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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话北岛             

问=郭玉洁 答=北岛 

问：你在序言和访谈中都提到，回忆不是怀旧，其实是对抗/否认今天的北京，甚至是今天的中国——城市首先以物理的形式大规模消失、变得相似而丑陋。除了现实意义，也有以文学、以个人经验，对抗权力、现实的感觉吗？ 

答：我想起俄国诗人曼德尔什塔姆《列宁格勒》一诗的开头：“我回到我的城市，熟悉如眼泪，如静脉，如童年的腮腺炎。”这本书的写作首先是对我个人的意义——离开故乡二十年，召唤那些回忆的细节如同召唤生命，让我百感交集，其实最主要的还是惊喜，我发现，生命的“过去时”也是“现在时”，这种共时性构成了文字的张力。至于所谓现实感和社会意义，那是文字背后自然延伸的部分，往往是通过阅读与阐释才得以展现的。等到《城门开》出版后，我才找来王军的《城记》等书，试图梳理一个城市变迁的政治和历史背景。文学的主要功能并非判断和总结，而是呈现。 

问：这本书的结构看起来是从光影、气味、声音等先建造起城市的可感的环境，然后再进入个人经历的回忆，这是刻意设计的吗？你曾经提到，今天的年轻人对细节十分迟钝，这是每个年代都会有的问题吗，还是今天的问题？ 

答： 我在开始时有过整体设想，就是采用一种开放式的结构，每篇既独立成章，又彼此呼应。关于光影、气味、声音的篇章不是最早写的，而是在结集成书时编排的。这多少有点儿像孩子玩的拼图游戏，如果换一种编排顺序，大概会有另一种效果。 

我说过，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细节的时代。这恐怕与新媒体的主宰有关——动漫、电玩、网络语言，在一个超越地域种族的虚拟空间中，与物质世界的接触越来越少了。最近跟一位朋友聊天，他说，谁还注意到蚂蚁呢？即使污染再重，城里的蚂蚁依然存在，可人们早就视而不见了。 

问：现当代文学史上，很多作家在文学中创造了自己的北京，比如老舍，王朔，你觉得你和老舍的北京、王朔的北京的区别是什么？ 

答：要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北京，但对作家来说，只有文字呈现的北京才有意义。老舍无疑是书写北京的大师。说到区别，如果说老舍写的革命前的老北京，而王朔写的是革命加青春暴力的北京，我希望我关于北京的文字则是越过王朔向老舍的致敬。 

问：抛开破坏的部分，也有很多人提到，这些年的全球化，正在让北京变成一个最有意思和活力的地方，不同的文化、经验在这里融合，创造出新东西，充满可能性，比如，就有人把北京比作纽约，你怎么看？ 

答： 我离开二十多年了， 对当今北京的变化是没有发言权的。不过我相信，作为首都，作为文化中心，北京肯定是中国最有活力的城市。但我不认为它和纽约有可比性，纽约毕竟是个国际大都市。作为国际大都市的主要特征之一是多民族多语种多文化的混杂与共存。 

问：除了写北京，这本书也涉及如何处理历史的问题。对于我——一个“文革”后出生的年轻人来说，比较清楚、甚至不用经过思考就进入大脑的，是关于饥饿的记忆，比较陌生的，是红卫兵的部分。对我们这一代来说，这个部分好像没有搞清楚过。一方面是后者可见的资料少，有些叙述又有浪漫化的嫌疑，比如《阳光灿烂的日子》，关于特权，高干子弟红卫兵，这些问题没有被好好梳理和讲述（或者说没有被好好阅读？），尤其是北京四中的故事，另一方面，对我来说，这也涉及到如何理解父母这一辈。你怎么看待这一连串的问题，包括个人在那个时代要承担的责任？ 

答：这是一个太大太复杂的话题了。目前关于“文革”的论述，往往过于简单化或概念化，有太多的误导，比如“伤痕文学”，就是由官方定调的误导方式。以至于如今再想“还原”那段历史，变得难上加难。关于“文革”，我认为有必要强调个人史的重要性，强调第一手资料的重要性。“文革”的复杂性，甚至远远超过了法国革命，任何结论都为时过早。我和我的两位同学正在编一本书《暴风雨的记忆》，这是我们十几位中学同学对六十年代中后期所在的北京四中的集体回忆。这本书大约明年春天问世。我把其中部分篇章拿给朋友看，他们都感到非常震惊。关于一所中学的个案研究，有着极其丰富的史料价值。我相信你看过此书，就会比较容易理解你父亲和他所处的那个特殊的时代了。 

问：在写父亲的时候，你提到他曾做冰心思想改造工作，又在后来的采访中批评了章诒和，这一段后来引起了一些争议，有些人认为冯亦代等，包括你父亲，是作为了政府的帮凶，而你对他们的理解就是在为他们辩护，所以有人宣称再也不看你的东西了。 

我觉得这种批评意味着很多人并不能历史地看待那一代知识分子，而是立刻选择政治立场，但这样的人不仅不在少数，而且他们常常都站在貌似正义的那边。我做一个冒昧的假设，也许他们曾经热情的读过你的诗，是什么使你们分道扬镳？ 

答：这个问题我已经说过了，不想再重复。作为一般读者，选择某种简单立场是可以理解的，但作为作家或知识分子，则不应该有任何预设立场，把历史简单化的倾向就等于犯罪。在中国现代化转型的舞台上，有过多少戏剧性的变化，回头望去，依然惊心动魄。我们不得不承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革命”就是正剧，冯亦代、我父亲，甚至连章伯钧、谢冰心都相信这“正剧”的合法性，尽管角色各有不同。我不在乎别人的议论或谩骂，作者和读者有相遇也就有分离，重要的是对历史对自己必须坦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