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帝国的“货币战争”(1)
图门巴雅尔
2010-11-12 1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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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观察网 图门巴雅尔/文 G20诸国领袖齐聚韩国首尔,决定全球经济的走向,关乎你我这样普通人的生计;美元挑起的世界性货币战争,人民币对外坚挺,对内疲软,谁的收入增长跑不过CPI谁论为第一波炮灰……

以上是笔者一点浅陋的评说,因为我读过的经济学书籍摞起来高不过我儿子的膝盖(犬子问世不足五个月)。近日闲暇之时,偶然间瞥见宋叙五先生的那本《西汉货币史》躲在角落里,灰尘满面,忽然想起眼下“货币战争”一词在媒体上出现频率很高,于是饶有兴趣地“温故而知新”。

读过今人宋鸿兵《货币战争》的读者大概有这样的共识,发生货币战争的两个基本前提,一、发生在有货币发行权的政治实体之间;二、货币经济发达,政治实体间的经济往来以金属货币结算。三、货币战的目的之一是确保政治实体的经济实力不贬值。

那么就让我们考察一下,从战国晚期,四大金属货币体系开始融合,直至汉武帝元鼎四年(公元前117年),汉朝明令禁止郡国钱永不许流通,其百年间中国这片土地上货币和货币经济以及政治形态的变迁。

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2000多年前,中华大地便上演了持续数十年的货币大战……

首先说“政治实体”,战国七雄,齐、楚、燕、韩、赵、魏、秦,自然是各自为政的国家;秦统一六国,享国不长,事实上至秦二世元年,六国贵族纷纷复国,子婴即位,降格为“秦王”承认事实,但试图保留春秋五霸时期的“霸政”即希望保留秦对六国的霸主地位。所以就容易理解项羽为何不做皇帝而自封“西楚霸王”,同时分封王国,这也是对战国国际关系的延续。汉初,刘邦分封,郡县制和王国并行。所以,秦末至西汉前期(景帝中期以前),中国不存在统一的大帝国,而是一个帝国联合体,即大小不一的政治实体的联盟。

说完这些,笔者感觉多多少少要颠覆众位看官此前的“历史常识”。 

好,再来说货币和货币经济。

货币,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早在商代原以天然海贝作为货币,后来由于商品交换量的扩大,真贝数量不够,就用各种仿制贝代替,有珧贝、骨贝、陶贝等,商代晚期出现无文字铜仿贝,到东周发展为有铭文的铜贝——蚁鼻钱,形成正式金属铸币。

东周以后,金属铸币开始流行,贝币渐失货币资格。春秋战国时期,诸侯称雄,货币形式各异,有布币、刀币、圆钱和蚁鼻钱四大形式。早期布币由农具演变而来,首可纳柄,称为空首布,流通以三晋地区为主。齐、燕、赵等国铸造刀币,是实用刀“削”转化而来。圆钱起源于纺轮或璧环,在秦、魏流通。蚁鼻钱为铜贝的高级形态。以上货币均用铜铸造。随着社会财富的增长,以及金银产量的增加,用金银铸造的货币产生并逐渐增多。这一时期,楚国还流通爰(音“圆”)金,上钤方形印记,为中国最早有固定形式的黄金铸币。战国七雄各自铸货币,甚至私人铸币。这些货币很复杂,不但形状、大小、轻重不同,而且计算单位也不一致。

秦始皇:统一货币,二世而亡

公元221年,秦军攻下齐都临淄,嬴政政治上统一六国,但当时秦帝国版图内六国遗留且仍在流通的货币,使秦始皇深感即使政治已统一,但仍不能掌控经济上的统一。遂于公元前210年颁布了中国最早的货币法——“以秦币同天下之币”。《史记·平准书》谓:“及至秦,中一国之币为二等:黄金以溢为名,为上币;铜钱识曰半两,重如其文,为下币。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藏,不为币,然各随时而轻重无常”。即币分二等,黄金为上币,以溢为单位(二十两为溢);以铜钱为下币,重为半两,文(货币标明重量)、重(货币实际重量)一致;货币的铸造和发行由国家垄断。原来形、质各异的战国货币至此退出流通领域。

秦始皇半两钱,是在先秦圆钱基础上后期演变而来的外圆内方形制,“半两”二字为小篆书写,秦统一六国后,下令将这种叫做小篆的字体,作为全国统一标准文字,即“书同文”的命令。因而“半两”二字书写得极其规范,相传为李斯所书,钱文线条匀细,刚中带柔,精熟奇绝,点画皆有法度。

有学者认为,秦始皇之所以采用方孔圆钱,是他的皇权思想和一统天下的豪气表现,古人有“天圆地方”的宇宙观,先秦诸子著述中经常提到:“天道为圆地道为方,法天象地”便可牢牢统治万世江山。把这种思想用到钱制上,就是外圆以象天,内方以象地,天覆地载于一钱之中,象征君临万方,皇权至上,万宇一统,皇帝乃天之骄子,替天行道,皇权就是天命。这样把天命、皇权巧妙地融于一体,投影到钱币形制上,外圆内方就成了天命皇权的符瑞。另外,从其实用和审美观看,铜钱造成方孔圆形,主要是为了使用方便。因为圆形钱使用时易于携带,还可以减少周围磨损。另一方面圆形钱刚铸造时,轮廓不整齐。为了使周边整齐,必须修挫,如果逐个修挫很费工,于是工匠们就想出在钱的当中开个孔,将若干钱贯穿于方形铁棍上,一次便可挫成许多,如果孔是圆形的,就会来回转动影响修挫。

诸位看官,如果您觉得,秦半两钱有如此多的优越性,且想当然地以为“货币统一以后,改变了战国时期各国货币形制、质量、重量、单位各不相同的状况,简化了商品流通过程中货币换算等环节,避免了货币换算的困难,有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也便于赋税的征收”,那您就大错特错了。

且不说秦朝统一币制的实践结果如何——即是否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全国经济交流,就以理论上的逻辑分析而论。统一币制和商品经济发展之间也不一定有必然联系。这一方面取决于制度设计的主观目的,另一方面取决于经济结构的特点。从制度施行的主观目的来说,如果秦始皇是为了便于全国商业贸易而统一货币,那么,我们自然可以得出促进商品经济发展的结论;但如果是为了加强对经济发展的控制,打击各地工商业主的牟利行为,把货币统一作为加强中央集权措施的组成部分,是国家控制经济资源的手段,那么,统一货币则未必会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秦朝统一货币的目的是后者而非前者,其目的是要用秦国的经济模式统一六国的经济发展,这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效果上,都沉重地打击了私营工商业。

六国和秦国经济结构的最大不同是私营工商业发达,无论是贵族还是地方豪强几乎都占有相当数量的土地和山川林泽等经济资源,在长途贩运、贱买贵卖的同时,经营矿冶、煮盐、畜牧和经济作物种植业等商品生产。秦始皇统一货币,六国贵族和工商业主的货币、珠宝被迫退出流通领域,更不能像以往那样凭借其技术和资源私铸钱币以牟利,大大削弱了其聚敛财富的能力,其正常的商业经营也因此而中断或者受到限制。此外,秦授田制度的统一对东方原六国私营工商业更产生根本性的影响。因为在秦的授田方式下,这些人失去了对山川林泽的使用权,也就不可能再开矿铸币,煮盐、种植经济作物。

六国的工商业主以及豪强大姓,因为新的土地制度的推行而丧失其商品生产条件的同时,又因为新货币制度的推行,其手中的钱币、珠宝不能流通,想通过贱买贵卖以牟利也不可能,原来的商业贸易由此萎缩。因此,抛开六国宗室贵族亡国之恨不谈,就从经济利益的角度看,这些贵族也必然和普通工商业主、豪强大姓们结成反秦联盟,抵制秦朝法律制度的实行。所以,秦始皇才大规模地迁徙豪强,把他们统统迁离原籍,最后把商人或者曾经是商人,父母、祖父母是商人的也统统迁离原籍,发配岭南。

秦始皇统一货币之举,是他打击六国贵族和豪强诸多手段中最致命一击,这颗仇恨的种子生根发芽,等到嬴政驾崩之后,秦二世胡亥一上台,六国贵族纷纷复国,可谓雨后春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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