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最后十年的精神症候(下)

单正平2024-11-19 23:12

单正平/文 前路迷茫怨怒生

从青年学子自身来看,他们的焦虑愤怒也与自身处境的困顿有关。庚子后,袁世凯主持清廷的新政,主要举措之一就是兴办新学,废除科举。无数已经走在科举路上的青年,处境极为尴尬:新式学堂既无适宜的教材,更无合格的教师,新学徒有其表。绵延千年,轻车熟路的科举制度行将废止,读书人的出路何在?

刺杀五大臣未遂的吴樾,在其遗书中交代了自己的心路历程,颇具代表性:

予年十三,遂慕科名,岁岁疲于童试。年二十,始不复以八股为事,且惟诵古文辞,有劝予应试者,辄拒之。年二十三,自念亲老家贫,里处终无所事,乃飘然游吴,不遇。遂北上,斯时所为交游者,非官即幕,自不免怦怦然动功名之念矣。

他在从事革命前,也是汲汲于功名的普通青年人。他放弃科考后,与之交游者不是官员,就是官员的幕僚,所以又动了“功名之念”。自读《革命军》后,他才“举昔卑污之思想,一变而新之”。在这里,他省略或回避了一个重要的事件,那就是废除科举从思想上给青年士人带来的巨大冲击。《革命军》发表于1903年5月,日俄战争爆发于1904年2月,1905年9月2日清政府决定废除科举,9月24日吴樾在正阳门车站刺杀出洋考察五大臣,12月8日陈天华在日本蹈海自杀。这几个事件之间固然没有直接的因果联系,但废除科举对青年人的巨大影响,无论如何估计都不过分。因为废科举并非突然之举,此前已有多年的酝酿和舆论准备,1905年的正式废止,只不过仿佛给了垂死病人最后一击而已。革命思想之所以能在短短几年内迅速蔓延,实与此有根本关系。

通观历史,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几乎不可能完成自身的变革,这是事实。但知识分子无可遏止的激愤,却不是因为清政府不改革;相反,他们日益强烈的激愤,发展到“时日曷丧,吾与汝偕亡”的极端地步,却正是改革的产物。改革的力度越大,知识分子的不满就越强烈。具体说来就是,知识分子由科举而仕进的前途,随着清王朝的衰微而日益渺茫,直至这条道路被彻底堵死——废除科举。

那时候,很多士子在比较偏远的地方苦读多年,做着科举入仕的美梦。一旦这个梦想突然破灭,对他们的打击该有多大?由个人前途渺茫而产生的愤懑,该是多么强烈?

最残酷的事实是,知识分子原先鼓吹的革命,真实行起来,首先就要革知识分子自己的命。尽管他们当时未必有如此清晰的认识。无论读书人铁肩担道义、以天下为己任的自我意识有多么强烈,他们只要想进入社会,就要面临就业、觅食的严峻现实问题。富家子弟还好说,不就业也无衣食之忧,对贫寒人家的子弟来说,就业则是关乎存亡的大问题。这正是贫穷读书人极度激愤的最重要原因。不少人采取与汝偕亡的拼死姿态大体也与此有关。科举制度的废除,既摧毁了清政府(和传统文官制度)的社会基础,也摧毁了整个知识分子阶层的进身之阶。

我们可以对1840年以来的历史再作一简单回顾。

冯桂芬在1861年写到,大清作为广运万里地球中的第一大国,却受制于英国这个“小夷”,是“有天地开辟以来未有之奇愤”,“凡有心智血气者,莫不冲冠发上指”。冯桂芬的奇愤,当时并没有多少人对此产生共鸣。其原因除了冯的思想传播不广、国家危机尚不深重外,更重要的是,那时的读书人仍然还有读书做官的美好前途,大家正以曾国藩、左宗棠等为榜样,梦想在“中兴之世”有所作为。冯桂芬后来进入曾国藩幕府,受到赏识重用,似乎就没有像1861年时那样怒发冲冠的奇愤了,即便有,也是没有切肤之痛的清流之议罢了。

到甲午战争前后,读书人仍然是在按传统路径设计自己的未来:由科举入仕;此路不通则走干谒入幕的别径。晚清很多著名文士,都有做幕僚的经历。

康有为上书皇帝的行动与他参加科举考试的过程相一致,而他成为举人又与他的意见引起重视几乎同时发生。这是很有象征意味的。所以康有为在变法期间,虽然有刺杀慈禧的计划,但他毕竟不是激愤得要吐血的贫穷革命分子。因为他已经成为了皇帝的顾问,走上了仕途,虽然很短暂。康有为即使被通缉,四处流亡,但做素王、任帝师、经营天下的雄心和内心世界的充足,仍然如故。他的价值信仰系统并没有发生崩溃。薛福成虽无功名,却由入幕(做曾国藩的高级幕僚)而入仕(官至浙江绍台道,湖南按察使,驻英、法、比、意四国公使等),辜鸿铭入幕(为张之洞服务多年)后虽未能入仕,实际地位也和高级官僚相去不远,他自己虽不甚满足(在和英国著名作家毛姆谈话时,他以自己未能做上总理一类的大官来直接治理国家为憾事),但毕竟也没有太大的遗憾。

飞腾无术儒冠误

像薛福成、辜鸿铭这两位著名的幕僚,都有完足而一贯的精神世界和价值信仰。但有的人就不同。孙中山因为家庭背景的缘故,没有走科举之路,但他的用世之心,在初期和其他读书人没有什么区别。他于1894年在天津给李鸿章上书,却未被接纳,这个挫折显然与他后来的道路选择有关系。

最能说明问题的也许是刘师培。这位早慧的天才,17岁考中秀才,18岁连捷成举人,19岁参加全国会试,目标当然是进士及第。可惜他参加的这次考试是中国历史上最后的一次。他落选了,由科举入仕之路已然断绝。

这位出身贫寒书香门第的青年天才,本肩负有振兴门第、光宗耀祖之神圣使命,现在却要落空。更致命的是,他家四代,寿命逐渐递减,他本人在很年轻时就得了糖尿病。所以及早自立成名对他来说,尤其重要。

1901年春,他参加扬州府试,在其所作的《咏木兰院》一诗中,有这样一句:“木兰已老吾犹贱,笑指花枝空自疑。”这正是他此种心态的流露。

刘师培会试失败后,立即由扬州老家去了上海。一到上海即与章太炎、章士钊、蔡元培、陈独秀、张继、谢无量、黄炎培等反清革命者相过从,其学养文章得到了这些人的高度评价。他改名为“光汉”,在大量著书立说的同时,还参与了实际的暗杀活动。他在《论激烈的好处》这篇文章中,署名为“激烈派第一人”。强调激烈派的好处是“无所顾及”“实行破坏”“鼓舞人民”。

他在1904年给湖广总督端方写了一封劝降书,直呼:“为尔辈计,莫若举两湖之疆,归顺汉族,我汉族人民亦可援封火保赤之例,赦尔前愆,任职受官。”但他要是仅仅限于这种文字上的激烈,也算平常。更令人惊诧的是,这位“激烈派第一人”,大约在写劝降书两年后,居然被他劝降的端方所招降,成了替端方刺探革命党人情报的间谍!他写信给端方表示忏悔:

适时值艰虞,革命之说,播于申江,揭民族主义为标,托言光复旧物。师培年未逾冠,不察其诬,窃以中外华夏之辩,默合于麟经。又嗜读明季佚史,以国朝入关之初,行军或流于残酷,辄废书兴叹,私蓄排满之心。此虽由于《苏报》之刺激,然亦以家庭多难,泯其乐生之念,欲借此以祈遄死也。

最后,刘师培干脆公开成为了端方的幕僚。辛亥革命爆发,端方在四川被杀,刘师培被囚禁,经蔡元培、章太炎等人营救,出狱后在四川国学院任教,未几成为阎锡山的都督府高等顾问,后又由阎推荐,袁世凯给了他一个公府咨议的头衔。他后来又成为了袁世凯称帝的吹鼓手,第二次落水。袁世凯死后,他又被蔡元培聘为北大教授,于1919年末病死于北京。

这位只活了36岁的天才学人,从小接受的是儒家传统教育,他家四代人未竟的学术事业是一部《左传旧注疏证》。这样一个“天生”的儒者,如此之快地抛弃了儒家最基本的政治理念和道德操守,迅速变成“激烈派第一人”,时而鼓吹极端排满,时而反对一切改革,时而主张极端的无政府主义,时而赞同独裁专制,思想之混乱多变,在同时代无出其右者。

仔细研究刘师培的内心世界,肯定是一个极有意思的问题。但在我看来,从大处着眼,他的二度变节,其实是遭遇传统社会解体时代,读书人在寻求实现自身价值的努力过程中,自然要上演的悲喜剧。刘师培发表于1914年的一首诗,多少能看出一点他的心境:

看镜悲秋鬓渐华,年来万事等搏沙。

飞腾无术儒冠误,寂寞清溪处士家。

31岁青年的白头悲情并不真实,他真正愁的是不能飞腾——出将入相。没有了科举,文章写得再好,又能飞腾到哪里?“儒冠误”颇有意味,是儒学误导了他的认识,还是儒生的身份限制了他的发展?或者,干脆就是科举那个“冠”的废除误了他的前程?很可能是后者。

刘师培本人就认为新学堂更有利于绅士富民,而贫民则鲜获其利,不若科举之公。“多数贫民,因失学之苦,致绝进身之望。”在科举制度下,以刘师培的聪慧和知识准备,入选翰苑可能只是个时间问题,作帝师、掌军机也未尝没有可能。但在新的教育制度下,他顶多是个身处江湖的自由学者,经科举“正途”出将入相的抱负大约是无从实现了,如有可能的,大约也就是给封疆大吏、强权人物作幕僚,以此进入权力中枢,虽然这条道路未必理想,但也无可奈何,所以他才会投靠端方和袁世凯。

刘师培想作一个自由的飞鸟,却禁不住钓饵的诱惑,明知有危险,还要作吞钩之鱼,这种心境,也可以在他的诗中读到:

朝饮燕市酒,夕驱夷门车。

丈夫不得志,寥落悲穷途。

长铗鸣秋风,知音无风胡。

宁为投林鸟,不为吞钩鱼。

君看鸟投林,犹借一枝居。

游鱼吞钩去,何时返江湖?

自由的飞鸟和吞钩的游鱼在他的诗中反复出现,足见刘师培面对功利诱惑的矛盾心情。

民初一些激进革命党,其实是极具功利目的、无道德可言的政治投机分子。刘师培是一例,吴稚晖也是一例。这位后来以国民党元老自居的老革命党,在辛亥前《苏报》案时就有向清政府告密的行径,被章太炎揭露。他百般辩护,章太炎的回答是更彻底地揭露他朝秦暮楚、投机钻营的真面目:“康长素得志时,足下在北洋,拜其门下而称弟子,三日自匿,及先生既败,退而噤口不言者,非足下之成事乎……讲变法不成,进而讲革命;从孙中山讲革命不成,进而讲无政府。所向虽益高,而足下之精神点污,虽强水不可浣涤。”

把剑悲歌涕泪横

通观鸦片战争以来的整个近代史,要论伤亡人数之多,社会破坏之惨烈,当然以太平天国和义和团运动为最。但这两场大的战争,对读书人精神世界的冲击,反倒不如晚清十年小打小闹的起义暴动。根本原因在于,太平天国运动敌对的双方,各有自己鲜明的意识形态主张,洪秀全以拜上帝会为号召,曾国藩则以捍卫儒家的纲常名教为旗帜,招揽传统士绅的支持,而义和团则以扶清灭洋的民族主义为号召。置身其间的读书人,立场可以有选择,但没有内在的精神迷惘和心理痛苦。

庚子后则不同,经由日本转口而来的西方思想文化进入中国,特别是源自法国的无政府主义思潮,鼓吹暗杀的合理正当,在青年读书人当中引起了强烈反响。连蔡元培这样的翰林学士,章太炎这样的学者大师,居然一夜之间转身,成为倡导暴力革命,直接组织领导暗杀行动的最激进的人。这是前所未有的奇特现象。

有一则逸闻,说章太炎和光复会一干人等,在酷暑中集会,争论革命事。太炎上身赤裸,下面穿一条绿色绸裤,一边摇扇一边连声大喊,就是要革命!就是要革命!却不料中式裤子没有固定裤带,突然“丝滑”掉落。太炎从容弯腰提起裤子,继续演说,毫不在意。名士风度,此之谓乎?

戾气来得快,去得也快。

从1903年苏报案到1907年徐锡麟、秋瑾组织领导的起义,再到汪精卫的刺杀摄政王和孙中山领导的黄花岗起义,前后不过八年时间。这期间,高潮就是秋瑾起义失败,她效法谭嗣同,英勇赴死。秋瑾牺牲后,社会舆论反响极为强烈,最终导致办理秋瑾一案的多名官员去职,有人易地做官而不被地方绅士接受,有人则只有隐姓埋名以度余生,更有人无法安心而最终自杀。秋瑾死后,江南各地纷纷出版、上演有关她的革命业绩的文艺作品,包括小说、传奇、杂剧、地方戏、文明戏、绍剧、京剧等就有近20种之多。这种特殊的“哀荣”,迄今为止,现代中国还没有哪个诗人作家享有过。

辛亥之后,铁血的戾气好像突然消失了。虽然暗杀仍然不时发生,但其思想文化意涵明显淡化,社会影响日益衰减,失去了革命的“诗意”,几乎成为纯粹的刑事案件。如暗杀大王王亚樵几十年间策划执行暗杀无数,上至蒋介石、汪精卫,下至各地的土豪劣绅和官员,都曾是他猎杀的对象。抗战期间戴笠也曾组织暗杀李士群等众多汉奸。王亚樵实施暗杀,常作为社会新闻报道,戴笠的暗杀则更多属于秘密行动,无人知晓。可见杀人也有境界等级的不同,上述无法与晚清最后十年的暗杀相比较。

戾气多发作于社会变革最为紧张激烈的关键时期。在这个时期,人们往往迷惘不知所措,生存压力巨大到几乎无法应对承受,陷入绝望仇恨的怨怼之中无法解脱。最后不是攻击冤家对头出气,就是伤害无辜的民众泄愤,或者刀刃向内,自我攻击,酿成自杀惨剧。所谓铁血主义,铁是暴力杀人,血是自我牺牲,两者常常集于一身,遂成现代人间悲剧的特殊典型。最后,抄录陈天华1904年所作《猛回头》序,作为本文的结束:

俺也曾,洒了几点国民泪;俺也曾,受了几日文明气;俺也曾,拨了一段杀人机;代同胞愿把头颅碎。俺本是如来座下现身说法的金光游戏,为甚么有这儿女妻奴迷?俺真三昧,到于今始悟通灵地。走遍天涯,哭遍天涯,愿寻着一个同声气。拿鼓板儿,弦索儿,在亚洲大陆清凉山下,唱几曲文明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