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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清文字狱历史上最具著名的“曾静吕留良案”后仅两年，第一手记录就开始散落四处，且不说雍正上谕，即便负责审理、缉拿曾静等犯的大小官员十数人，与皇帝往来奏折朱批，虽算不上汗牛充栋，亦篇幅巨大、线索盘根错节。如何将其梳理拼凑连贯，并施以考证、辨伪、评论，并将此案置于当时大的政治、社会背景下加以观照，帮助今人准确审视此事件，乃“微观史学”之任务，而美国人史景迁先生的《雍正王朝之<大义觉迷录>》堪称上品佳作。 

书写历史，最重要的是要依靠文献证据，假若文献未曾明确提供材料，可不可以运用书写想象去重新构筑历史场景？这就是现代历史书写最蹊跷暧昧的领域，也是后现代史学不断质疑与解构的关键。史料不是经常不足，就是只剩“断烂朝报”，缺失的有时比留存的材料还多，不足以反映历史实况，因此更加令人质疑所有历史材料的可靠性。 

庆幸的是，史景迁并未陷入主观虚构历史书写之中，因为他的写作，都恪遵传统史学的规律，尽量使用存世的史料，上穷碧落下黄泉，从中国史书方志档案到西方史志档案，几乎做到“无子无来历”。他在连接史料罅隙，推理可能历史情况时，也明白告诉读者，文献材料是什么，作者解读的历史“可能”是什么，从不混淆视听。 

此人（张熙）怀中揣着信函，站在鼓楼旁的路边，双眼凝视街道尽头，这条路穿越西安城，绵延三里，直抵警卫森严的西门。其左侧视野受阻于高耸的城墙，城墙之内就是治理这边省的总督衙署和宅邸。这正是他伫立此处鹄候的原委：他打听到现任总督岳钟琪正在西门外的一处营帐办公。之后岳钟琪返抵衙署必由此路而行，届时他便可采取行动了。 

上文为史景迁在《大义觉迷录》开篇一节原文。所有读者的观感，无论如何不会联想史学专业论文。因为这种犹如亲历的叙事方法、镜头式描写的语言风格恰恰正是人们熟悉的好莱坞式故事缘起。史景迁如此体贴的“料理”，正中普通读者线性思维的痒处，心甘情愿放弃怀疑，潜意识中认定。张熙真真切切地“凝视”过身处的西安城中鼓楼前东西向干道，真真切切望见“高耸的城墙”，和城墙内的总督衙署、宅邸。 

但治史者一眼便知，与其说是张熙在“凝视”毋宁说史景迁玩了一把“清穿”——借张熙的双眼，为读者做了一个局部扫描，把即将发生的 “拦轿投书”一幕所处地理环境做了3D展示，而这并非文学虚饰，因为舍此便不足与向读者透露张熙此次投书做足了功课，这是入情入理的推断，但并不是张熙的“口供”（史料中没有相关明文记载），而史景迁的这个推断中的客观细节，如鼓楼与西门，西城墙与总督衙署、宅邸的空间相对位置，却是有出处的，他在本章尾注中写道：“当时长安街道区划的细部，见《长安县志》，卷三，页二；城墙与鼓楼，前揭书，卷十，页二。” 

有史料记载作为基础的“推断”甚至“穿越”，是史景迁先生的强项，如他在另一部著作《康熙》中，就化身康熙，以第一人称的叙事方法，发挥历史想象，充分展现康熙大帝的喜怒哀乐，让人看到一个有血有肉的中国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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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的文字狱由稀疏而频繁，雍正年间是转折点。雍正帝在位仅十三年，然文字狱案件已近二十起。其中期以前的几起文字狱主要是政治斗争的手段。雍正即位之初，借“朋党”之名，屡兴大狱，整治曾与之争夺皇位的宿敌，如皇八子允禩、皇九子允禩等，跋扈的权臣，如年羹尧、隆科多，以及结成科甲朋党的汉族官员。但真正对社会带来巨大震动的，是由曾静投书谋反案牵连出来的吕留良案，其后十几起文字狱案多与清算反清意识有关。 

对于曾静吕留良谋反案，雍正的处理方法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就连雍正给亲近的大臣的朱批中，也不能不承认是一种“出奇料理”。曾有学者做如下精彩总结： 

一般的逆案，犯人的言论总是干碍着皇朝的体统与机密的，即使在官文书中有所触及，也大抵一鳞片爪，语焉不详，因为这都是“防扩散材料”，不宜使大众知道。可是雍正却反其道而行之，决心将这些材料公布于众。 

对于案犯的处理，常例是由大臣们审讯定拟，奏请皇帝批准执行，但雍正又一反常规，自己站出来与案犯面对面地辩论，写下长篇的上谕，为自己的政策、言行作辩护。对于这类大逆的案犯，照例是要凌迟处死的，但雍正又一反旧例，并不杀掉，还要罪犯到处讲说，现身说法，宣扬政策，而且告诫子孙，永远不得杀害，这又是石破天惊的做法，为一切人所不及料。 

关于曾静一案处理的另一破格之处是宽恕了现行的曾静而狠狠地惩办了死去多年的吕留良及其子孙亲属。雍正自己的解释是，如不经曾静投书，“则谣言流布，联何由知之，为之明白剖晰，稗家喻而户晓……在曾静亦末为无功”，而吕留良则“谤议及于皇考（指康熙帝）”，是不能宽恕的。 

雍正帝对曾静吕留良案此番“出奇料理”的原因，从现代政治学角度予以解释，是因此案暴露了满清入关八十年来，仍然未在汉族知识分子内心深处获得统治合法性。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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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在《大义觉迷录》中辩解自己实在是个够格的好皇帝，并非曾静所说的昏恶。当然还免不了指天发誓，为了杜绝流言的影响，“是以特将逆书播告于外，并将宫廷之事，宣示梗概，使众知之。若联稍有不可自问之处，而为此布告之词，又何颜以对内外臣工、万方黎庶？将以此欺天乎，欺人乎，抑自欺乎？”，“倘肤言有一字虚捏……必遭上天之责罚也。”看来他对此案的处理是下了极大的决心的。也确是感到了反对派的强大与自己的孤立与无力。 

雍正大喊“欺天乎，欺人乎，抑自欺乎？”，我要回答他的是：“圣上欲愚人，实愚己已矣！” 

虽然雍正情真意切，几乎字字痛切，但《大义觉迷录》刊行天下的最终结果，却事与愿违，其义理层面遇到了严重的对立言论，叙事部分所涉及的清宫闱秘事的传播效果恰恰是“越描越黑”，按中国人的阴谋论传统看来，“解释就是掩饰，掩饰就是事实”，当初皇八子允禩及其同党正是利用了这一传统心理，不惜散播家丑，广布谣言。 

可见， 雍正一方面对自己的“说服教育”能力过于自信，另一方面又严重低估了汉族知识分子以及普通老百姓的“ 辩证唯心主义”。《大义觉迷录》虽是为辟除有关雍正继位的谣言而作，但它首先成为了清廷谣言和丑事的官方传播者。类似地，《大义觉迷录》也首先是反清思想的义务宣传，然后才是论证清朝统治合法性的思想教科书。 

有关清朝统治合法性的论证，占据了《大义觉迷录》最主要的篇幅。雍正帝虽摆出一副至公至正的论辩姿态，满怀信心，这一话题与其民众天天挂在嘴边，还不如完全不讨论。在清代前期经济稳定发展、社会安定祥和的时候，清朝统治的合法性问题即便有人质疑，也是个别的，且不成气候。以乾隆帝之意，时值天下太平之日，悬搁问题比论辩明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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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读史景迁的《大义觉迷录》， 每到他引用雍正上谕或者奏折朱批，我仿佛听到了这位“夫子好辩”皇帝的洞察与独断、冷酷与凌厉、矫情与性情，一个活生生的“我家雍正”就坐在你面前，边说边咳嗽，猛地一捂嘴， 咳出血来…… 

当岳钟琪第一次将张熙投书一事和自己初审内容写成密折上奏，雍正的反应其实是故作镇静，声称“竟有如此可笑之事，如此可恨之人”，同时指出岳钟琪的秘审、用刑是“料理急些了，当缓缓设法诱之”，还替岳设计了诱供的手段、言词。岳钟琪照办了，对张熙予以优待还“ 与之盟誓， 伪为激切之言”，这样，张熙果然上了圈套，供出了真实姓名居址和一切关系人。雍正满意了，肯定岳的做法，朱批中， 雍正将岳钟琪比喻为菩萨，乘愿力而来辅佐他，此番“真情告白”其实是雍正的拿手好戏，对年羹尧早用过了，却屡试不爽，立即使岳钟琪“感泣惊惶，惊喜交迫”。雍正为了收买臣下的忠心，不惜赌咒设誓，这在历代皇帝身上也是少见的表现，但恰好反映了君臣之间的猜疑、危惧。岳钟琪审问张熙，一定要拉一个满州大员陪同，也是为了撇清嫌疑。 

如果我们将大清帝国比作一艘巨舰，船长兼舵手便是雍正，他宵衣旰食，夙夜不懈，让这艘巨大而笨拙的老旧之船驶向最后的辉煌。学界公认，没有雍正的承前启后，就没有康乾盛世一说。短短十三年在位时间，雍正将君权推向极致，凭借丰富的人生阅历和政治斗争经验，通过秘密奏折和情报网这两柄利器，掌控朝廷、遥控封疆大吏，得心应手。 

尽管如此，《大义觉迷录》却将雍正永远的钉在了柱子上，成为他“欲愚人，实愚己”的见证，乾隆继位，第一件事就是杀曾静、张熙并搜缴焚毁此书，为老爹擦屁股。雍正帝的‘出奇料理’虽为卓见，但乾隆帝一反其父的处理，更为卓见。这也仅仅是针对如何处理政治谣言手法孰优孰劣而言。站在历史的高度，史景迁洞若观火：或许可以说，这两位皇帝都错了。一个皇帝以为向天下人说明对他不利的传言，便可让流言不攻自破，因为眼睛雪亮的后代会尊敬他。但是他的子民却记得了谣言，而忘了皇帝的苦心。另一位皇帝却以为把书毁掉，便能告慰父皇在天之灵。而他的子民却以为他之所以想毁去此书，就是因为书中内容乃真有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