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2月24日，国土资源部调控和监测司巡视员张婉丽等7人调研组抵达成都，就当地“地票”交易及农村土地整治情况对成都市国土资源局进行问询。四天后，成都农村产权交易所就发布公告，暂停第二场面向开发商的“地票”拍卖会。

此时距离成都首轮“地票”交易尚不足半个月，当时推出的2000亩国有建设用地指标，成交均价高达每亩72.89万元。

本报从国土资源部获悉，成都“地票”暂停的根本原因是违反了“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参与国土资源部12月24日问询的成都社科院一位负责人告诉本报，当时“7个人分别来自国土部三个司，每个人提的问题都很尖锐”，但成都方面也显得很有准备，“通过摆事实、阐述理论依据和改革逻辑，详细汇报了改革的决心和目标”。

对于成都有关方面决定暂停“地票”的原因，上述负责人的回答是，“暂缓有政治上的考量”，也是“综合相关部门意见的结果”。

但知情人士透露，国土资源部出面“叫停”成都“地票”来自于更高层对农村土地整治工作的意见。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锡文同样持反对意见，在他看来包括成都在内，所有全国城镇建设用地增加与农村建设用地减少挂钩试点，对农民的拆迁补偿都太低，造成对农民的严重损害。”该人士表示。

“持证准入”惹的祸

2010年12月16日，成都市国土局发布《关于进一步完善国有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 “持证准入”制度的公告》称，自2011年1月1日起，凡是想在成都市拿地的开发商，必须先持有同等面积的“地票”。

而开发商要获得 “地票”只有两种方式——一是直接参与农村土地综合整治项目，再有就是在成都农村产权交易所购买。在此基础上，成都市于公告发布的第二天举行了首次“地票”竞卖会。

事实上，早在2010年8月5日，成都市国土局就首次提出“持证准入”制度，按照当时政策规定，开发商拿地只有两条途径，购买“地票”之外，还有缴纳建设用地指标保证金的路子可走。但后来开发商都选择缴纳保证金的办法，并没有去购买“地票”。

但保证金并不能满足成都市进行农村土地综合整治的资金需求。

近两年，成都农村建设用地指标整理出来的成本一路高涨。“现在整理流转的农民宅基地至少每亩需要十几万元，有的每亩成本则高达五六十万元。”前述成都社科院的负责人表示。

按照成都市国土局的规划，到2015年，将对全市500多万亩农用地和50多万亩建设用地进行整理，这样总共至少需要投入资金866亿元，实现61.5万户农民的集中居住。

“由于农村拆建的投入成本太高，成都市事实上已经没钱搞农村土地综合整治了。”该人士表示。

为了进一步开发“地票”的价值，成都市出台了上述新 “持证准入”制度，对“地票”和“拿地”资格的捆绑，直接带来了“地票”价格的飙升。

据了解，2010年12月17日的竞卖会上，包括保利、万科等国内地产巨头和中石油等非地产大国企共计179家开发商参与竞拍。尽管成都农村产权交易所规定的起拍价是每亩15万元，但最后成交结果是最低每亩46.5万元，最高达到每亩92万元，2000亩土地指标共拍出14.578亿元。

首次“地票”竞卖会的火爆让成都市政府尝到了甜头。然而，就在成都市国土局正筹划将第二次 “地票”供应提高至3000亩时，国土资源部调研组突然而至的“考察”，将“地票”竞卖的“旺火”给浇灭了。

“仿佛坐上了‘过山车’，刚刚还是高潮，转眼就沉入谷底了。”成都农村产权交易所的一位负责人这样描述他的心情。

“被叫停”的秘密

目前国内的“地票”制度仅在重庆、成都两地试行。经国务院批准，2008年12月4日，重庆设立了全国首家农村土地交易所，推出了“地票”交易制度。

据了解，从成立至今，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一共进行了11次地票交易，总计1.8万亩，成交金额18.65亿，成交均价10.36万元/亩，最高成交单价达到14.33万元/亩。

但同样是“地票”交易，成都与重庆有很大差异。 知情人士认为，关键之处在于，成都《公告》限定的“持证准入”制度，不仅将所有国有经营性建设用地都纳入其中，而且同时将农村建设用地的指标从国土部门之间扩展到了房地产企业。

即使在《公告》之前，成都农村建设用地的流转和“地票”交易也完全突破了相关政策规限的县域之内置换的原则。

成都国土局方面对此的解释是，2008年“5·12”大地震发生之后，国土资源部给予了成都在土地增减挂钩方面几个特殊政策——其中包括，土地可以跨越县域流转，社会资金在农民宅基地上新盖的住宅可享有完全产权，可以将在用地增减挂钩获得指标交易的收入用于灾民的新居建设，而不需要事先经过国土资源部的验收、审核。

成都在地震期间享有的全国独一无二的土地优惠政策一直延续到去年底。成都国土部门也积极向国土资源部争取，希望这种特殊政策能再延续。但在特殊政策结束之前，成都先后打出了“地票”结合“持证准入”的连环牌，在带来较快经济效益的同时，也招惹来很大的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