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诺奇蒂特兰断想

张伟劼/文

我的西班牙同事玛丽娅·鲁伊斯告诉我说，她很遗憾没有利用好在中国生活的这些年，掌握我们的语言。事实上，在我们系工作过的历任西班牙外教都曾发出过类似的感慨。大部分人仅仅掌握了“你好”“谢谢”“再见”，顶多再学会一句“要一瓶啤酒，冰的”。无论如何，玛丽娅的中文词汇量应在他们之上，闲聊时，她非常标准地发出了中文单词“富—二—代”。原来，像她这样的单身貌美白种女郎，是很受本地富有公子哥们欢迎的。只要她在酒吧里落座，总会有人过来搭讪。在富二代们看来，能带一个漂亮洋妞出席派对，是很有面子的事情。然而她不喜欢被人当成炫耀的工具，尤其憎恨这种中国人往往不自知的种族主义情结。她还是热爱教书，永远和年轻的学生们在一起。她希望一直在中国呆下去。

玛丽娅之所以发出那样的感慨，是因为她不知道还能不能在中国呆下去了。临近学期末，她的聘期也快结束了。按照惯例，我们系的外籍教师聘期不超过三年。她虽然工作出色，却不能继续留任，只能另择新主。找到理想的职位并不容易，但在中国找工作的难度，还是远远低于在她的祖国：危机阴影下，一半以上的西班牙年轻人处于失业状态，拿着工科专业文凭的也被迫去往欧洲更发达的国家或拉丁美洲寻找机会，更何况是人文学科专业的毕业生。

他们自创或是被冠以各种各样的称谓：尼尼族（意指既不上学也不工作的青年）、迷失的一代、没有未来的年轻人、愤怒者……他们上街游行，抗议政府无能，抗议政客说谎，抗议公共教育经费被缩减，抗议私有化一切，抗议这整个的一套让强者更强、弱者更弱的政治经济体制……与此同时，在智利，在墨西哥，走上街头的学生喊出的也是类似的口号。我记得2011年春夏，正是西班牙年轻人的抗议声浪最高的时候，我看到了西班牙《国家报》登出的报道，照片上的那则标语实在令人难忘：“你们不让我们做梦，我们就不让你们睡好觉”。

这些年轻而忧郁的面孔，生在西班牙实现民主化之后，成长在经济起飞、融入欧洲共同体的年代。与他们的父母辈相比，他们绝少经历过物质匮乏之苦，生活中的一切似乎皆有保障。他们曾对欧洲共同体的核心价值：民主、自由、宽容、福利社会……充满信心。他们理应有着多元化的梦想。然而社会经济的现实告诉他们，他们的梦想建立在多么脆弱的平台之上。

好久没有赫苏斯的消息了。和玛丽娅一样，他也来自毕业后难找工作的文科专业，经西班牙政府选拔后来我们系任教。刚来时，他就是个快乐的青年，满脸络腮胡子，总是叼着根香烟，挎着个印有“为人民服务”的草绿色书包晃来晃去。他的书包里总有一本厚厚的诗集，他自己也爱写诗，不过从来没给做学生的我们看过他的诗作。

赫苏斯大大方方地告诉我们说，他是西班牙共产党员。入党的理由，据他说，是因为爱喝啤酒。在家乡，他和他的朋友们经常在小酒馆里聚会喝酒，谈论时局，结果就成了一条战线上的同志。在中国期间，他曾因欠缴党费而被开除出党，回国度假时补上欠款，就恢复了党籍。

有同学形容过，上赫苏斯的课就像是在听贝多芬。这位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专业在读博士在讲台上是饱含激情的，说出来的西班牙语却是深奥难懂的。讲台下的女生冲着他微笑，他误以为找到了知音，事实上是人家觉得他讲课时手舞足蹈的样子很好玩。不过我也得承认，他的渊博学识，他带领我们对西班牙文学史经典文本的细致解读，让我们知道了存在主义，明白了康德、尼采、黑格尔等哲学大家名字的西文拼法，初步认识了葛兰西、马尔库塞、阿多诺等一批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名家。他坚信并且也要我们相信：伟大爱情不过是资产阶级制造出来的幻觉；家庭不过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组成单位；消费社会中琳琅满目的商品，不过是掩盖阶级矛盾的假象……

赫苏斯曾在他的课堂上向我们吐露过他的梦想：回国后与朋友们创业，开一家出版社。对于爱读书、爱写诗的人来说，拥有自己的出版社实在是最美好的梦想。等到他即将结束聘期回国时，他的梦想变成了开书店。

后来我从在西班牙工作的同学那里得知，赫苏斯的小书店办得并不成功，苦撑到最后还是倒闭了，他和他的合伙人还因为经济问题打了一架。再后来，听说他经过艰苦奋斗，通过了竞争惨烈的考试，还是干回了老本行：在家乡的中学教书。

玛丽娅告诉我说，她的爸爸是站在这些年轻人一边的，不像某些政客那样，把年轻人的失败归因于他们贪玩、懒惰、怕吃苦；老爷子明言，接下来，如果政府采取新的紧缩政策、胆敢拿退休劳动者的养老金开刀的话，他会再一次走上街头。

玛丽娅经常提到这个可爱的老爸：他老喜欢讲过去的事情，短命的共和国、独裁的佛朗哥、世界革命云云，1968年闻知法国五月风暴而群起响应的西班牙学生中，他也是积极活动的一员。那个时候的斗争有明确的目标，就是要推翻独裁政府，实现民主，建立一个公正的而非只让一小部分人获利的社会制度。他们那一代人的梦想历经坎坷终于实现，1970年代末的西班牙顺利完成了民主过渡，进入政治上更加宽容、经济上更加繁荣的时代。然而今天，当年他们通过不屈斗争争取来的那些东西，特别是社会福利，正在遭到剥夺，两党竞争掩盖了社会问题的本质，人们的安全感在一天天下降，年轻人失去了梦想的权利，这一切不能不令他感到愤怒。

大概不是所有的女儿都喜欢老爸喋喋不休地发表愤世嫉俗的言论。在世俗的眼光看来，一个已成家立业的男人愤世嫉俗，说明他“混得不好”。玛丽娅的老爸究竟“混”得好不好，我不得而知。不过我确曾在一个文学故事中读到过这代人的失望和沮丧。那是豪尔赫·迪亚斯（1930~　2007）于1985年创作的话剧剧本《记忆的疤痕》，同年获得西班牙蒂尔索·德·莫利纳戏剧奖。幕布拉开时，我们看到的是一对婚姻之路走到尽头的夫妻，即将分居，正在为家里的一件件物品归你还是归我争吵不休。对这些物品的回忆，将时间回溯到1968年，他们的学生时代，他们是怀揣梦想、热爱自由、憎恶世俗的嬉皮士，喜欢谈论社会问题，喜欢挑战强加在年轻人头上的一切禁忌。他们一同参与轰轰烈烈的社会运动，一同经历了美好的爱情故事，激情过后，烦恼也不可避免地到来了：她怀上了他的孩子。尽管他不想结婚，认为婚姻是“臭狗屎”，不过是“让双方互相剥削的一纸资本主义合同”而已，但迫于女方家长的压力，他只得接受婚约，由此放弃了去美国读博士的机会。他们后来的人生并不如意。出人头地的毕竟是少数，学生运动中最有手腕的人一路往上爬，进入权力阶层，而他们只能呆在下面观望。他干着千篇一律、升迁无望的公务员工作，感到没有权力，只在居委会里讨论日常琐事时才有发言权，应付电话账单和汽车保养的焦虑取代了阶级斗争的焦虑。她被他说服去向他的上司献身，以求得他的升迁，然而梦想终因1981年那场未遂政变所制造的紧张政治气氛而泡汤。他们的宝贝儿子只知道成天玩电子游戏，不跟他们交流，是个“外星人”。当他们即将正式分居时，儿子的突然出走才将他们拉到同一部电话机前，让他们看到了自己的人生。

不论个人奋斗目标终究实现了多少，今天的他们已经老去。在今天上街游行的年轻人身上，他们一定看到了1968年时的自己的影子。今天的运动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变现实呢？今天的愤怒者们也会陷入失望—希望—失望的循环吗？“他们的愤怒可以理解，但不要反抗这个体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略萨劝这些年轻人说，毕竟今天这个准许他们自由表达的社会，是他们的前辈好不容易争取来的。可是，这个体制的危机真的是能自行消除的吗？

（本文作者现任教于南京大学西班牙语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