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与文明(2)

在自由的三个阶段中，共同的保障是制度，无论是教育制度、经济制度还是分配制度，因此制度成为马氏文化分析的最小单元。更为重要的是，制度的普适性能够使文化研究者抽离文化语境下的差异和变动从而具有科学性。每一个制度，都由机构宪章、人员构成、物质设备和组织规则组成；每个人的一生都要经历不同的制度机构：家庭、同辈群体、学校、工厂、手工作坊、行会等，在每一个不同的制度中都扮演不同的角色，接受不同的规范和权威。规范与权威都是保证机构运行必不可少的条件，而机构成功运行是实现自由的基础，文化的推进是机构运行的前提和副产品。在这里，权威成为一个难以界定的角色，有的权威推进制度运行，有的权威危害文明进程，诸如希特勒。在历史中的和平阶段，以生产和分工为基础的群体各守其职、各安本分，权威的作用并不明显，尤其是在生产力低下的阶段，没有财富的聚集，也就不会产生对于权力的滥用，而且，此时的权威常常基于血缘和地缘关系，不容易产生对于他人的剥削。随着历史的发展，权威的权力随着财富积累以及对外战争而不断增加，对于权力的滥用滋生了暴君。权威和暴君都是手握权力者，对他人有影响力和支配力，不同的是，权威运用群力终结危机，实现组织成员利益最大化，而暴君以危机为手段将组织成为变为实现自身利益的工具。希特勒正是依靠制造战争危机而获得越来越多的权力。

战争，与自然灾害不同，是一种人为制造的灾难，出现在历史发展的晚期。最初的战争曾经有过积极的作用，例如游牧民族对于农耕民族的侵略，导致了文化融合，在战争之后的文化重组中，不论是侵略者还是被侵略者，自由随着文明的发展而得到提升。但是，随着战争逐渐成为处理国际关系的合法工具，战争的后果就只剩下毁灭。造成这一转变的原因，是民族向国家的转变。在马氏看来，民族是一个天然的文化单元，以文化原则整合了不同的群体，在这个单元中，每个成员虽然分工各异，但是有着统一的文化目标，随着文明的推进，文化的界限被打破，战争的规模越来越大，战火从内部战争扩大到文化群体之间的战争，不同文化群体之间的相互吞并和侵略使得国家这一形态逐渐出现，以政治原则统一不同群体。这时，战争成为一种谋取国家利益的手段，不再是双边互惠的了。“一战”正是这样一场不义之战。而“二战”，则是一场个别人的阴谋——以战争作为攫取权力的手段，以奴役作为战争的最终目的。

如何能够避免战争使自由得以存在、文明得以延续？马氏认为，首先，要以民族自决为前提建立民主制度，其次，要在全球建立联合国。初到“新大陆”的马氏，看到美国民主制度下的一派欣欣向荣，很自然会将民主制度与对自由的保障相联系。马氏认为，民主制度的三权分立原则既保障了权威在有组织行动中的领导地位，也保证了权威的权力不会被滥用，同时保障了在群力分配过程中的公平。这正是通向自由、避免战争的必由之路。而联合国的理想，非常近似于社会契约论的“国家版本”，每个国家让渡一部分主权给联合国，同时交出所有军事武器，以此来终结国际间以战争作为互动手段的“丛林法则”。

正像弗斯（R. Firth）在悼念马林诺夫斯基的文章中所说，马氏对于人类学的贡献不是结构化的理论体系，而是锋利的分析工具。马氏此文的行文风格类似于笔记，通观全书，确实有些零碎，但是，对于自由、战争、权威、民族以及国家等概念的分析时时泛出光芒，至今仍然有启发性。

对于自由的思考和人类的理性启蒙同时迸发，原先存在于上帝之国或者理想国的自由，不再能够回应整体性的碎裂，尤其是当“文明人”踏入美洲之后，蛮荒之地的自主自由的存在使早期的人类学家开始质疑究竟西方文明带来的是自由还是束缚。马林诺夫斯基的思考，既不同于那种认为自由是理性之光中丛林法则的失效，也不同于那种认为自由是戴着镣铐的舞蹈。这一点，至少能够使我们在今天后现代的解构浪潮中保持清醒的头脑。文化是一个庞然大物，但并非是我们身外的怪兽，而是我们自身，无论是战争破坏还是以文化解构，将这个庞然大物扼杀无异于扼杀人类的文明。

“二战”之后，不仅马林诺夫斯基在思考“自由与文明”，中国学人也在探索中华文明的未来，从英美、欧陆、日本留学归来的学子们纷纷提出“民主”的口号，无论是欧美的代议制政府，还是苏俄的一党制民主，抑或是德意宣称的代表民意的专政，甚或是发展中国自身文化中的民主元素，中国的学界呈现出众生喧哗的繁荣局面。由于各种历史的、个体的际遇，众生喧哗逐渐归于平静。在人类学界，随着以吴文藻、费孝通等为代表的燕京学派逐渐占据主导地位，费孝通等人的“儒士精神”和马林诺夫斯基的“功能主义”相结合，成为形塑中国人类学以及社会学的强势力量。今天，如果我们试图理解中国人类学的遗产和资源，回到马林诺夫斯基，也许会是一个“文化自觉”的开端，正像费孝通晚年反思自身，也是自师从马林诺夫斯基开始的。

当前，我们仍然能够看到以“自由”为名进行的战争，无论是“基地组织”的袭击，还是“猛虎组织”的灭亡，抑或是泰国、伊朗、洪都拉斯的政治风波，自由被不假思索地运用到各种犯罪与屠杀中。厘清“自由”的意义，不仅是马林诺夫斯基这个过时学者的过时思索，当前以及未来，都将任重而道远。

摘自《自由与文明》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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