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伟劼/文

特诺奇蒂特兰断想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描写战争的史诗、神话、传说。故事中的英雄形象，往往是以寡击众、以弱胜强的，如此方能显出精神的崇高。英雄的命运，往往是以悲壮赴死而告终的，如此方能成就伟大的悲剧，构建起神圣的祭坛，供千秋万代的后人膜拜。“祖国的旗帜，由烈士的鲜血染红。”尽管从一个陌生的角度来看，把爱国主义与血腥联系起来，对于懵懂的孩童来说过于残酷，不可否认的是，世界上好多个国家都是以这样的说法教育幼小的公民的。在民族热情的感召下，战争、杀戮、惨绝人寰的灾难具有了诗的意味。

我是经由一个偶然的机会了解到“赛波花”的传说的。当时，我正苦于为我的本科二年级学生找一篇难度适中的文章，来设计西班牙语中级阅读课的期末考试试题。最后，我在一本阿根廷中学语文阅读教材里选定了一篇课文，内容来源于南美洲印第安人的传说。故事是这样的：　　　　很久以前，在巴拉那河流域的丛林里，世代居住着瓜拉尼人的部族。有一位酋长的女儿叫阿娜依，她唱歌非常好听，可以与林子里千百种鸟儿的歌喉媲美。她不喜欢打扮也不愿意早早出嫁，终日在林中自由漫逛。安宁的日子终于走到了头，从邻近部族传来可怕的消息，生着白皮肤、满脸胡子的魔鬼突然从河里冒出来烧杀抢掠，迫使战败的瓜拉尼人给他们做奴隶。在一次祭神仪式上，阿娜依的部族遭到这些白皮魔鬼的突袭。在他们能发出惊雷之声、吐出火焰的武器面前，瓜拉尼武士伤亡惨重，阿娜依的父亲也不幸战死。

战后，部族残余的人集中起来，为投降求生还是抗战到底、谁来当新的领袖等问题激辩不休。阿娜依说服众人团结一致，并勇敢地接下父亲的酋长之位。她制定出巧妙的计划，诱使西班牙人深入丛林，让他们晕头转向、队形大乱，然后再各个击破。阿娜依成了西班牙侵略者闻风丧胆的幽灵。有一回，她的部下认出了杀她父亲的那位西班牙人，阿娜依决定亲手报仇。

一天晚上，轮到她的杀父仇人站岗，阿娜依偷偷摸近敌军的营房，果断出手。不幸的是，那个侵略者在断气前发出的叫声惊醒了他的部队，西班牙人纷纷从睡梦中爬起，追击勇敢的阿娜依。阿娜依不想把敌人引到她的部族藏身的地方，左奔右闪，终于被敌人捉住。

任凭西班牙人怎样审问，阿娜依始终高昂着头，一言不发。最后，西班牙人把她绑到一棵不算很高的树上，在她的脚下堆上干柴。阿娜依认识这棵树。小时候，她经常爬到这棵树上玩耍。西班牙人动手了。当阿娜依和她的小树被烈焰和浓烟吞没时，忽然从大火中传出一阵极为美妙的歌声，把西班牙人全都吓跑了。次日，西班牙人回到此地，发现这棵树非但没有被焚毁，树冠上还开满了血红的花朵。这就是赛波花的起源：它们的形状，恰似吞噬阿娜依的火焰；它们的颜色，来自阿娜依为她的民族的自由所奉献出的鲜血。

所谓“赛波”，学名叫鸡冠刺桐，是一种原产于阿根廷、乌拉圭、巴拉圭和巴西的小乔木，多生长于河岸边，其花朵色泽鲜艳，被阿根廷和乌拉圭两国奉为国花。土著民族的传说成为以欧洲移民后代为主体的新独立民族的国家神话，这在现代史上并非孤例。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在他的《民族与民族主义》一书中指出：“重新发现民俗传统，将民俗传统转化为'民族传统'，并使久被历史遗忘的乡民跃居为民族主体的，多半都是（外来）统治阶级或上层精英。”南北美洲的原住民，是博物馆钟爱的展品，是人类学研究所重点考察的对象，是中小学语文课本惯常歌颂的偶像，却很少被当成活生生的真正的人。他们曾与本地的上层精英站在一起，并肩作战，终结了多年的殖民统治，缔造了新的民族，随后，后者成为新的统治阶级，将前者逐出新民族的主流之外，并在“进步”与“发展”的过程中逐渐把前者的文化偷换成新民族的神话。

相对来说，今天的阿根廷和乌拉圭是拉美国家中白种人比例最高的国家。我曾经错误地以为，这是地理因素之故：南半球荒野之地，并不具备形成发达农业社会的条件，没有出现如阿兹特克、玛雅、印加帝国那样的灿烂文明。多亏敢于开拓、善于经营的欧洲移民，这些土地被开发成丰饶的牧场和粮食产地，也就形成了以欧洲人后代为人口的绝对多数的现代国家。在种族主义者看来，以白人为主的国民无疑是高素质的国民。我曾听一位阿根廷朋友很自豪地说起，好些年前，美国只对两个拉美国家的公民提供免签待遇，就是阿根廷人和乌拉圭人。人种、族群成分的单一，对于统治者来说也是有利的条件。给其他拉美国家的现代化发展频频造成麻烦的原住民问题，欧洲多个国家存在的民族分裂问题，在阿根廷和乌拉圭都不算突出，或者根本不存在。

乌拉圭作家爱德华多·加莱亚诺在一篇散文中写道：“我小的时候，在乌拉圭的学校里，老师总是教育我们说，多亏了上个世纪那些消灭了最后一批查鲁阿人的将军，我们国家才能免于印第安人问题的困扰。”乌拉圭和阿根廷都在摆脱殖民统治、获得独立之后，一面大力吸收欧洲移民以提升民族素质，一面派军队剿灭境内残存的印第安人，所谓“向荒漠进军”。这些印第安人虽未曾建起宏伟的殿堂、繁荣的帝国，却是世代居住在这些土地上的。在火枪大炮面前，他们败下阵来，一如阿娜依的部族。19世纪阿根廷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曾任该国总统的多明戈·福斯蒂诺·萨米恩托宣称：“对于美洲的野蛮人，我感受到的是一种无法调和的厌恶。……他们没有进步的能力。灭绝他们，是出于天意，是有用的、崇高的、伟大的。我们应当将他们统统灭绝，小孩子也不能放过，因为他们的幼童也本能地对文明人怀有仇恨。”在那个拥抱“文明”、消灭“野蛮”的时代，南美洲南端的原住民们像野兽一样被诱捕、宰杀。加莱亚诺在那篇文章中继续写道：“印第安人问题：最早的美洲人，美洲的真正的发现者，居然成了一个问题。”美洲的土著经历了这样的荒诞命运：在抗击西班牙侵略者的斗争中英勇战死的，被封为圣徒烈士；历经战争、压迫、新的战争和新的压迫而残存下来的，成了有碍国家实现现代化的问题。

在那篇取自赛波花的传说的仅有一千多个单词的西班牙语阅读课文中，“自由”这个词出现了四次。我想，对于那些未曾经历过“启蒙”和革命、未曾见识过法典和监狱的印第安人来说，“自由”的概念是不存在的，或者说，他们理解的“自由”与我们所理解的“自由”相去甚远。他们奋起反抗，不过是为了让自己原有的生活方式能延续下去而已，哪有如现代民主制度的先驱们那么高的觉悟。是教材的编写者把民族主义的理念注入口头传说中，让印第安人的英雄穿越时空，与阿根廷独立的先驱以及阿根廷历史上所有抗击外侮的勇士联系起来，成为爱国群众的榜样。

文明的进步，不一定会让我们成为更仁慈的人，也不一定会让我们成为更勇猛的人。回看历史，文明的进步造就了侵略者，也造就了在侵略者面前不堪一击的懦夫——饱读诗书、深受教化的文明人，爱智慧不爱蛮力，爱妥协不爱反抗，往往会用高明超脱的说辞掩盖贪生怕死的实质，用历史哲学的暧昧逃避大是大非的判断。野蛮人没有谈判的技巧，没有生存的智慧，只有反压迫的人类本能，大难临头，除了决死一战，没有他路。

我在观看电影《赛德克·巴莱》时想起了赛波花的传说。在台湾岛的崇山峻岭间世代居住的土著民族，面对携带新式武器扩张帝国领土的日本侵略者，正如瓜拉尼人面对来势汹汹的西班牙军团。在观看假想外星人入侵地球的科幻电影时，我也想起了赛波花的传说。几百年前的美洲土著遇到素未谋面的欧洲征服者，就好比地球人遭遇装备更先进的外星生物，纵使明知必败无疑，也得为保卫家人同胞而战。无论历史舞台上的演员角色如何变换，作为整个人类的精神遗产，反抗侵略是永恒的主题。

对于那些与我们生活在同一个时空里的印第安人来说，酋长之女英勇抗击侵略者的传说更具现实意味。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土地所遭受的威胁，并没有随着文明世界的发展而淡去。我们时常听到原住民人权遭侵犯的新闻，在他们世代居住的土地之下，埋藏着可以造福人类的、为各大跨国公司所垂涎的矿产资源，而当局往往简单地把进驻本国的外资公司的数量与经济发展程度挂钩，会动用各种手段将那些通向”现代化”道路上的障碍清走。对于印第安人来说，象征性的一点点赔偿款与失去家园比起来，实在是微不足道的。祖辈的土地意味着一切：千百年的生活习俗、代代相传的记忆、作为人的尊严……因此，当经济利益压倒一切的时候，当法律成为一纸空文的时候，当本地政府或明或暗派遣的武装力量前来驱赶他们的时候，他们为了生存只有反抗，一如当年自己的祖先遭遇欧洲征服者。历史不会因神话传说的反复塑造而变得虚无缥缈。历史从未远去。

（本文作者现任教于南京大学西班牙语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