国土”。另一处是讲黑河女王。她是南天竺小国无明国王乘明之女，其父死后，女增长嗣位，“威伏夫下，阎浮提（人间）所有国土，悉来永奉”。她宣扬《大云经》，“受持、读诵、书写、解说《大云经》，然后寿尽”。佛说此女王“未来当得作佛，号净宝增长如来”。

证据二：成书于南朝梁（公元502-557年）的中国现存最早的佛教文献目录《出三藏记集》中载有《弥勒为女身经》（一卷，无名氏译，今佚)，此经有弥勒出世时化作女相的说法。到了唐初，民间的弥勒信仰中不仅不排斥女性，而且女性在信众团体中甚至可以高居领导地位(而这恰好是佛教其他教派中所少见的)。

通观后凉昙无截所译《大方等无想经》，并未载“弥勒下生”之事。而《弥勒为女身经》也并没有说弥勒本身就是女性。问题就在于，宗教信仰在民间是不需要“逻辑推理”的， “大精进龙王”的护法夫人转世后“以女身当王国土”，以及“南天竺增长女王”“威伏天下”、“未来当得作佛”的记载，都很容易使老百姓与当时流传已久的“弥勒转世”说以及“弥勒化为女身”的说法联系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