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社论 旨在鼓励民间投资的 “新非公36条”发布已一年，执行效果如何？国家发改委投资司官员上周表态：“总体是推进的，但特别不均衡。”该官员说，只有北京、广东、浙江、江苏等省份制定了实施细则。从行业来看，铁路、能源、金融、市政公共事业等重要领域并没有进展。

这几乎是预料之中的事。一年前，“新非公36条”发布之前，本报曾经刊发社论，追问“我们需要多少36条”，我们的疑问至今未改。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时，当时的国家计委就曾发文为民间投资松绑，2005年“非公36条”被奉为纲领性文件，2010年的“新36条”则被评价为“操作性和指导性更强”。言犹在耳，如今看来，“新36条”并未体现出应有的操作性和指导性。

10年间一个国家部委文件，两个国务院文件，对民间投资的礼遇不可谓不优厚；民营业者几经起落，垄断行业坚冰未破，我们面对的现实不可谓不残酷。被众人期待有加的政策无法落地生根，再简单地炮轰垄断没有什么实际价值，再督促各省各市各区制定实施细则，恐怕也难以收到实际的效果。就破除垄断而言，真正有发言权的都是中央部委，“新36条”发布之时，国务院曾经做过明确的分工，有案可查。如今不妨对照来看，各部门做得究竟如何。

国务院文件落实不下去，追究责任是应该的。不单是这一次。我们以为，还应该翻翻旧账，看看“旧36条”在执行过程中间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卡在了哪些环节。要知道，这很可能也是“新36条”无法推进的原因。甚至因为2005年的那一版“非公36条”无人再提起，一些官员难免会有比照的心理，以为对“新36条”也可以虚以委蛇，直到出台新的政策文件。追究责任就是要那些官员丢掉敷衍的想法。

尽管如此，民资新政无法落实，问题不全在于高级官员推行不力，或基层政府推脱卸责。从2001年到2011年，中国经济从低谷进入新增长周期，一路高歌猛进，继而因金融危机而陷入低谷，如今又正处在高通胀与紧缩周期中。十余年间，民间投资从被鼓励、被追捧，到遭遇挫折，一路承受怀疑与排挤，又到现在的被鼓励和被引导，市场的大门开开合合，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成为很多部门和地方对待民间投资的真实写照，特殊利益集团的推波助澜，则使得这一境遇中的企业雪上加霜。

这正是民间投资自由生长的大敌。2010年，中央政府在中国尚未完全摆脱危机影响时发布 “新36条”，就是因为意识到经济复苏需要民间投资的勃兴，中国进入新的增长期必然以民资的重新活跃为标志。不过一年来，持续的货币紧缩使得中小企业身处危情，即使是大型企业也无力与挟资金与政府支持四处扩张的国企公平角力。在一些领域，民企边缘化已经是可见的现实。而在通胀压力下，上游原材料价格上涨，下游呢，政府部门以约谈等行政性手段禁止涨价。这进一步扭曲了市场体系和价格关系，由于大部分民企身处市场下游，这也意味着民企将可能成为这一轮通胀中最大的受害者。

我们已经没有太多的时间去反省和炮轰了。中国站在新的起跑线上，无论是完成一轮结构调整，还是实现人民富裕，或者更深度地融入世界经济，民间资本都将是经济肌体能量的主要创造者。如果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无法放开手脚，我们无法想象，这个国家将以怎样的姿态走向漫长的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