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连载二:晋商之死(6)
其后的唐尧、虞舜、夏禹建都的平阳、蒲坂、安邑,也都在盐池附近。尧、舜、禹之所以将都邑选择靠近河东之地,首要原因是为了控制那里的资源,解池之盐即为其中之一。舜帝生前曾去盐池,留下了不朽的《南风歌》:“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史书中最早出现的“中国”一词,指的就是上古虞舜时代的山西南部。史书上说舜即位时“之中国”,“之”就是“来到”的意思,“中国”一词最初指的就是晋南这块地方。
商代的《尚书》中有“若作和羹,尔惟盐梅”的记载;《周礼》还有“以咸养脉”的治病记载。《管子》称:“恶食无盐则肿,守圉之本,其用盐独重。”又称:“桓公成盐三万六千钟、令吏籴之,得成金万一千余金。”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生产力有了一定提高,盐业的发展也进入了上古时期的新阶段,盐的资源得到新的开发,山东、辽东出产海盐,河东有池盐,关陇和西北有岩盐和池盐。东周庄王十二年(前685),齐桓公任用管仲辅佐朝政,这位天才的理财大师开创了食盐官营制度:“轻重鱼盐之利,以赡贫穷”;“今齐有渠展之盐,清君伐菹薪,煮涕水为盐。正而积之”。“十月始正,至于正月,成盐三万六千种”。“因人之山海假之名,有海之国,雠(籴也)盐于吾国,釜十五吾受,而官出之以百”。这位管先生创造性地开创了“国际贸易”,廉价收购国外产的盐,转手卖给不产盐的梁、赵、宋、卫等国。由此不仅经济上获得丰厚的利润,同时通过控制食盐这一生活必需品,达到政治上、军事上左右诸侯国的目的,好比如今的石油,国国都想用都有较大的需求,结果石油成了控制一个国家发展的“命门”。只不过几千年前是盐而已。
山西人柳宗元的《晋问》称:“公晋人,实以尧之故都为重,故设武陵之问,而悉以晋之名物对。一曰晋之山河,表里而险固;二曰晋之金铁,甲坚而刃利;三曰晋之名马,其强可恃;四曰晋之北山,其材可取;五曰晋之河鱼,可为伟观;六曰晋之盐宝,可以利民……”;《三国志·魏书》载:河东安邑人卫觊。以才学著称,曹操任其尚书郎。曹军征讨关中,“觊至长安,道路不屈,觊不得进,遂留钥关中。时四方大有还民,关中诸将多引为部曲,觊书与苟或曰:关中膏腴之地,顷遭荒乱,人民流入荆州者十万余家,闻本土安宁,皆企望思归,……夫盐,国之大宝也,自乱来散放,宜如旧置使者监卖,以其直益市犁牛。若有归民,以供给之。勤耕积粟,以丰殖关中。远民闻之,必日夜竟还。”乱世时,政府是如何控制百姓?只要是来归顺之民,就供给其食盐。明清之际的思想家顾炎武在
《天下郡国利病书》中提及“周官有苦盐,不炼而成”,就是说西周政府控制了河东盐池,池盐的交易权属于国家,控制了产盐之地,也就控制了百姓人民。
之所以长篇累牍地给各位看官上一堂历史课,是因为我们看到,人类历史上最早的贸易并不是为了盈利,而是为了生存进行的交换,或者由这种交换而衍生的一种生存的控制。这种交易,往往是生存必不可缺的物品之间的置换。一个地方要能产生贸易,唯一的条件是能生产出生存必不可缺而其他地方又没有的产品。而盐,这个先天自然条件惠赐的东西就具有了不可替代的地位。上面那么多的文字也就是说明这一点。
因盐而贸易,贸易逐渐衍生了权利与财富。日本学者宫崎市定在《历史和盐》中考证出,商贾的“贾”字出自“盬”,也就是今天的简体字“卤”。《说文解字》说:“盐,卤也,天生曰卤,人生曰盐”,卤就是指盐池中自然结晶状态的天然盐。他由此推断出,中国的商业起源于盐,最早的中国商人是生活在运城盐池边的晋南人。
从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可知,虞舜时期盐已是部落间经常交换的项目,“顿丘买贵,于是贩于顿丘;传虚卖贱,于是债于传虚”,舜用自己部落的农渔产品和手工业制品,如陶器等,到顿丘出售,同时到传虚去购买自己部落所需的产品。“债于传虚”指传虚的某种产品量多价贱,可以赊购。传虚在山西解虞,“传虚买贱”的物品主要是指食盐。但是在远古时代,因为政事简易,国用不繁,盐与百物同等,政府并没有统制,任由民众自由产制运销。夏、商、周三代,政府始开始在产地设虞衡之官,掌其政令,加以管理。周代设立的职位是太宰,掌诸侯邦国之贡赋,而盐为贡物之一。虽然历史记载周有“太宰”这个职位的设置,“掌盐筴之政令,以供百官之盐”;但是其具体的工作范围不过是分管诸侯贡盐之事。
对盐进行管制开始于春秋时期。管仲在齐国为相,适应诸侯争霸需要,致力于富国强兵。于是兴盐铁之利,推行“官山海”政策,这位管仲先生首先创制了食盐民产、官收、官运、官销的官营制度,结果“富上而足下”。齐国由是富强,称霸诸侯。所作《管子·海王篇》,为百代论述盐政之祖。
管制就意味着暴利空间的产生。盐作为生活必需品,对于盐商来说,无论是官方垄断经营或特许授权经营的,无论是特许经营还是非法经营(私盐),因为缺乏市场竞争故能攫取暴利。
记录了周朝王室和鲁国、齐国、晋国、郑国、楚国、吴国、越国等诸侯国历史的中国最早的一部国别史著作《国语》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晋商们曼妙华丽的身影了。“绛邑富商,其财足以金玉其车,文错其服,能行诸侯之贿”。绛邑就是指的今天山西南部的一些地区。发了财的晋商们,坐着用金玉装饰的豪华马车,穿着华丽的服装,来往于宫廷之中,与诸侯贵族们称兄道弟互惠互利。第一位出现的盐商叫胶鬲。胶鬲是孟子直接点出“举于鱼盐之中”的名人。孟子在《孟子告子篇》中如此论述:“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历史上的胶鬲原为纣王大夫,遭商纣之乱,隐遁经商,贩卖鱼盐,后被周文王发现,举为重臣。他是后来人们供奉的三位盐宗之一,另两位一是海盐生产的创始人夙沙氏,一是食盐专营的创始人管仲。
猗顿是盐商这个富足群体中最具代表性的个体。《史记》中有“猗顿用贾盐起”的记载。在《汉中》书是这样描述猗顿的:“赞拟王公,驰名天下”。“猗顿以贾盐起,与王侯埒富”。《史记集解》引《孔丛子》说:猗顿原籍鲁国,是一个穷困潦倒的年轻人,“耕则常饥,桑则常寒”。他在生计艰难时,听到范蠡弃官经商很快致富的消息,于是,“往而问术”。范蠡告诉他:“子欲速富,当畜五牸。”牸即母牛,泛指雌性牲畜。猗顿千里迢迢来到西河(今晋南一带),定居于猗氏王寮,大畜牛羊。 在经营畜牧的同时,猗顿已注意到位于猗氏之南的河东池盐,他在贩卖牛羊时,顺便用牲畜驮运一些池盐,连同牲畜一起卖掉。在此过程中,认识到贩运池盐是一条获利更大的致富途径。于是,他在靠畜牧积累了雄厚的资本后,便着意开发河东池盐,从事池盐生产和贸易,十年之间,终成倾国巨富,在当时的社会影响很大。《韩非子·解老篇》:“夫齐道理而妄举动者,虽上有天子诸侯之势尊,而下有猗顿、陶朱,卜祝之富,犹失其民人,而亡其财资也。”说明猗顿之富已超过陶朱公,并可与王势并提。据说,猗顿为了更加有效地经营池盐,加快贩运速度,还试行改变驴驮车运的落后的运输方式,欲以舟运,开凿了山西地区第一条人工运河。据乾隆《临晋县志》卷六记载,这条运河从河东盐池起,通于五姓湖,又从五姓湖至蒲坂(今山西永济县)之孟明桥入黄河,遥遥百里左右(这基本是后魏时永丰渠的路线)。只是因黄河泥沙淤塞渠口,未能使用。
猗顿的名字也作为“猗氏”一个县名得以流传。今天的临猗县就是由原来的临晋县与猗氏县合并而成。目前临猗县还有猗顿的墓地和雕像,以纪念这位晋商的远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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