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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错位的清算

在《中国站起来》中，摩罗以国家利益的名义，厉声斥责五四新文化运动领袖“较少讨论国家利益”，并称“他们不得不选择从文化启蒙和国民性改造角度促进民族振兴和国家富强，努力引导国人关注以西方人的利益和意志为主导的国际社会，认同并加入这个国际社会的格局和游戏规则。五四文化启蒙的负面效果是，为中国社会的精英群体塑造了一颗‘西方心’，使得他们只会用西方的观念和视角考量世界。”

“当他们长久地按照西方的逻辑和观念理解世界时，渐渐就脱离了中国视角、中国立场和自己的中国北京，在文化和精神上沦落为洋奴。”(212页)

除此之外，摩罗还声称：

“五四启蒙运动完成了将西方文化供奉在道德神龛里德文化工程，八十年代新启蒙运动完成了将西方种族和西方国家供奉在道德神龛的文化工程。这两个文化工程对中国日后的社会文化发展将会产生决定性的影响。”（201）

在对五四精英和八十年代知识分子的讨伐中，摩罗明显主体错位。摩罗不会不知道，对国家利益应该负主要责任且拥有权力的，是一个国家的政府及其官员，而并非知识分子。“五四运动”的爆发，恰恰是因为中国的国家利益受损，在外交上的失败。那么，应当承担责任的，究竟是当时的北京政府，还是五四运动领袖以及傅斯年、罗家伦等学生领袖？如果应当是占据统治地位的北京政府，那么摩罗为什么不抨击掌控国家权力却使中国国家利益受损的统治者，却要拿知识分子开刀？

按照摩罗的观点和以“戊戌—五四”知识分子思想的断裂时间段来划分，最早提出“师夷之长以制夷”的魏源，以及近代中国“走向世界”的代表性人物之一郭嵩焘决非西方文化的崇拜者。

魏源的《海国图志》，成为日本人推动明治维新重要的思想资源，而本书在中国却未引起足够重视。郭嵩焘以自己使英的切身经历写成《使西纪程》一书，称赞西洋政教制度、对中国内政提出效仿的建议。不料被清廷申斥，书稿毁版。而后又遭到他的副手刘锡鸿的诬陷，最终因病请辞。

试问魏源、郭嵩焘的爱国之心和报国之志何错之有？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到火烧圆明园以及其后一次又一次割地赔款，中国的国家利益一次又一次受损。应当承担责任的，究竟是昏聩颟顸，懦弱无能的清朝政府以及慈禧等人掌控的绝对皇权，还是魏源、郭嵩焘这样的知识分子？

显然，真正损害国家利益的，是以皇权为代表的专制者及围绕在其周围的既得利益集团。大多数有损他们权力和利益的改革，都必将遭到其反对和扼杀。摩罗在《中国站起来》中，对知识分子进行了主体错位的清算。如果摩罗是无意的，那么只能说明其昏聩；如果摩罗是有意的，那么只能说其“欺软怕硬”。

家奴主义式的精神和解

如果说，《耻辱者手记》以及摩罗此前的一些著作，显示了一个“小人物”在权力压迫下对于“耻辱”的思考和控诉。那么，《中国站起来》则是摩罗在权力重压下发出受虐狂般的甜蜜呻吟。当中国民众的个人权利没有充分保障的时候，摩罗开始呼喊着国家主义的空洞口号，以此消解自我与国家的紧张关系，最终达成精神和解。与此同时，摩罗还冀求“70后、80后、90后”读者和他一起把权力的凌辱看做享受，沉湎于 “高贵、自信、精神崛起”的虚幻之中。

我不想在此为摩罗普及国家与公民、社会的权利、义务等政治学基本常识。我只想表明，这是一场赤裸裸的交易。吴洪森先生说，“摩罗在表面的狂热之下，是出于功利主义的理性选择。表面狂热的语言只是为了遮盖他的理性选择。摩罗当初在北京印刷学院做教师的时候，因为右的极端立场，学校不让他上课，起先不发奖金，后来连工资也不发了。那时他租黄村农民的房子，还没生孩子，生活负担轻，还能勉强顶住。 刘梦溪把他调到艺术研究院文化研究所之后，他贷款买了房子，又有了儿子，如果坚持原来那一套，再次失业的话，他可能连生路都没有了，况且他非常喜欢孩子，总是想着让孩子过上好日子。”

如果吴先生此言非虚，那么摩罗对于“国家利益”的全力维护，无异于“政治正确”的表态。他以背叛自我为代价，换取权力的宽容或支持。昔日的横眉冷目，今日的胁肩谄笑。摩罗终于完成了自己从批判者到“帮闲”的身份转换。由于此前《中国不高兴》等书在市场上取得的成功，这使摩罗看到了致富捷径——他显然想借着《中国站起来》获得丰厚的回报。但如潮的批评则为他始料不及。

在国家机器力量过于庞大，社会组织发育不全，公民权利难以保障，人治取代法治的国家里，“大国民”显然不是想做就能做的。否则，摩罗此前何来“耻辱”可言？就现实而言，摩罗此前尝到的耻辱，依旧因为过于蛮横的权力的凌驾于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且在短时间内难以终结。

另一方面，在“君视民为草芥，民视君为寇仇”的社会里，国家显然不可能获得人民的爱护——诸如萨达姆统治下的伊拉克，大清洗时代的苏联等等。在专制和极权的统治下，如果呼吁“爱国主义”，无异于镇压共产党和进步势力，操纵德国全部宣传机器的纳粹党领导人戈培尔。

另一方面，当公民没有获得国家主人的地位和权利时，他们显然不会产生对于国家的热爱之情。关于爱国，陈独秀早有一句流传甚广的名言，“我们爱的是国家为人民谋幸福的国家，不是人民为国家做牺牲的国家。”

当摩罗在攻讦一些知识精英为“洋奴”的同时，他呼吁人们在“家奴主义”的旗帜下聚集，并率先跪倒在国家主义的神龛面前。但是，在经历了做稳了奴隶和求做奴隶而不得的漫长历史，饱尝专制的毒害并经由五四精英的思想启蒙之后，人们的现代公民意识开始逐渐觉醒，他们希望自己成为国家真正的主人——既非摩罗指称的“洋奴”，更非摩罗做出表率的“家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