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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鹏：搁置结构性议题，抢占金融、气候国际新秩序当中的主导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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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8

2010-02-23

张斐斐

最大风险来自于双方国内环境变化

经济观察报：进入2010年，中美关系的开头可以说非常不顺，有人甚至预测2010年是中美关系的风险年，您认为这种风险来自何方？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所长袁鹏：最主要的是几个不利的因素。一是中美两国内部的环境因素。

美国中期选举是今年两国关系中的一个很大变量。美国国内的政治因素应该会起到一定的作用。基于国内政治的考虑，国内就业与经济，以及党派在人权宗教方面的考虑，奥巴马政府可能在这几个方面会对中国施加一定的压力。2009年各方面的压力就会小一些。

另外，中国的国内政治压力也出现了变化。中国近两年来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国内民意，网民对于外交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中国国内也弥漫着一股与中国硬碰硬的潮流，这股潮流，有的时候，也推着中国政府往前走。所以，这两国国内政治的气氛是09年不曾出现的，或者出现得没有这种强烈的。这个我认为，是很大的一个不确定因素。

第二个方面，就是有一些具体的事件推动。例如对台军号售与会见达赖，这都是美国可能会去做，我们必须去反应的事情。那么，美国将会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去做，中方将会如何反映，双方的互动如何展开，搞不好也会冲击两国关系的大局。

第三个方面，就是美国经济方面。美国强调经济要实现产业结构的调整与转型，要加强出口导向，加强实体经济，这样一来，就必然会对中国和亚太地区的出口要加强。同时，对中国对美的出口要提高价码，这样使得中美过去经贸的互补性的因素有所削弱，竞争性有所加强。特别是在人民币的汇率问题上，过去的政治意义上的炒作上升到真正经济意义上压力。汇率的压力也会增加。

加上，2010年还有若干涉及中美的第三方的因素，逼使着中美表态，比如说，伊朗，阿富汗，朝鲜和缅甸问题，这都接踵而来，双方在这些方面如何合作。

还有，在新一届的气候变化峰会，以及四月份的核安全峰会上，中美如何表态，所以这个点还是很多的。

经济观察报：从2009年经济危机之后，在这个时期，中国政府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的处理，都有所保留。有人说，中国政府在气势上有点弱，在外交上需要“补钙”？您是如何看待中国政府目前的反应行为的？

袁鹏：我认为，中国目前还是在克制中有所反击，这个还是很明显的，比以前来说，显示得更加强硬一些，比如说力拓案，阿克毛案，还有就是谷歌事件等。中方现在还是呈现出一种相对比较强势的态度。

于是，就出现了两种效果。一是民间似乎还觉得比较过瘾。二是，国外的反应就不大一样。所以，下一步，如何平衡国际与国内两股不同逆向发展的民情与舆情，就给外交部下一步的外交决策也带来了压力。

经济观察报：如何看待现在中国民意对于政府外交决策的影响？

袁鹏：后奥运时代有三件大事使得民意有些甚嚣尘上，一个是奥运，一个是建国六十周年，还有一个就是金融海啸以后，中国一枝独秀，这三件事使得中国人民族自尊心与自豪感空前的高涨。这样，使得过去一些比较常规一些的动作，对台军售，见达赖，就变成了一个不可容忍的程度了。

经济观察报：如果这样的情绪主导了中国外交，会产生什么样后果？

袁鹏：一方面，我们对美外交还没有做好全面摊牌的准备，没有一个综合性的手段可以去对抗美国，另一方面，西方美国也没有做好准备，美国没有准备将这些司空见惯的手段上升到战略的高度。

这种双方的不适应，可能会产生一些问题的。因为军售与达赖的问题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不是短期内能够解决的，必须要讲策略，配套与平衡，还得将其放在中国的战略的机遇期与大战略的高度来看待这几个个案，不能因为这几个个案而影响你的大局。所以，这个时候，沉得住气是2010年中国外交的最大考验。不仅仅是考验中国外交，也是考验中国的民意。

只有沉得住气，心平气和地去看待一些问题，才会将军售与达赖问题放入到一个合理的架构和位置上去。他虽然冲击了中国的核心利益，但是核心利益在不同的时段，不同的领域，其内涵是不一样的。虽然说对台是中国的核心利益，但是其在某一些阶段，它可能就要服从更大的核心利益。因为我认为，当前我们的核心利益应该是抓住机遇，在国际金融秩序的重建（G20）与国际气候秩序的重建过程当中占得先机。墨西哥峰会上，我们要利用我们占得的先机去抢占我们新的新秩序当中的主导权。

这两个大政治不考虑了，而只盯着那几个事，从而把中美关系逼到一个墙角。最后，由于中美的不合作，导致在新一轮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洗牌当中占得先机，这倒不一定符合中国的根本利益。

贸易问题是一个坎

经济观察报：贸易摩擦在2009年就在中美关系的风险中占据很大的一部分，那么今年贸易摩擦在在中美关系的风险中，占了多大的成分？

袁鹏：贸易我觉得是实实在在的。贸易我觉得今年是一个坎。我觉得军售与达赖这个坎能过去，是因为其负面的影响是可以预期的。但贸易这方面，有一种不可预期性。

一方面，我们对美国国内整个的产业转型现在还看得不是很清楚，其新能源和其他产业政策到底是作为口号来谈，还是在前面的导向。这方面，我们要根据2010年，法案的推进去观察。这方面，如果没有做很准确的判断的话，就很难对中美经贸关系的调整，得出一个很清晰的结论。

第二，是关于人民币汇率问题。现在美国现在朝野已经首次形成共识，以及美国与西方形成了统一战线，此前只是一帮人在讨论，这在变成了一个共同战略意义，这个压力能否顶得住。

压升值的问题在2010年会从一种政治问题，现在变成了经济议题，从而成为一个实实在在产生影响的问题。因为美国经过其过去一年的救市，其效果并不是很好，原来把责任放到华尔街身上，但后来华尔街搞完了也不行，就回归到了中国，在这种困难的时候，还能够保8，一正一反两个方面，让很多领军的人物都认为，人民币确实应该升值。他们真切地认为人民币是个问题，过去还没有那么强烈。这样来说的话，人民币问题还真是一个坎。如果在人民币的问题上出现一些变数的话，经贸关系会有。

当然，经贸关系的变化也不会出现一个全面的逆转，因为双方的经贸额是这么大。整体结构，中只占3%，这是个苗头。

谷歌事件是一个意味深长的插曲

经济观察报：虽然过去有一段时间了，但是回过头来看，您对“谷歌”事件有什么看法？

袁鹏：这个事情背后有两层（原因）。

一层是网络经济，美国21世纪经济的发展，一方面靠新能源，另一方面靠新网络，民主党在90年代可以说是通过IT引领了世界经济的发展，而新的民主党领导，在21世纪初也希望通过新的网络经济来配合绿色经济来引领世界经济，因此，其对网络的投入与研发，以及对硅谷网络公司的支持都是很大的，因此，那些网络公司也是民主党主要的金主。谷歌在中国能否谋利？这是经济方面的考虑。

第二层是政治的考量，能过网络的手段来使中国的社会发生变化，此前美国采取过政治的手段，使得中国西化，不大成功，因为中国的政治家还是立场坚定的，中产阶段大部分也是爱国爱党。现在美国政府投入很大精力，能过网络来影响中国的年轻人，网民，和底面，这个中国政府无法控制。这一块，是美国的战略的手法。从它在伊朗，缅甸，也是通过网络的方式，也是通过网络的方式来影响一个国家的国内政治，这方面，还应该作为其新的对外战略的手段，这是其对外战略的一个手段。

那么，通过这两个事件来看，谷歌事件不是一个单纯的公司案例，这与美国的战略是高度捆绑在一起的。在中国政府的这种强烈反对的情况下，美国也在反思，调整，谷歌宣布，没有退出就是一个标志。

经济观察报：那么就“谷歌”问题而言，接下来会怎么发展？对中美关系的发展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袁鹏：这觉得这个事情应该是一个插曲，因为在这次谷歌事件当中是一个试探，在这次试探中，中国政府还是保持了非常冷静和原则的立场。而且也看出来了，如果在网络方面，与中国硬碰硬的话，最后的结果不就是退出。最后退出的结果不仅是失去了中国的市场，失去了影响中国政治的空间。经过这轮试探之后，他还是决定留下来，留下来他只能在技术上做一些修补与调整。

但是这个插曲可能是一个意味深长的插曲，是一个阶段性插曲，但也可能是下一个长时代的开始，所以这个时候，中国政府通过这个事件需要重新审视一下美国的对华战略，过去的一些传统的方式都不大奏效，可以说，美国也在思考处理对华战略的新方式。

中国外交国际环境的新挑战

经济观察报：在气候谈判的问题上，哥本哈根峰会上，美国与欧洲的学者和媒体将箭头直指中国，而事实上，我们已经承担了相应的责任，那么美国和欧洲的这种行为是否可以称为在在合围中国？是否会对中国的外交和国际舆论环境产生不利的影响？

袁鹏：对。我认为哥本哈根之后，气候变化的国际格局出现了变化。之前是中美合作是主流，而现在由于中美的合作出现了裂痕，给美欧之间合作提供了一个机会。同时，也给其他的国家也看到了G2的不现实性，给他们做工作的空间。

所以我觉得，中美之间应该如何相处真正的考验是在G20和气候变化峰会上。我倒不觉得军售与达赖是一个考验。我始终将其看作为一个技术问题。美国其实也看到了这个。全世界都看到。

现在正是国际体系深刻变迁的时代，我们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要在这些变化当中抢摊守点。而2009年，中美关系之所以好，就是因为抓大放小。没有拘泥于人权、宗教等传统问题，而把重点放在经济危机，气候变化，反恐合作这些大的方面，体现了中美两个大国应有的份量与不同。那么，如果说，2010年，不继续这种精神，由于2009年哥本哈根会议的没有取得效果，墨西哥峰会再一拖再拖的话，可能全球的矛盾就将集中在中美两国身上。

由于美国是一个“超霸”，有资本就挨骂，而中国是在将起未起之间，如果此时发生这样的事情，那压力就很大了。

我觉得还是应该将那些传统的问题淡化，将精力赶快腾出来迎接中美在这几个峰会上的合作与协调，造成一个中美合作的不可逆转之势，这个由于中美的态势，可以压制很多对于中国不利的因素，包括东盟、日本、印度等等；相反，这个问题出现问题之后，会带来很大连续的负面问题，包括台湾问题。

经济观察报：在这样一个中国崛起的关键时期，国际社会与舆论一定是要求中国承担越来越多的责任，中国也面临越来越多的压力。那么中国要用何种方法将这种压力转化？我们又应该从这次哥本哈根会议当中学到些什么？

袁鹏：我觉得首先要学会打牌。哥本哈根会议之前，由于中美之间一直在合作，我们对于形势的判断可能有一些太乐观了，从而过于将中美双边的东西带进了多边。

第二个，我们认为中国的40%—45%的减排已经得到分，所以想以一种高姿态进入国际谈判，珠不知，谈判场上风云万变，别人要的更多，所以我们就没有任何可以退缩的空间。打牌与亮牌之间的关系问题。

另外就是，关键时刻还应该依靠发展中国家，涉及到气候变化新的领域，涉及到发展的方面，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利益相似的更多，下一阶段，与发展中国家的沟通与协调方面，也应该加强力度。如何将撕裂的版块重新整合起来。

西方还是比较有意识地制造发展中国家不同的版块，金砖四国的概念，人为地将发展中国家剥离出两个阵营开来，到这次基础四国自我的表演。再到岛国剥离开来，发展中国家已经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由于不同的利益出现了不同的分化组合。

这个倾向也伴随着另外一个倾向，就是美国特别加强发展援助，发展援助成为了美国国家安全新的战略支柱。于是乎，就出现了中国的发展中阵营在松动，而美国在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援助的渗透。我在退，美在进，这个影响也是很大的，我们如果不更进，就会出现一个两头落实的情况，发达国家没有接纳你，而发展中国家已经将你剥离出去了。

经济观察报：其实，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捧杀也好，要求更多地承担责任也好，这将会是中国在崛起过程当中长期地要面临的一个问题，这次在哥本哈根会议上，可能是将这个问题比较集中得爆发出来了，通过这次哥本哈根会议，我们再去参加墨西哥峰会时，应该以一种什么样的姿态，做好哪些准备？

袁鹏：首先，还是明确地给自己一个定位，该负的责任要负，不该付不要太超前地去做。

第二，还是要保持一个建设性的姿态，不能因为哥本哈根受到了指责，墨西哥就完全变了态度也不行，我们虽然遭到了批评，但也并非无可圈可点之处，主要责任西方将责任推卸在我们身上，我们还是要保持政策的连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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