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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知道摩罗这几年来思想转变较大，可是，在阅读《中国站起来》的时候，我还是惊诧于他的“华丽转身”；早知道摩罗爱走极端且激情有余，理性不足，可是，《中国站起来》的谵妄和语无伦次，却让我相信一个人的思维混乱可以达到不可理喻的地步。

如果说，读一本好书恰如一次愉快且收获颇丰的精神旅行，那么，读完《中国不高兴》的过程则如同从一个庞大而肮脏的垃圾场经过，让人只想尽快逃离。

林昭死了，遇罗克被害了。摩罗成为了近年来文人样本的又一现实模型。他用几乎是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完成了自己的蜕变和新生，以川剧中的变脸“绝活儿”左右逢源，宣告自己“觉今是而昨非”。在这种转变的背后，现实利益的考量，投机心理的驱使或许是重要的驱动因素。从批判性文人，摇身一变为“民间纵横家”，摩罗非此即彼的个性再次显示出文人思维的单一性和贫弱，这导致了他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难怪王小东、宋晓军、宋鸿兵、刘仰等人为摩罗的“加盟”而弹冠相庆。摩罗新书《中国站起来》，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所产生的奇异文本。

断章取义谬指五四先贤

在早期摩罗的著作和思想中，对于五四一代文化精英一直不失敬意。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北大的钱理群教授在为其《耻辱者手记》所做的序言中，誉之为“本世纪精神界战士谱系中的后来者”。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摩罗正是以此形象而赢得了一批读者。而在《中国站起来》中，摩罗对于五四精英的无理责难固是前无来者，所泼的脏水和污蔑更是匪夷所思。

在摩罗看来，李鸿章、张之洞、陈宝箴、康有为、梁启超等“中体西用”论者，在西方文化霸权面前保持了尊严。到了五四这一代，拥有话语权的大量中国精英已经出现了严重的精神大崩溃。“无论是陈独秀、胡适，还是鲁迅，他们在主张西化的时候，显然已经全盘接受了西方人建构的世界图式，而且把自己和自己的民族牢牢地安置在那个世界图式中愚昧、卑贱的位置上。他们接受这种思想当然极不乐意，甚至充满了屈辱感，但是他们大多数时候，是以强烈的自虐倾向来发泄那种屈辱感的。”（17页）

稍微熟悉近代史的人都知道，“中体西用”、“师夷之长以制夷”之说，把西方文明仅仅视作器物、技术层面的领先，仅仅只是学到了西方文明皮毛。学习西方更为彻底，是日本的明治维新获得了成功的重要因素。中国的跛腿改革“洋务运动”遭遇了失败，恰恰是忽视“船坚炮利”背后西方文明成果如宪政、法治等因素而导致，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都认识到了这一点，这才有了后来的戊戌变法及其夭折。

到陈独秀、胡适、鲁迅这一代人的时候，他们已经从几代人的政治变革中吸取了经验教训，并认识到了西方的政治制度、法治等各方面的优越性。只是因为中国的宪政改革因为军阀割据，没有统一的国家权力支持而失败，知识分子这才将目光投向了文化改造和思想启蒙。陈独秀、胡适等人为国民争取自由、民主等权利，恰恰是看到了西方文明中的核心价值并加以移植。

在具体的操作上，胡适终其一生都在反对专制，呼吁宪政民主，法治、人权、言论自由等等。在鲁迅那里，表现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国民性批判，摩罗赖以成名的《耻辱者手记》，正是从这一思想脉络发展而来。五四这一代人所作所为，正是摩罗在本书中所说的“内争人权，外争国权”，何曾“以强烈的自虐倾向来发泄那种屈辱感”？

另一方面，稍具思想史意识的读者均不难想到，从魏源、郭嵩焘、张之洞、李鸿章、康有为、梁启超到胡适、陈独秀等五四先贤之间，存在着内在的思想发展脉络和逻辑关系。后者总是从前者那里继承相应的思想遗产，在前者试错的基础和历史教训中不断前行，显然不可能完全断裂或横空而出。摩罗在梁启超和胡适、陈独秀、鲁迅之间强行画出一条界线，对前者赞誉有加，对后者妄加雌黄，显然过于粗暴和简单。

而摩罗把胡适的《请大家来照照镜子》、《答梁漱溟先生》、《信心与反省》中的片段，拿来作为胡适“无能、无知、无耻”的证据，并明显采用了掐头去尾、断章取义的手法进行刻意曲解。

《请大家来照照镜子》写于1928年6月，胡适写这篇文章的原因是，美国使馆参赞安诺德制作了三张图标，第一张表是中国的人口分配表；第二张是中国与美国的经济状况、生产能力、工业状况的比较；第三张是美国在世界上占的地位。在文章中，胡适比较了美国在生产力上的领先，外国工人与中国工人享受到的公共服务的差别，以及招商局文件显示的官员自肥和腐败等现象，然后从物质（生产力）、精神（公德）等方面进行对比，就当时的情形而言，我们的“机械上不如人，而且政治社会道德都不如人”，显然只是一个事实判断。
摩罗引用胡适《答梁漱溟先生》中的“罪证”是，“鸦片固是从外国进来，然吸鸦片者究竟是什么人？何以世界的有长进的民族都不蒙此害，而此害独钟于我神州民族？”（23页），以此指责胡适的“荒谬言论”和“糊涂”，而这一段最后两句“而今日满田满地的莺粟（罂粟），难道都是外国的帝国主义者强迫我们种下的吗？”却被摩罗故意漏掉。

他以此为“据”接着对胡适上线上纲，“这种荒谬言论就是当时知识分子状态的写照。张三持刀砍伤了李四的头，刑警准备拿办张三，胡适却拦住刑警的手，说，‘错不在张三，全怪李四的脖子不是铁做的。否则不就没事吗！所以，你只能拿办李四。’好一个糊涂的胡适！” 显然，摩罗这样的遗漏是主观的恶意而为之。这种手法，与秦桧为岳飞罗织的罪名“莫须有”何其相似！可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现实翻版。

接下来一段，摩罗继续引用，“帝国主义三扣日本之关门，而日本在六十年之中便一跃而成为世界三大强国之一。何以我堂堂神州民族便一蹶不振如此？此中‘症结’究竟在什么地方？岂是把全副责任都推在洋鬼子身上便可了事？我的主张只是责己不责人……”（23页）接下来的后一句“要自觉地改革而不是盲目的革命”，又被摩罗故意漏掉并以此斥责胡适“糊涂太甚”。

胡适的《答梁漱溟先生》这封信，主要是讨论中国国内的革命与战争现状，而胡适一向坚持改良，反对革命。他认为，不能把一切问题都归结到帝国主义。早在1922年10月1日《国际的中国》一文最后，胡适就说过，“我们很恳挚地奉劝我们的朋友们努力向民主主义的一个方向上做去，不必在这个时候牵涉到什么国际帝国主义的问题。政治的改造是抵抗帝国侵略主义的先决问题”。摩罗断章取义和刻意曲解后，对胡适的语境和原意进行了“巧妙”的“移植”。
摩罗引用胡适《信心与反省》（24页）中的一段詈骂胡适“抱怨祖宗没给他留下更多的财产”，“歌颂强盗劫掠时打断他一条腿给他开创了生命新境界”，则更是可笑。胡适在该文中，恰恰引用了孔子的“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表明自己对于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态度，即“一切所谓发明创造都从模仿来”，并且之后写了《再论信心与反省》、《三论信心与反省》，说明了虚心学习外来文化长处的重要性。
摩罗罔顾作者原意，强行加给逝去多年的胡适一个并不存在的罪名，然后予以痛斥。称胡适在《三论信心与反省》中“将中国社会最丑陋的现象，作为这个民族的全部文化财富的代表，反复奚落之，以此证明我们是劣等民族，只有屈从于西方社会那个高贵种族才是唯一的出路。”

只要仔细看完胡适的这三篇文章，并知道大致的背景，大都不会得出摩罗这样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结论。有了往胡适身上“栽赃”的做法，摩罗接下来指鹿为马，用同样的手法解读鲁迅与《中国人气质》一书的关系，对鲁迅进行“精神弑父，以宣告自己的新生”（潘采夫语）也就不足为奇了。
除此之外，摩罗还指责蔡元培1912-1913年建构的学制，“除了安排一些古典文章实现汉语传承外，其他教育资源都是西方文化。自此以后，中国学子在受教育过程中只知有西，不知有中。当他们中学毕业或者大学毕业，满腹诗书，但所装全是达尔文、亚当·斯密、蒙田、歌德以及耶稣和亚里士多德”（78页）。“蔡元培的作为规定了世界上最大的国家、最古老的文化，要用国民教育的方式，举全国之力，将全民族都培养成西方文化的信徒。西洋人自己一定也是万万没有想到的。”（80页）

按照摩罗对蔡元培所做的有罪推定，党史专家金冲及（1930年出生）、鲁迅研究专家朱正（1931年出生）、经学史家朱维铮（1936年出生）等相当一批学者，甚至其后至今的学者和文化人都属于“只知有西，不知有中”。可事实却是，这些学者在做学问时，既吸收了西方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同时具有相当的中国传统文化修养。在这方面，摩罗恐怕很难有希望赶上。

另一方面，他们也决非全都是“西方文化的信徒”。诸如牟宗三（1909年出生）、唐君毅（1909年出生）等一辈人，均属于蔡元培建构学制之后受教育的学者。但是，他们一直都是中国文化的信徒并对此信心十足。不知摩罗对此作何解释？摩罗还称“整个国家整个社会都成了某种异族意识形态的消费者”（80页），并对文化信心问题危言耸听。而事实却是，不仅这些老一辈的学者从来没有对中国文化丧失信心，年轻一辈的学者中对中国文化信心十足者大有人在。

摩罗在书中称，“五四运动期间刚刚有那么一星半点的爱国主义苗头，这些精英人物立马上阵，扑而灭之。”对于这一问题，王奇生教授的《革命与反革命》有清晰地描述：“第一次世界大战促使中国知识界对于‘国家’和‘国家主义’进行反思，认为民族国家观念是导致这场世界战争的直接根源，进而将“国家”当成批判，鄙弃的偶像。”（43页）其后，“国家”让位于“社会改造”。

被摩罗推崇的梁启超，早在1915年发表的《吾今后以为报国者》中认为，“以二十年来几度之阅历，吾深觉政治之基础恒在社会”。金观涛在《观念史研究》中的研究显示，“新文化运动以后，在共产党的论述中，‘国家’成为阶级专政的工具。如：‘国家是什么？国家就是统治阶级维持其统治的工具。国家是阶级社会里一种特殊的产物’。”（550页）“1915年后，‘社会’的使用次数有所增加，并于1920年达到其最高峰。”（540页）其后，社会主义成为思想主流，国共两党相继走上“以俄为师”的道路。
由此可见，对“国家”的厌恶，乃是当时中国的知识精英反省世界局势之后的自动选择，并成为一种社会思潮。何来“精英人物扑灭”之说？
另一方面，摩罗宣称胡适等人“抱怨祖宗没给他留下更多的财产”并进行攻击的时候，他自己真正犯下了这样的错误——当他以极端的情绪对五四先贤口诛笔伐的同时，偏激和苛责之处，比五四先贤对传统的批判有过之而无不及。杜牧在《阿房宫赋》中说，“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此之谓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