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记者 张斌 “中国开始的时候是一个躲在G77集团之后的胆小的一员，总是让其他人代表他说出自己的需求，表达不同的立场等等，自从《京都议定书》建立以及2012年之后的承诺成为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中国开始变得越来越大展拳脚。在很大程度上，这使得G77集团成为一个越来越不均质的集团，中国越来越寻求自己的战略目标。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中国自然环境的发展落后于其整个国家权力的上升和巨大的温室气体排放程度。”

——H.-HolgerRogner

遇见H.-HolgerRogner比较偶然，上周在酒店大堂写稿子的时候他正坐在我身边。

Holger出生在德国，现在是联合国监督机构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的经济与战略部门的部长。

聊到气候谈判，他居然已经参加了16届的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COP），对谈判的细节和各个国家的立场及变化了如指掌。当我说要采访他时，Holger的表现充分证明了德国人的认真与严谨。

约定了特定的时间、地点，翻出他16年来所有在谈判会场的记录，点上一支雪茄，用了几乎一下午的时间给我讲述了他对整个谈判经过的回忆……

当然，中国就在其中。

新手

第一次缔约方会议 （COP）是1995年，在德国柏林举行。

从参加COP的第一天开始，中国就奉行“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以及他们特殊的国家和地区的发展优先权，目标和环境……”在这里，中国的立场是要公平地对待在大气中排放了二氧化碳的工业化国家的历史责任。工业化国家也有较好的经济条件，所以他们必须在减排行动中起到示范和带头的作用。特别是人均收入和排放的差异必须要加以考虑。中国多次引用《公约》的第三条：一个国家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权利。这一立场在今天仍然有效，并且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仍将认为这种方式是合理的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