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邦父子：下放铸币权 收获七国之乱

随着秦朝的灭亡，由国家控制的货币的铸造和发行处于真空状态，重返故里的工商业主包括部分六国贵族在内，自然运用其传统资源和技术，铸造货币以牟利，同时也适应市场交换的需要。布衣出身的刘邦集团了解民间疾苦，知道民心向背，明白如果继续施行秦朝的货币制度，打击民间铸币，很可能引发新的矛盾，既不利于新生政权的稳定，国家也没有足够的财力铸造和发行货币以满足恢复经济的迫切需求。故而，建国伊始，刘邦即将私人铸币合法化。

但是，刘邦将豪强大姓移往关中以后，不是像秦始皇那样把他们的财产剥夺之后流放到巴蜀和西北地区，而是将他们安置在京师附近，这儿的“与利田宅”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按照授田制度规定标准授给他们优质土地和位置好的住宅，而是不局限于制度标准，多授予土地和住宅，以示汉家对他们的优抚之意，让他们安心关中。立国伊始，面对满目疮痍的社会现实，刘邦把恢复经济放在首位，其重要措施就是放宽对私营工商业的控制，所谓“开关梁、弛山泽之禁”云云，就是放松对山川林泽的控制，允许私人使用，出现了“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的一片繁荣的商业景象。这些富商大贾的主力就是被迁移的工商业主、豪强大姓。这些豪强大姓本来就有经商的传统和经验，在复国梦想已经破灭的时候，只有集中力量追求财富，发挥其特长经营工商业。 

在汉初的历史条件下，刘邦如果禁止私人铸币，打击私人铸币行为，首当其冲的是那些被迁移关中的豪强大姓，显然在政治上不利于汉政权的稳定。他们已经失去了故国和家园，把他们迁往关中“与利田宅”的目的就是以怀柔的方式满足他们的经济需求以防止他们为乱地方。如果因为私铸钱币将他们绳之以法，显然是在政治上把他们推往汉王朝的对立面，制造新的不稳定因素，他们必然千方百计逃离关中，挣脱中央政府的控制。在当时的条件下，这些豪强大姓若逃离关中虽然不至于像在秦朝那样发起复国运动，但仍然增加关东地区动乱的可能性，甚至会壮大诸侯王国的力量，威胁着中央政权的安全。

刘邦称帝以后，在剪灭异姓王的同时，又将关东大部分地区封给宗室子弟为王，授予他们治理王国的军政全权。全国40余郡，中央直接控制的包括京师地区在内只有15个。刘邦的初衷是希望他们拱卫中央，同心同德，保卫刘家江山千秋万代。但是，刘邦深知权力之争的残酷，对这些宗室子侄未来的动向充满着不安，担心自己死后发生内乱，刘邦对吴王刘濞的告诫反映了刘邦真实的心态。将六国豪强贵族置于帝辇之下，“与利田宅”，放松对他们经营工商业的限制，实际上也是对同姓王的防范，防止这些同姓王利用这些豪强大姓的财力和社会影响力对抗中央。娄敬说的“强本弱末”之“末”不完全是针对六国之后，而是包含了同姓王国在内的。

汉文帝以外藩入继大统，执政的首要任务是稳定朝政、收揽人心。这除了重赏剪灭诸吕的功臣和优抚刘氏宗室以外，就是在深层次上消除秦朝留下的苛政，放手发展经济，矫治以往弊政。众所周知，打击私营工商业是秦朝经济政策的特点之一，垄断铸币、严惩盗铸是其重要手段，也是招致六国豪强宗室反对的重要原因。因此，刘邦才“令民铸钱”，这既是恢复经济的需要，也是收揽人心的举措。吕后曾下令收回铸币权，在一定程度上恢复秦朝制度，限制了工商业主的牟利途径，同时也影响了私营矿冶业的发展，必然引起工商业主的不满。所以文帝即位以后，力行节俭，顺从民望。

文帝之“除盗铸钱令”，并非放弃国家对货币铸造和流通的监管责任，所除者是国家对铸造钱币的垄断，但钱币的质量则有着严格的规定，禁止搀杂使假。也就是说，国家虽然允许私人铸造，但必须严格按照国家规定的标准执行。因为铸钱合法而非法者更多，等于“悬法以诱民”。这正说明文帝时对货币质量要求严格。当然，其效力仅局限于朝廷直属郡县，各王国的货币铸造情况，中央是无法过问的。

贾谊曾上疏指出，简单地像以往那样禁止私人铸钱既不能解决钱币的盗铸和搀杂使假问题，也不能解决货币紊乱问题，因为只要民间有铜，铸造钱币的基础存在，就不可能杜绝盗铸现象。因而贾谊建议把所有的铜都收归国家，禁止私人采铜。首先，文帝治国在经济上是农商并重，而采铜、冶铁、煮盐同为生财之道，国家垄断采铜，其他矿冶业何以处之?怎能确定无法采铜的农民就一定回到土地上去而不是转而采金挖银，或者炼铁煮盐?其次，在当时的政治格局下，中央号令在诸侯王国最多是有限实行，无伤于王国实际利益者，诸侯王们或许执行，否则则自行其是。若中央禁止私人采铜，诸侯王国则放任私铸，那些工商业主、弃农经商者必然逃亡诸侯王国，这是汉文帝所最不愿意看到的。所以，贾谊的建议只能停留在书面上，“上不听”。

与财富相关的货币，从来都不可小视，它的背后是政治权力的转移和分配。汉文帝五年(公元前175年)4月份，汉文帝赐太中大夫邓通蜀郡严道(今四川雅安西)铜山，使之铸钱，吴王刘濞开豫章(今江西南昌)铜山铸钱，于是吴、邓钱遍布天下，为后来的七国之乱埋下了祸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