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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载二:晋商之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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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1-30
木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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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作者,木萱子。现在的山西人不争气,我们问:缘何被“妖魔化”?被谁“掠夺”?被谁夺走“精气神”?当山西人高喊山西失去了,被掠夺了,甚至意志被强奸了,那么,需要思考的是,除过所谓的资源以外,山西人失去的还有什么?被掠夺的还有什么?“商帮热”在全国持续高温,我们问:把“晋商”的标签贴到徽商、闽商、浙商等等商帮身上,是不是都是通用的?面对额头上的皱纹都相似的商帮祖宗,我们该如何跪拜、承继?我们是不是该深刻地思考:什么地方出问题了?我们怎么如此苍白地去解读祖宗的精神?唱戏用真腔,做书重启迪。本书从另一个角度,给读者提供思考与讨论。

出版社:中国经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9年9月 定价:36.00元 类别:商业史类

目录:1 山西人为什么经商者多?

2 晋人为什么走西口?

3 缘何性格多变又媚事权威?

4 晋商天生就是吃资源的?

5 晋商如何跳龙门?

6 晋商的“胎记”是什么?

7 晋商就是“黑社会”?(详细目录见文章后附)

 

3缘何性格多变又媚事威权?

山西人经历太多的荣辱与惊吓

时间无言,历史无声,但是历史的车轮悠然而过后,一个民族的个性会在潜移默化中发生着迁徙与改变。

在漫长历史的研磨与皇权兵戈碾压下,在独特的地理环境下,山西人的性格由豪爽大气开始变得愚顽固执,质直侠气中多了保守悭吝的成分,强悍的内质犹存,却又常常表现得胆小软弱,复杂多变双重性明显。媚事、威权、怕事;拘谨、细腻、内敛、自守;开拓、勇敢、放纵……正是山西人的这种双重性格,使得山西人在科举屡试屡败,在地不养人、生存环境恶劣的情况下,他们选择了期期艾艾地走西口,寻求经商养家糊口的路子,而不是像其他遭受政治碾压轻的地方“打倒重来”或者“揭竿而起”。

缘何性格多变又媚事威权?

山西人经历太多的荣辱与惊吓

山西出的历史名人不少,即使到了近代,也是名人辈出。人数众多,恕不一一列举。在山西的历史名人中,最有名以及影响力最广的当属关云长。此爷之像被广为供奉,各行各业均赋予其特殊象征意义。但是,核心当乃“忠”、“义”、“勇”——曹操对其厚爱有加,然关羽不为美女珠宝所动摇,常思刘备去处。身在曹营心在汉封金挂印归刘备是忠;义释曹操,义释黄忠是义;斩华雄、斩炎凉文丑、单刀赴会,是勇。关云长是中国人“忠”的模范代表与偶像,被历代皇帝册封为“关帝”,比岳飞的爵位“岳王”要高一个档次,山西解州“关帝庙”的规模也比“岳王庙”的规格大出一块。
晋商最尊崇关公。他们不仅在店铺和家中供奉关公,而且在各地的晋商会馆中都为关公修殿、供奉。他的性格恰恰可以作为山西人性格的代表,他的许多作为成为日后晋商所推崇与供奉的道德标准。关云长代表了山西人性格中一个最大的特点,这就是“忠”。历数现代的山西名人,都是“忠”的代表人物。正如一位人士所说:山西历史上尽出忠臣,却很少出奸臣。中国历代的“汉奸排行榜”中,确实似乎没有几个山西人。

忠,在古代的中国,是一个“压缩文件包”的概念,就是将仁、义、礼、智、信作为做人和做事的基本准则包含在内,提倡“见利思义”,不仅诚信待客,而且仁义律己,以顾客为中心。中国传统文化认为,关公是信义之神,因此,晋商广为供奉其目的就是请这位“神威广大”的神灵,日夜监督他们的全部商业交往活动甚至精神世界,杜绝违背信义的事情发生;同时在关公的保佑下,使商业旺盛、财源广进。因此,晋商的成功与诚信仁义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于是乎,我们看到,驰骋四海的晋商,讲诚信,走天下。这也许就是现在许多人之所以热衷探讨晋商的一个潜在原因之一。因为,现代的中国商业社会,这方面是最为匮乏也最为珍贵的。回头望过去,我们发现,啊哦,原来曾经有人做得是如此之好。于是,面对故纸堆,我们便深度挖掘。现在晋商热,大概这是核心问题之一。

言归正传。晋人的性格是什么?或者说,问题在于,山西人这种性格的背后是什么?

性格是个性的核心,是一个人最鲜明、最重要的区别于他人的个性心理特征,是人对周围现实的一种相对稳定的态度及与之相适应的习惯了的行为方式。因此,按照中国文化表述,所谓性格的理解,大概多由“心性”而来。心性,属于中国古典哲学范畴。孟子有“尽心知性”之说,其后佛教各宗也多谈论心性,禅宗则认为“心”即“性”,提倡“明心见性,顿悟成佛”。程颐与朱熹也多有相左见解。另外,中国医学,也自有一家之论。

一个人性格的形成往往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同时一个人的性格特征往往又具有多面性和复杂性。于是,我们耳熟能详的有关性格的谚语、格言信手拈来: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的“人的性格,就是他的命运”,印度的“习惯决定性格,性格决定命运”……

一般说来,个体性格的形成受遗传、家庭、学校的影响较大,而群体性格的形成则由于受地理环境的影响较大,具有明显的地域性。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就是这个道理。

林语堂先生在《吾国吾民》一书中把中国人的性格总结为八点:老成敦厚,遇事忍耐,消极避世,超脱老滑,和平主义,知足常乐,幽默诙谐,因循守旧。鲁迅则通过小说《狂人日记》、《阿Q正传》

中国人的民族性和劣根性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柏杨在《丑陋的中国人》中则把一些中国人讥之为“酱缸蛆”。

这是中国人的普遍性格,这种性格无疑在山西人身上也体现得淋漓尽致。

那么,山西人的性格特色是什么呢?

程人乾先生在《山西文学》杂志上面曾经以《山西人性格的文学解读》为题,分析了文学背后隐藏的山西人的性格,在诸多评论山西、研究山西人的作品中属上乘。

他在文章中这样写道,古人云:诗言志。诗歌是人的情感宣泄和志向表达的绝佳形式,也是性格的集中体现。山西人性格中豪爽与细致的双重性,在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就依稀可以看到踪影。《诗经》中收入了“魏风”多篇。当时的“魏”就在山西南部,“魏风”就是山西南部的民歌。“魏风”中有两首传诵至今的名篇《伐檀》和《硕鼠》。前者以一名砍伐檀木的劳动者口吻,在“河水清且涟漪”的环境里,在伐檀的间歇,对“不稼不穑”、“不狩不猎”的奴隶主过着不劳而获的奢侈生活提出了严厉责问和尖锐讽刺。责问表达了山西人敢怒敢言的豪爽之气,讽刺则表现了山西人细致幽默之情,读来十分传神。后者则以一个饱受残酷剥削,无法在原地生活的农民身份,传达了要逃离当地另觅“乐土”的思想情绪。他把压榨农民,吃他“黍”、“麦”、“苗”的奴隶主称之为“硕鼠”,形象生动而深刻。这说明,山西人即使在艰难困顿的生存状态下,也既有强烈的反抗性,又有丰富的想象力,融豪爽与细致为一体。唐代,是中国诗歌的全盛时期,其中最能代表山西人性格双重性的是王维。“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气势磅礴,而他的山水田园诗秀美隽永,飘逸雅致,如“万壑树参天,千山响杜鹃。山中一夜雨,树杪百重泉”,“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这些诗句充分表露了山西人性格中委婉细致的一面。

程人乾先生又从散文的角度来分析,因为文如其人:柳宗元,山西永济人,政治上参与了打击藩镇和宦官擅权的“永贞革新”,文学上力反六朝以来空泛靡腐的骈体文风,倡导质朴刚健的古文运动。尽管累遭贬谪打击,身心摧残,壮年客死他乡,但始终坚持自己洋溢着革新精神的政治和文学方面的主张。柳宗元的为人淋漓尽致地显示了山西人的性格特征。一方面,艰辛坎坷的人生经历并未消磨掉他的开拓创新精神,“虽万受摈弃,不更乎其内”,是他内心的自白,写了《封建论》、《六逆论》、《天说》、《天对》等政论,阐发自己的政治信念;另一方面,他的诗“言婉而情深”,他的散文尤其是山水游记如《永州八记》晓畅俊逸,他的寓言如《黔之驴》、《永某氏之鼠》寓褒贬世事于幽默,是内容与形式完美统一的典范,有力地说明了他性格中细致婉约的一面。

他提到了戏剧。古人云:人生犹似舞台,舞台恰如人生。元代,出身今山西运城的关汉卿的性格也具有山西人豪放与细腻的两重性特征。他自称“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他最负盛名的代表作《窦娥冤》,慷慨悲歌,满篇豪爽。而他的散曲,则细腻缠绵、委婉动人:“咫尺的天南地北,霎时间月缺花飞。手执着饯行杯,眼搁着别离泪。刚道声保重将息,痛煞煞教人舍不得,好去者望前程万里。”好叫人感叹!

这篇文章还从小说的角度来分析。小说是社会生活的映像和折射,其人物和情节不仅反映了创作者的审美情趣,而且也融入了其性格特征。诚如斯言。明初,太原人罗贯中创作的历史小说《三国演义》是中国四大古典文学名著之一,他性格中豪放开朗与细腻生动的两重性在小说中也得到了绝好体现。且看《三国演义》的卷首词: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这首词气势雄浑,内涵深刻,其思想穿透力是犀利而深入的,充分表达了他性格中豪放的一面。与此同时,他在书中对人和事的细节刻画上却又是细致入微,短小精悍,生动逼真,十分传神,如蒋干盗书、草船借箭、失街亭、华容道等。

之所以引用这么多,说明什么呢?在这些文学现象的背后,我们看到的山西人的性格是:始终是个矛盾的统一体,既豪爽大气又愚顽固执,既质直侠气又保守悭吝,既有强悍的内质,又常常表现得胆小软弱,复杂多变双重性明显。媚事、威权、怕事;拘谨、质朴、内敛;细腻、自守;开拓、勇敢、放纵。

为什么这样说?

山西人心态和性格中具有外向开拓与内敛自守的两重性,这种两重性与山西独特的地理环境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张志蓬先生在《山西人性格的文化解读》这篇文章中如此总结山西人的性格及其形成的地理因素:

“山西人的性格基本上都是由此(指地理环境)决定和派生的:高山挡住了人们的去路,使人们视野狭窄;交通闭塞又使得人们信息封闭,内外交往不发达;长期与土地打交道的农耕生活,使他们与土地结下了深厚的感情,守土不离乡,安土重迁,恋家爱乡,成为挥之不去的不老情结,流进血液注入骨髓,使他们的生活习惯、思维方式、文化生态无不打上了鲜明的黄土地烙印,带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和地方特色。正如孔子所言:‘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智者如行云流水,变动不居,周流无滞,快乐无比;仁者似崇山峻岭,厚重不迁,高不可攀,万寿无疆。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有言:‘壁立千仞,无欲则刚;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说的也是山的无私性和水的兼容性。以山水喻人性,可谓是形象贴切又逼真。此外,同样是山西人,由于受亚文化的影响,又表现出明显的地域性,如晋北人粗犷尚武,晋中人精明重商,晋南人礼让文雅等。”

但是,我们知道,仅仅有地理渊源是不够的,没有外压,这种内因无法让一个地域的人群性格发生变化。国民性是由一个民族所生存的地理环境、历史遭遇和社会体制共同决定的。如果将这种地理渊源和历史发展结合起来,就会发现,山西人的性格在几重作用下,是如何形成的。

清代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第39卷中,对山西险要的山川地理形势有精彩的描述。他说山西东有太行山为之屏障,西则黄河为之襟带,北则大漠、阴山为之外蔽,而勾注、雁门为之内险,南则……诸山滨河而错峙,又南则孟津、潼关为门户。所以他得出结论说:

“山西之形势,最为完固。”并感叹:“天下之形势,必有取于山西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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