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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的越位和“弱智”的论证

在《中国站起来》中，摩罗以全知全能的姿态，对于经济学、世界史、政治学、军事史、文化史、思想史，以及全球化甚至文物流失等诸方面都做了表态，并进行了毫无逻辑的情绪宣泄。他用自己这几年读到的人类学著作为思想资源，将人类学中殖民史的观点当做一把万能钥匙，以此来“打开”从中世纪到现当代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死结”。

仔细看看摩罗此前的著作不难发现，摩罗在“关于国际政治的著作”《中国站起来》之前，出版的著作包括成名作《耻辱者手记》，以及《自由的歌谣》、《不死的火焰》、《因幸福而哭泣》、《大地上的悲悯》、《第一年—一个人文学者的育儿手记》。这些著作涉及的内容为个人思想体验和国民性批判，文学评论，思想随笔，散文等等，基本属于“文学—文化”范畴。

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随着现代学术分工的细化，以及各种知识的爆炸性增长，已经不太可能出现那种“上通天文，下知地理，诸子百家，无所不晓，三教九流，无所不通”的知识人，以及百科全书式的学者。而摩罗要处理的“我们的前途、命运与精神解放”以及书中所及，却牵涉到一个个无比复杂的课题。正如摩罗以前的精神导师吴洪森所云，摩罗没有这样的学术功底，也不具备这样的知识储备。摩罗当然有权利对自己力不能逮的问题发言，只是，这些没有学术根基和知识基础的发言漏洞百出，可谓“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除了知识上的严重越位之外，摩罗的呐喊更多的停留在呓语的状态——他看似大义凌然、一身正气所面对的，实际上是一些并不存在且经不起任何推敲的伪问题。

在《中国站起来·呐喊篇》中，摩罗质问的是，“中国人比西方人更自尊自大？”“中国人比英国人更僵化迂腐？”“中国人比西方殖民者更富于暴力倾向”？“中国人比西方殖民者更缺乏理性？”“中国人比西方人更缺乏诚实？”“中国人比西方殖民者更缺乏博爱？”“中国人比西方人更是民族主义者？”“中国人果真是奴性十足的劣等民族”？

显然，摩罗的这些质问不证自明且显得“弱智”。“自尊自大、僵化迂腐、暴力倾向”等等，显然无法用人种、民族等进行区分，其中的道理，只要稍具理性者即可明白，何劳摩罗为之辩护？

摩罗称，“中国人在人性的任何层面都与人类其他各个民族完全一致，没有任何理由认为中国人比其他的民族具有更多的奴性。”（188页）从常识而言，奴性的产生更多是因为权力的压迫而形成。如果政府充当牧者，以武力控制国家机器的运转，把人民视作驯服的羔羊。在这种情况下生活的人民，又怎会没有任何奴性？

至于“理性、诚实、博爱”等品质，更是与一个国家的政治生活、社会生活等方面，以及人们具体所处的现实情境息息相关而非国别所能决定。摩罗所谓的三重枷锁——“国民劣根性批判、西方文化崇拜、西方国家崇拜”，前者只是鲁迅等人的精神自省（摩罗后来咀嚼“耻辱”即与此相仿），以及对于这种权力关系和压迫的反抗，而后两者仅仅是摩罗的危言耸听——即使是曾经主张全盘西化的陈序经，主张充分世界化的胡适以及时有过激言论的钱玄同，也没有真正的西方“崇拜”，充其量只是饱尝切肤之痛之后，学习西方文化之长的意图表达。他们的民族自尊心，决不比摩罗稍逊。

在摩罗的观念中，大量充斥着“中国—外国”、“殖民者—被殖民者”、“洋奴—爱国者”等二元对立的单一思维。他在身份认同上陷入了阔大的迷津且不能自拔。显而易见，一个人的身份可以具有多重属性，一个人可以是一个爱国者，但他可能同时也是佛教徒，小说家，女权主义者、围棋爱好者等。阿玛蒂亚·森在《身份与暴力》一书中告诉我们，在每一种情况下，我们必须确定各种不同身份对于我们的相对重要性。这也意味着每一种身份都不是绝对的，不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情况下都以一种身份来进行划分和行事。

对于摩罗反复强调的殖民与被殖民，森说，“虽然这些‘非西方’——有时是‘反西方’的观点意味着强烈追求从殖民统治中独立出来，然而它们事实上是彻底对外依赖的，只不过是以一种消极和对立的方式存在的。这一沉溺性思维的辩证法导致了一种深存偏见且极具依附性的反应性自我认知。”

在我看来，《中国站起来》显示，摩罗沉溺于“深存偏见且极具依附性的反应性自我认知”且没有能力自拔。

“文革”话语的大量使用

摩罗的文字富于激情，他好用排比，这在以前的《耻辱者手记》以及对俄罗斯知识分子的评价中已有体现。只是，摩罗在《中国站起来》中所体现出来的，不仅只是泛滥的激情，更多的还是“文革”的话语方式。

以胡适为例时，摩罗先采取了“戴帽子”的手法。首先，他采取断章取义的“证据”，然后给胡适戴上一顶“文化自卑与矫情的世界主义”这顶帽子；并为陈独秀、胡适、鲁迅、蔡元培共同扣上了一顶“非常病态和畸形的爱国主义”的帽子（27页）。摩罗用在胡适头上的词汇有“糊涂”，“最无能”，“最无知”，“最无耻”，“混乱”，“荒谬”，“矫情”，“恶心”等等。

在对五四一代精英进行了上线上纲的妖魔化之后，摩罗占据了“爱国主义”的道德制高点，拉大旗，做虎皮，挥舞起手中的大棒，大量使用了“西崽”、“洋奴”、“逆向种族主义”等詈词指称前辈文化人和当代假想敌，以此泄放自己难以抑制的“义愤”。

除此之外，摩罗在本书中逻辑混乱。《中国站起来》在多处指责西方人构建了一套意识形态的“社会图式”和“世界图式”，痛批西方文化霸权。他认为，汤因比的巨著《历史研究》“与其说是学术研究，不如说是意识形态的制造与宣传。面对二战之后西方世界的明显衰落，他拼命宣传此种意识形态，即是为维持自己国家和种族的霸权服务的。”（212页）

而到了本书最后，他却专门讲到了汤因比预言中国的崛起，并称“他对中国文明的信心，超过了那个时代的中国学者。”）（261页）既然汤因比、亨廷顿、福山、费正清、夏志清等人都服务于自己国家利益，那么摩罗以英国学者汤因比的预言作为支持自己的观点，不是与摩罗在本书中批判的五四精英一样，堕入了西方学者“社会图式”和“世界图式”的彀中吗？

除了“文革”话语的大量使用与逻辑上的自相矛盾之外，摩罗还涉嫌挟私以报。他在书中多处批判“爱国贼”，不点名指称“爱国贼”一词的发明者任不寐为“洋奴”。

我也不喜欢“爱国贼”这一称谓。但是，摩罗借此来歪曲任不寐原意，然后作理直气壮的样子质问“爱国有罪？”的做派，窃以为不足取。

在任不寐的《爱国贼批判》中，他对于何为“爱国贼”有一个清晰的定义：“爱国贼就是通过攻击性的爱国表演来养家糊口并以此谋取各种利益的精明人。爱国贼是一种寄生虫，由于它不可能独立生长，就必须靠寄生过活。由于它找不到寄生物,它就依靠大义名分为寄托,并通过文学抒情来说明这种象征性寄生的真实性与合法性。……更具体地说，对于爱国贼来说，‘爱国’并不是、或首先不是一种情感需要，而是一种个人谋生的策略。”

众所周知，摩罗大约在9年前，因为与任不寐产生矛盾，双方打起了笔仗并断交。此后，任不寐远走加拿大。而摩罗的表现，倒是与任不寐归纳的“爱国贼”颇为接近。

除此之外，摩罗还在书中做了不少“翻案”。他为慈禧太后翻案，说慈禧太后在西方殖民者面前“一直没有低下头来”；他为义和团翻案，说“义和团拯救中国”。这些罔顾历史事实的言论，颇有骇人听闻之效，只是经不起任何推敲：不了解世界局势的慈禧以国家领导人的身份，在与西方殖民者打交道的过程中屡战屡败，签下了许多丧权辱国的条约，最终让中国人吃尽了苦头。在义和团运动中，有240多名外国传教士及2万多名中国基督徒死亡；也有许多与教会无关的中国人被义和团杀害，数量远超被害教民，难以统计（单北京死于义和团手下的有十数万人）。对此，学者张鸣等早有研究专著论述。仅仅因为义和团“扶清灭洋”，敢于抵抗洋人，称之为“拯救中国”吗？

而摩罗对慈禧和康有为在西方殖民者面前不失尊严的言说，必然面临着无法解决的逻辑冲突——按照摩罗的标准，只要同殖民者对抗者，不论其权力是否合法，不论其采用了怎样的手段，不论其“对抗”使得中国人付出了多么巨大的代价，都值得大书特书。如果“对抗”的代价是让国家蒙受更大的损失，中国的国民需要额外牺牲更多的血汗，而始作俑者依然享受着尊荣、权力和穷奢极欲的物质生活，那么，这样的行为究竟是“爱国”还是“害国”？

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北洋水师购买武器的军费被拥有最高权力的慈禧拿去修了颐和园，这才造成了摩罗推崇的“中体西用”者李鸿章的部队在甲午战争作战时弹药不足，最后全军覆没。为此，李到日本签订了屈辱的条约，回国以后，李成为了“卖国贼”并被解职。那么，慈禧和李鸿章的行为又应当如何用摩罗的标准进行评判？

就《中国站起来》整本书而言，摩罗从头到尾一直都在盲目煽动民意。他违背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常识，使用了大量的全称，动辄“中国精英”、“五四一代知识分子”，以及命令式言语“我们甚至应该以战争动员的方式，组织全民族的力量，为保证这一次崛起的成功而殚精竭虑，誓死拼搏”。

但是除了这些空洞的抒情和煽动，摩罗在书中并没有提出应当怎样崛起，如何实施（无论是在思想还是在具体的实施方法上，我相信摩罗也并不具备思考这些问题的知识和能力）。因此，对于摩罗的煽动，更需格外警惕——中国人在过去几十年已经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对于类似摩罗等“民间纵横家”的煽动，还是王小波在《警惕狭隘民族主义的蛊惑宣传》中说得明白，“根据我的生活经验，在中国这个地方，有些人喜欢受蛊惑宣传时那种快感；有些人则崇拜蛊惑宣传的力量，虽然吃够了蛊惑宣传的苦头，但对蛊惑宣传不生反感；不惟如此，有些人还像瘾君子盼毒品一样，渴望着新的蛊惑宣传。目前，有些年轻人的抱负似乎就是要炮制一轮新的蛊惑宣传——难道大家真的不明白蛊惑宣传是种祸国殃民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我的抱负只能是反对蛊惑宣传。我别无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