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让工人感受到企业还是比较人性化的，吴安国也尽可能地给工人提供一些看得见的福利，“至少我能叫出我们厂里每一个工人的名字，对于一些来自云南等外地的工人，过年过节的时候，他们回不了家，我就出钱组织他们到黄山等地去旅游，让他们感受到企业对他们的关怀。”

吴安国也承认，“这确实不是每个企业都能做到，我们人少，就可以这样，郭台铭的鸿海几十万人，他肯定做不到。”

政府干点什么？

吴安国认为最近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肯定会对合肥外资企业的劳资关系产生影响，“即使现在来看还比较平静，但是如果真的出现一些极端的行为，还是要政府介入才能很好解决的。”

他的观点是，推进劳资关系和谐，政府角色不可或缺。“只要企业完全按照地方政府的法律在运营，没有损害劳动工人的合法权益，至少工人们不能跟着外地的一些事件学习而影响企业运行。”

但工人和吴安国的观点完全对立。常新说：“公司从建立就有工会，但我们大部分工人都认为这个工会更多的时候只听老板的，这也就注定了它只会按照老板制定的规章制度行事，而不太可能更多地去为工人谋求切身利益。”

常新还觉得即使是政府参与进来，现在政府对外来投资企业的经济依赖性是不可避免的，关键的时候，政府肯定还是会帮着企业说话的。

有多位在合肥的台商在采访中坦陈：“除了与行业协会之间有过联系之外，平时与工会组织之间的联系确实不够密切，也不知道工会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合肥市总工会的一位负责人则对此表示不认同，“在劳资关系中，工会还是发挥了重要的纽带和沟通桥梁作用。”

这位负责人特别强调，即使在富士康事件发生之前，该市总工会就在全力推进规模以上非公企业组建工会，“今年我们的目标就是要实现在全市非公企业中组建工会率达到80%，也培训了1000多名基层工会干部。”

针对富士康事件之后，工会组织如何推进雇主与工人之间劳资关系的融洽，这位负责人表示已经全面启动维护职工队伍稳定应急预案，但他否认这仅仅是针对富士康事件影响而采取的紧急预案。

根据预案，市总工会要求全市各级工会深入企业一线，了解职工思想动态，积极协助党委和政府妥善处理职工群众利益诉求，把维护职工队伍稳定作为第一要事。

同时强调健全和完善信息沟通机制，进一步畅通信息网络。对事关稳定的重大群体性事件做到 “四个第一”，即要在第一时间掌握信息，第一时间报告领导，第一时间赶到现场，第一时间参与处理，并及时续报事件的相关情况。

这位负责人认为这对于防范因为劳资关系变化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的风险还是管用的。

合肥市经开区一家内资企业的员工透露，在近期各地集中爆发劳资纠纷事件以来，明显感觉到工会对我们的关注了，有时发个牢骚，过不了一会儿就有人跑来很郑重其事地问“你有没有什么烦心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