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被指责拍卖推高地价房价，在国内掀起不良示范效应之外，农地整治所产生的‘地票’升值收益大部分都归政府掌控，农民从土地增值收益中获益很少。”一位土地专家指出。

国内房地产高级经济师章林晓曾撰文表示，为热闹“地票”代价埋单的是购房者和全社会，而所谓通过 “地票”，构建城市反哺农村、城乡统筹发展的长效机制的愿望，也可能会落空。

对于“地票”引来的强烈质疑，前述成都社科院负责人对本报记者表示，成都农地整治中，“80%-90%的收益都是农户所得”，“其余的收益是政府用来新居区的设施建设”。

他还告诉本报，成都方面对农户住宅的拆迁，很关键的一个步骤就是农户先主动提出“申请”，在经过成都相关部门批准后才准予实施，“农户不同意，根本不会去拆迁。”

看不见的“交锋”

事实上，2011年1月初，就在成都“地票”交易被叫停之后不久，国务院《关于严格规范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切实做好农村土地整治工作的通知》开始下达至全国各省、区、直辖市。

更早的公开信息显示，在去年11月10日，温家宝主持召开了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的重点内容就是“规范农村土地整治和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会议还强调，对违规者将追责“一把手”。

本报获悉，国土资源部叫停成都“地票”的根本原因在于，后者违反了“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而高层一直着重强调贯彻 “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的更深层次原因在于，在农地流转、增减挂钩指标等方面，相关决策层面的部分人士仍存在分歧。

包括北京大学教授周其仁、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窻等业内很有声望的专家代表，以及国家发改委、国土资源部的一些官员，一直明确支持成都城乡统筹。其中国土资源部方面甚至在土地流转中给予了成都特殊的土地增减“自主权”。

但知情人士告诉本报记者，国土资源部给予成都的年度用地指标，“最多也就四五万亩”。而根据成都国土局的数据，2010年成都方面仅整理出来的农村建设用地指标就是5万多亩，远远超过了国土资源部下达给成都市的年度用地指标。

2010年11月17日，成都“地票”交易被叫停一个月前，在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彭森的率领下，由国家各部委联合组成的调研组还对成都做了为期3天的调研考察工作，调研组“认为成都实践在全国有着重要的示范意义”。

但与此同时，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锡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就目前而言，除了城镇规划区范围内，除了东部少数发达地区，真正具备拆并村庄条件的地方相当有限。

他同时表示，“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必须遵循几个原则：“先获得国土资源部给予的建设用地周转指标”、“置换进城使用的建设用地要纳入年度用地计划”、“指标置换进城后增值的土地收益必须全部返还当地农民”、“指标只能在县域内置换”。

照此衡量，成都城乡统筹很明显属于严重违规之列。

一位接近陈锡文的专家这样解释，陈锡文本人是坚决反对 “农民上楼”、“宅基地换楼房”等集中居住的做法，对于成都城乡统筹实践中所推行的村民集中居住，陈锡文同样持反对意见，在他看来，包括成都在内，所有“全国城镇建设用地增加与农村建设用地减少挂钩试点”，对农民的拆迁补偿都太低，造成对农民的严重损害。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韩俊也坚持相同的看法。除了以维护农民利益为由，在陈锡文看来，全国很多地方盛行的居民住宅拆迁、村舍搬迁等治理过程中所带来的农地减少，对保护18亿亩耕地、保护粮食安全等都已造成危害。

本报最新获得的说法是，由于目前农地占补平衡的政策制定和监督均出自国土部门，因此有专家向高层建议，应强化农业部等涉农部门对农地政策的参与。

（本报记者宋尧、实习记者范洋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