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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归国者的隔离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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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6-22

程明霞

经济观察报记者程明霞 那原本是个浑浑噩噩的早晨。即便飞机已经降落，全副武装的检疫员在机舱内用类似手枪的仪器瞄准我眉心测量体温时，我都还在半梦半醒之间。欠缺睡眠的我一心只想立刻奔回家，奔上床，大补这趟远行消耗的体力。

但我绝没想到这趟辗转夏威夷、东京、广州、深圳、香港的旅行，会以北京地坛医院为终点站。

（一）

涌出机舱的人群在红外线体温检测器前排起长队，逐一通过。之前一直平静的仪器却在我通过时突然鸣叫，仪器旁边的检疫员径直走到我面前，将我带到旁边一个由屏障隔出的小空间里。

小空间里面有一排椅子，一张桌子，两个戴口罩的女孩。一个女孩拿来口罩让我立即带上，另一个女孩拿出消毒过的体温计让我夹在腋下。刚过一会儿，门外又有鸣响声，很快，另一个学生模样的男孩被送进来，也被戴上口罩夹上体温计。

五分钟到了，我的体温是37.5oC。我对女孩解释说，刚才在飞机上检测都没事，可能是昨晚自己太累，没睡够，所以体温高。女孩说：“那你去跟医生说，我现在必须送你到医生那里去。”于是我被带到另一个类似的小空间，同样的桌子、椅子、女孩和温度计。这间屋子已有好几个带着口罩夹着温度计测体温的人。

一名中年妇女被带进来，她嚷嚷着：“我不发烧，就是咳嗽而已，嗓子有点疼，还测什么呀，我每天都带着温度计给自己测。”

女孩还是把体温计给她：“你有相关症状，所以必须再测下体温，五分钟就好，请您配合。”

“五分钟！那怎么行？我们整个团的人都在外面等着呢，就等我一个人。早知我就不填咳嗽和嗓子疼了！……”中年妇女情绪很激动，不时地张望外面。就在检疫女孩转身的瞬间，她将体温计放在桌上飞快地跑了。检疫女孩转身一看人跑了，立即一边追出去，一边喊救兵：“有个发热的跑啦！快，就前面那个女的。”从人群缝隙间，我看到妇女很快被抓住了，后来导游和检疫员们一起规劝她，让她做完体温测试。

又一个五分钟，我的体温还是37.5oC。我被再次转移，送到一间套房里。这里更是人满为患，外间挤满了带着口罩刚从飞机上下来的旅人，内屋是一位医生和一张小病床。有个年轻女孩大概是俄罗斯人，不懂英语，没法和检疫人员交流，回头大声叫爸爸，她父亲进来后用蹩脚的英语和检疫人员对话。

有个看上去病得不轻的日本人，不懂中文也不懂英语。检疫员低头看着桌面，上面大概有日语提示，随后叽里咕噜对他说了一句话，日本人还是不懂。双方无奈地对视。

我先在外间被再次细细审问了一遍过去4周的行程，以及是否进过病毒实验室与家禽市场、是否每餐之前都洗手等诸多问题，然后被带到医生面前。医生对我的行程又询问了一遍，然后测了我的血压和心跳。

虽然很累，但我还是努力让自己的声音活泼有力，以证明我很健康，并解释我昨晚没睡，今早没吃，以至能量不足，体温升高。但医生说我血压略低、心跳略快、体温太高，虽然没有其他任何症状……“你先在这里坐一下，我得去跟领导汇报，我们需要会诊下。”她离开很长一段才回来，带给我坏消息：“我们没有把握，不能放你走，需要送你去医院化验。”

于是我被带进一间空旷的房间，并被告之，机场一方会负责找到并送来我的行李，然后地坛医院的120救护车会来接我去地坛医院。直到此时，我还没有意识到自己要被隔离了。送我进隔离室的机场检疫人员告诉我：只是去医院做下血检和咽验，大概两三个小时结果就出来了，没事的话，就可以回家了，不要担心。

这时，刚才碰过面的那个学生模样的男孩也被送进来了。他在澳大利亚读书，刚考完试放假，从墨尔本回来，在香港转机到北京，他的体温是37.6oC。他说自己为了复习和应付考试以及赶飞机，几乎3天没合眼。除了发烧、困、饿，没什么感觉。

又一个小伙被送进来。紧身牛仔裤，高筒皮靴，长而卷的头发，很有艺术范儿。他进来后一直不与我们攀谈，我以为他是日本人，直到他开口用普通话对检疫员抱怨口罩太闷。原来他是从丹麦开会回来。

行李送来了。我们三人被带到楼外，一辆破旧狭窄的120救护车在等我们。车内无比闷热，空调通风口被透明胶带蒙着，驾驶间跟我们后座被一帘破布隔开。汽车刚发动，司机就打开了收音机，电台里正播放传统相声，从后座的喇叭里刺耳地传出来，吓了我们三人一跳。

（二）

终于驶进了传说中的地坛医院。先被送到发热急诊处，再次测量体温，都没怎么降。我们着急地问，什么时候开始化验，什么时候出结果，什么时候能放我们走。

“护士呆会就带你们去病房，然后就化验，结果大概十几个小时出来。”医生回答。

“什么？！！”我们三人都震惊地吼起来，“不是说两三个小时就出结果么，怎么要十几个小时？”

“谁说两三个小时？化验结果出来总有个过程，今天结果是出不来的。明天结果出来，没事的话你们就可以走了。”

直到这一刻我们才意识到，我们要被隔离了！一股被骗、被挟持到这里的滋味涌上心头，丹麦回来的小伙发飙了：“我是不会在你们这里住的，我宁可住到草地上！你们赶紧给我们化验，刚才在机场跟我们说只要两三个小时，现在又说十几个小时。我怎么样也不会住这里的，你们医院是什么样子我清楚得很……”医生似乎被小伙的愤怒给惊住了，一时不知道怎么应答。

澳大利亚回来的男孩是个温顺孩子，他劝丹麦小伙，“我妈妈也是医生。‘非典’时我妈妈的医院就是收治病人的定点医院，她们也很不容易。我们就配合他们吧。

拖着出差一个月的大行李箱，我们三人一起被护士带到住院大楼，送进隔离病房。房间虽然空间狭小，但很整洁，淡蓝色墙壁让人觉得清爽。护士送来牙膏、牙刷、毛巾、拖鞋和一瓶农夫山泉，并教我怎么插卡洗澡，“每天只允许洗16分钟”，她说。然后又问我还有什么需求，我说我很饿。

这时大概下午3点半。从早上3点半起床到现在，我已经累到极限，一头栽在床上，心想干脆就这样一觉到明天，补足了睡眠再回家也不错。

堕入睡乡的我，时时被惊醒。护士先是送来几个小面包，告诉我食堂现在没饭，晚饭要到6点半。然后每隔一小时探头进来喊：“体温计插上，测下体温”。五分钟后再次探头进来问：“多少度？”从进病房开始我的体温开始直线下降，从37.5oC到37oC，再到36.5oC，一次比一次低。

除了每小时定时现身的护士，其他访客也频频到来。每个人进来，都毫无例外地拿着一张表格将相同的问题逐一问我一遍：从哪里回来，还去哪里了……

扰人清梦不说，居然又是同样的问题。我怒了：“你们到底怎么回事！我从机场到现在，这些问题已经回答30遍了，单子也填了30张了。我填一张你们撕一张是不是？到底什么时候来给我们化验？”

医生并不生气，听我发泄完，很有礼貌地说：“对不起，你以前填的单子我没看到，我这里必须再次收集你的信息。请你配合！”

我别无选择，怒气冲冲地再说一遍已经重复了无数遍的答案。

又一次在半睡半醒的迷糊中被楼道传来的喧哗声吵醒。竖起耳朵，我听到楼道有声音在喊：“有个病人不见啦，504的病人跑啦！”

站在病房门口，我也有夺门而出，飞奔回家的冲动。但看到门后贴着不许离开病房的“告患者书”，又只好沮丧地回到床上继续睡觉。

6点多的时候，医护人员终于来给我抽血和提取咽喉唾液。我黑着脸问医生：“结果什么时候出来？”

“24小时之内吧。”医生说。

我再次狂怒起来，“怎么又成24小时了？你们怎么都像骗子似的，刚开始说两三个小时，后来说十多个小时，现在又说24个小时！难道我明天还不能走？”

“血液和唾液都要送到疾控中心去化验，然后等他们把化验结果送回来。结果不送回来，我们也只能等着。”医生回答。

6点半，护士隔着小窗户放进来晚饭。一盒米饭，一盒菜，一瓶农夫山泉。我狼吞虎咽，对滋味浑然不觉。

这疲惫、漫长、恼怒的一天从晚饭后安静下来。护士、医生，再没有任何人到来。我也得以沉沉入睡。

（三）

第二天早餐是白粥、两个包子和一个鸡蛋。因为只在这狭小空间里挪动，体力几乎没有任何消耗，让我从昨晚那餐之后开始食欲不振。

我的精神状态也像食欲一样愈发萎靡起来。房间里唯一的电器设备是床头的电视和电话。因为被子和枕头都被固定在床上，我只能扭着脖子看床头的电视，且有线效果不好，很多台都音像不全。于是，放弃电视。电话也打够了，昨天我已经通报了所有需要通报的亲人、爱人和同事。

不能上网，只能看书了。躺在床上看书颇不舒服，坐在唯一的一张硬板凳上，更不舒适。换遍房间里各个位置、各个姿势，也找不到一个舒适读书的地方，我开始忿恨被关在这狭小的空间里。

时至中午，我从沮丧变得越来越烦躁、暴怒，接近崩溃边缘。终于，护士再次来测体温时，我发作了：“化验结果什么时候出来？我温度都这么低了，其他任何症状也没有，还不让我走。我觉得我快要死了！我本来没有病，在这里都要被你们憋出病来了。”

护士安静地听我发作完说：“我帮你去问一下，看什么时候结果出来。你怎么不看电视呢？我帮你打开电视吧。”

“不要！我不喜欢看电视！赶紧去问下我的化验结果，再呆下去我要死了。”我冲着护士大吼。

护士说好，然后出门。出门时我听见她用对讲机说：502的病人现在情绪很不稳定，请注意观察……

最后一次测体温和血压心跳时，医生说：“你有颗运动员的心脏啊，每分钟跳64下。”“那我什么时候能走？”我没好气地问他。不久，床头音响传来声音：程明霞，你的化验结果已经出来了，请你开始收拾东西，过一会儿护士会去房间接你出院。

世界瞬间阴转晴。

走出房间时，我要护士给我一个新口罩，被护士拒绝了：你既然没事，就不用带口罩了，就拿着那张化验结果单就好了，拿这个才能出这个大楼，我们护士都出不去。

我所有的怨恨和愤怒都在这一刻烟消云散，心中涌起对这些护士和医生的同情，也夹杂对自己暴虐脾气的小小内疚。记得昨天两个到我房间来的护士中，有一位大概是新手。另一个问她：“你怎么了？”她答：“没什么，只是这身衣服太厚太闷了，我全身都是汗。”另一个劝慰说：“就是这样的，时间长了你就习惯了。”

在电梯里，我和丹麦回来的小伙重新相遇，还有另外一个矮个子黑人，我们三人一起出院。我帮黑人做翻译找到了他的同伴。丹麦回来小伙告诉我，他进病房后，体温就低到36oC，昨天下午他还跑出去到医院草坪上散步，被护士打手机叫了回去。

“果真是你啊！”我惊呼。我说我听到护士喊有病人跑掉时，就估计是他。可是，那个澳大利亚回来的男孩呢？我问护士：“昨天跟我们一起送进来的那个年轻男孩呢，怎么没跟我们一起出来？”

护士的声音从面罩后面悠悠地传出来：“对不起，我们不能透露任何病人的信息。”我和丹麦小伙面面相觑，他不会确诊了吧？愿他平安。

儿童节那天，我们终于走出住院大楼，摘掉口罩，天高云淡，阳光热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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