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海问题将会成为战略对话的重点话题之一”，袁鹏表示，“去年美国利用南海问题进行了炒作，中国的外交政策在处理南海问题时也有需要反思的地方。今年双方可能会更加理性与平和地去看待这个问题，利用战略对话的机遇，开始讨论搭建一个类似于《南海行为准则》的框架与协议，更加机制性地预防紧张局势升级。” 

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阎学通今年三月底曾表示报告称2011年，东亚仍然继续着2010年安全问题频发的势头。他认为根本原因是区域内大国未能充分合作，共同发挥有效的领导作用，因此建议建立“中美俄东盟安全合作组织。”  

虽然这一机制的可行性富有争议，但这已经成为学界与政界关注并着手处理的问题，类似的主张可能会在今年10月在巴厘岛将举行第六届东亚峰会上进行讨论，而在此之前，中美两国需要事先进行必要的沟通。 

经济对话：“市场准入”唱主调 

美国财政部副部长Lael Brainard近期在华盛顿接受媒体采访时将货币问题的排位明显后移。她表示，本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美方主要关注的重要是商业环境的改善，包括中国的一些产业政策——自主创新，知识产权以及货币问题。双边都期待在双向投资部分有更大的进步。   

袁鹏认为，人民币汇率开始由中美经济对话的焦点变为议题之一，形成多点汇合的局面。一方面是由于人民币汇率近年来按中国承诺逐渐升值，年化速度达5%，算上通涨水平，年化达10%左右；另一方面是前期美元已经持续走弱。  

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经济外交研究中心主任何茂春认为，美国不会再明显地压人民币升值或者再设定目标，但会更普遍谈到人民币货币体制的改革。  

取而代之的是更加实惠的“市场准入”问题，而这一问题是双向的。对于美国企业而言，主要的矛盾是中国的政府采购机制，而对于中国企业，则意味着赴美海外投资时遇到的障碍。  

据了解，中国财政部、商务部等正在抓紧研究中国加入WTO政府采购协定（GPA）的第三次出价清单，这份清单将首次把地方政府作为采购实体纳入进来，并于今年底提交。 

包道格称，美国商界会继续密切关注胡锦涛主席访美时承诺的中国GPA改革，美国企业迫切希望参与到中央政府与省级政府的地方采购当中。同时也希望中国能进一步推进金融体制改革，金融市场进一步开放。  

另一方面，中国企业也在努力会降低美国投资歧视政策而努力。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BEA）发布报告，中国对美国外商直接投资（FDI）在过去五年中，增长了约25倍。但从总量来看，中国对美历年直接投资存量仅为23亿美元，相当于各国对美直接投资存量的千分之一。  

 “比起中美的经济总量来说，中美之间的投资量真是小的惊人”，美国传统基金会研究员史剑道（Derek Scissors）对本报表示，“关键原因是美国政府很难相信中国企业。”  

一个有趣的事实是，中国人在抱怨中企赴美投资失败时，最频繁被引用的例子是华为，而美国人则最喜欢用中海油成功收购Chesapeake能源公司0.33%的股权来辩护美国的投资环境比中国开放。  

史剑道认为，美国人最敏感的底线是高技术产品，也许华为很难在美国进行投资，但美国政府似乎正将资源市场向中国投资者开放，中国企业用“正确的”方式可以对这些资产进行投资，即如果只是购买整个资产的一部分股权是可以接受的。  

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去年美国高调谈论的对华高科技出口解禁最后落得了一个“雷声大、雨点小”的下场。“美国在高科技出口解禁方面几乎没有太大的进展，”何茂春说，“S&ED更多的是达成一种政治的意愿，而远非实质的结果。我们不期待一次能够解决复杂的问题，但每次都有小的进步，而这取决于双方妥协的结果”  

“美国非常欢迎中国外国投资，包括中国投资。但是中国人也必须理解，我们在对中国利益相关议题上向前推进的能力取决于中国在美方关心议题上取得了多大的进展”，美国财政部中国战略与经济对话高级协调员David Loevinger5月5日在白宫举行的S&ED吹风会上透彻而露骨地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