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力/文

过去30年，中国维持了较高速度的经济增长。在这一路上，有唱衰者，也有唱盛者。一个“唱”字，深得经济预测的精髓：它像是KTV的自娱自乐，总会有人“跑调”。这个大众喜闻乐见的游戏不会停止。近来，有警告中国经济将在2013年之后陷入危机者，有宣告中国经济规模将在2016年赶上美国者。论者有一些证据，同时他们也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或愿望，自说自话。

在许多时候，鼎盛期也是衰落的起点，正所谓“盛极而衰”。目前，“中国模式”在国内外“甚嚣，且尘上矣”，或许预示这个“模式”已经过了顶峰时刻。此外，在快速增长卷起的滚滚尘土中，一些人独具慧眼，“勘破”红尘。他们指出，中国仍在找路，“中国模式”并不存在；即使存在某种模式，也因其浓厚的“中国特色”而对他国没有借鉴意义。

古罗马神话说，智慧女神的猫头鹰总是在黄昏出动。黄昏没有白昼的躁动，是回顾与反思的时候。现在大概可以开始总结“中国模式”的得与失了，先来看看我们为高速增长付出的代价吧。

社会各阶层的代价

中国的工业化经历了多次挫折，屡仆屡起。19世纪后半叶的洋务运动从西方引进了工业技术，但没有引进工业文明，甲午战争的失败使洋务运动奄奄一息。在20世纪上半叶，日本入侵和国共内战重创了新一轮工业化的努力。在战争结束后的1950年代初，又一轮工业化开始了，这次全面模仿苏联“模式”。苏联予以大力支持，援助项目主要在重工和军工领域。但领导人还要以更快的速度前进，要在数年内“赶英超美”，于是发起“大跃进”。工业大跃进主要是“大炼钢铁”，成本由农民和环境支付。在农业大跃进引发的大饥荒中，饿死的基本上是粮食大省的农民。

当1970年代末文化大革命结束的时候，苏联模式的工业已经丧失活力，“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改革开放”成为唯一的出路。当初，“改革”的重点是把农民从公社中解放出来，农民有了生产积极性，生活在短时间内明显改善；“开放”是在沿海地区建立特区，为海外企业设立加工厂，廉价的农民是加工厂的主要劳动力。在这一时期，重工和军工的发展严重滞后。直到1980年代后期，首钢——当时中国工业一面招展的红旗——还在使用洋务运动留下的锅炉。

即使在工业化初期，小农经济能够创造的财富也非常有限，农民生活的改善只是相对于前30年而言。这样的好日子也不长。因为加强农村基层建设、粮食由政府“统购统销”等措施，1990年代出现了严峻的“三农问题”（农民、农村、农业），许多事件惨不忍睹。因为种地赔钱，土地被撂荒，农民在外打工，用打工挣的钱支付农业税费。在加工厂聚集的地方，如珠三角，农民工不仅给地方政府带来税收，给工厂主创造利润，还养活了房东、商贩、办暂住证和检查各种证件的人员、甚至劫匪。他们的月收入曾长期“稳定”在800元左右，还经常被拖欠。

“三农问题”一直延续到2006年废除农业税才开始好转。这时，中国历时100多年的工业化终于能够为自己提供资金，不再需要农民勒紧裤腰带了。但情况又有了新变化——工业好像不再那么重要了，土地成为政府的最大财源。在不太偏远的地方，农民想种地而不可得，他们的土地被廉价拿走“开发”，因此出现了很多暴力冲突。也许有较为公平的土地交易，但只要出现对抗，农民总是失败者。

在农民兄弟之后是工人老大哥。经济开放之后，缺乏竞争力的国有企业很快更加不景气。偶尔盈利的国企成为宣传“典型”，以证明国企“还行”。在这个幻觉的误导下，政府不停地向国企注资。正如预料中的，国企没有“解困”，大量资金也去向不明。政府终于发现，处于竞争环境中的国企是一个无底洞，无论用多少资金都填不满，于是大量企业被贱卖、被破产；工人也“下岗”了。在一定程度上，工人被农民工“顶替”了。昔日的“主人翁”收到的临别礼物是官方的鼓励：豪迈呀！跌倒再爬起来嘛。

银行持续给国有企业注资，往往有去无回，积累了足以导致破产的不良贷款。这些银行也是国有企业，而国有企业的最大特点是——它们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它们考虑的首要内容不是客户、市场、利润和创新。国内银行的优势在于这个行业几乎不存在竞争，它们能够维持高利差。政府给银行注入资金，还成立了资产管理公司，剥离再剥离银行坏账。买单的当然是全体国民。

由于经济的开放和起飞，中产阶级大约在1990年代中期出现。他们受过良好教育，在政府大楼之外的办公室里上班，又称白领。他们命运多舛，年轻一些的，即使打拼30年，也很难用自己的收入购买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小栖身之地。在一线和二线城市，他们的年收入大约只够买3—5平方米均价的房屋，还是“建筑面积”。其中的“成功人士”有房有车，却又成了房奴、车奴。当他们抱怨只有70年的房屋所有权时，又听到更坏的消息：他们的不动产可能只有25年左右的使用寿命。

白领是缴纳个人所得税的主体，他们服务的机构（公司等）是营业税、增值税等税种的纳税主体。但是，他们和他们的机构仍然要自己支付教育、医疗、养老的开支，这些服务大都由政府独家提供，成本极高。释迦牟尼看到生老病死，由此觉悟到人生是“苦”。在中国，普通人的生老病死有了新的意义——只为增加政府的收入。他们在出生前就要缴费，在死了以后也必须继续为政府创造财富。即使收入较好的白领，生活也“压力山大”，也到了承受的极限。

直到几年前，民营企业家还很风光，其中一些人还很张狂。在可以作为食物的社会各阶层中，他们赫然立在食物链的顶端。当危机来临的时候，民营企业家仍不免被牺牲，当然，排在给他们打工的农民工后面。自2008年以来，他们的压力逐渐加大。在江浙、珠三角，很多出口加工公司倒闭，其他公司要面对更严厉的税收检查，在此之前，他们已经把资金从加工业转移到房地产——中国的支柱产业。在后工业时代、信息时代，他们（以及国有企业家）“返祖”到18世纪的经济理论：土地是财富的唯一源泉。现在，他们受命维持物价稳定。

秋江水寒鸭先知。感到寒意的富人“用脚投票”。据报道，超过一半的富人已经移民或有明确的移民愿望。他们与那些“裸官”相似，都对到手的财产有不安全感。不久前还在讨论企业家精神和创新，以及是否应该宽恕民营企业家的“原罪”，恍惚之间，这些话题好像有些过时了。为了保持增长，社会各阶层被依次“有序地”牺牲掉：农民、工人、白领、民营企业家；现在是他们全体。中国经济避免了危机，但以社会各阶层的利益为代价，而且层层上升。在1950年代公有化运动中，民营企业家阶层被消灭过一次，再生的他们只有20多年的历史。目前也许不会再有那种大规模的“公私合营”。“抓大放小”后的国有企业安享巨额垄断利润，它们的胃口变得非常大，一般没有兴趣兼并民营中小企业，比如在馒头制造业；但在权力和垄断地位的支持下，国企能够轻易地踩扁民企，如在加油站行业。

当民营企业家被送上祭台的时候，表明排在前面的农民、工人、白领已经没有更多的油水，一根新的稻草也可能成为他们“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同时，官员在采用笨拙的手段压制物价，这表明他们明白，社会的中下层对物价上涨已经非常敏感。

在过去30多年，中国遭遇到多次经济危机。这些危机都被成功化解了，更准确地说，被转嫁了。因为经济在快速增长，消化掉了相当大一部分被转嫁的危机。但危机的承受者仍有痛苦，只是他们没有话语权，而代表他们说话的人说他们很幸福。这些是没有经济危机的经济危机，危机没有外爆，却内爆了。一些社会阶层为此付出了高昂代价，可能比危机外爆还要大。

金雁先生5月2日在经济观察报发表的《苏联解体20年祭》一文。她指出，俄国人认识到，“以人为代价的现代化”是俄国历史上最可悲的记忆。

当下一次经济危机来袭时，过去的办法都不可再用，因为它们已经被用到极限。但中国仍有许多手段，不至于陷入危机不能自拔，而社会各阶层受到的打击将更小。那些手段中的一些是向食物链的更上端推进；另一些也是其他国家使用的，有点“普世”的意思。所有这些显然都不再属于现在的“中国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