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廷顿的遗产
巴以之争似乎正在成为冷战之后“文明冲突”的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例证：两股原本为争夺土地、资源和生活空间而争斗的、具有现代性的民族主义运动，正在日益带上“前现代性”的族群、文化与宗教冲突的色彩。（全文）

亨廷顿辞世
有人批评亨廷顿鼓励了文明之间的分歧而不是设计对话机制来消除分歧。对此，亨廷顿辩解说：“任何预测都不是自我实现的或非自我实现的。预测能否实现依赖于人们如何做出反应。50年代和60年代，许多严肃的和信息灵通的人士认为苏美之间的核战争实际上不可避免。但是这场核战争并未发生，因为人们意识到了它的可能性，并推动了武器控制和其他安排来确保它不发生。我所期望的是，我唤起人们对文明冲突的危险性的注意，将有助于促进整个世界上文明之间的对话。”（全文）

亨廷顿小传
亨廷顿很早便显示出了他在社会科学方面的才华。16岁时他考入耶鲁大学，18岁时便以优异成绩提前毕业，加入美国军队。之后在芝加哥大学获得了硕士学位，并在哈佛完成其博士论文并取得学位，这一年他23岁。
1951年杜鲁门总统因为麦克阿瑟将军不服从指挥而解除了他的职务。亨廷顿以此为由头写作出版了处女作——《士兵与国家：军民关系的理论与政治》。此书自1957年出版便一石激起千层浪，至今仍被视为最有影响力的关于美国国内军事关系的著作。在这本书的第一篇书评当中，批评家就指责这本书有军事主义色彩，让人联想起墨索里尼“信仰、服从、战斗”的口号。上世纪60年代，哈佛大学一些激进的学生在得知亨廷顿曾经在约翰逊政府内任职的消息后，占领并焚烧了他办公的哈佛大学国际事务中心，有人甚至在他的寓所门口涂上了这样的标语：“战争罪犯居住于此。”而作者本人也不得不暂时逃出哈佛暂避风头。 （全文）

□ 《士兵与国家》
灵感来自于当时美国社会发生的一件大事：1951年杜鲁门总统因为麦克阿瑟将军不服从指挥而解除了他的职务，亨廷顿敏锐地感觉到这件事实际上提出了一个大问题：在一个信奉自由主义的民主社会里，国家究竟应该与代表着保守主义的军队建立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从军事上看，一个民主国家可能比一个独裁国家作战更为出色，但是在面对一个技术精良的非自由主义对手的时候，一支真正自由主义的军队往往缺乏所必需的效率。亨廷顿认为，只有保守主义才能给职业军队带来活力。与流行观点不同，亨廷顿认为，军事保守主义并不必然是反动的。[详细]

□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凝聚的关于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广度和分析洞见是惊人的，并确立了亨氏作为他同时代人中最杰出政治学家之一的声誉。首先，亨廷顿说，政治衰朽至少和政治发展一样可能发生。新近独立国家的实际经历是一种愈演愈烈的社会和政治混乱。其次，他提出，现代性中的好东西常常向交错的目标运动。特别是在社会动员超越政治机构发展时，新来者发现他们无法参与政治而产生挫折感。其结果便是反叛、军事政变以及政府失效。该书的结论是：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不是同一事物的严丝合缝的组成部分，并不必然导致政治稳定。 [详细]

□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作者认为，冷战后，世界格局的决定因素表现为七大或八大文明，即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还有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冷战后的世界，冲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百是文化方面的差异，主宰全球的将是“文明的冲突”。 [详细]

    萨缪尔·亨廷顿，美国政治学家。早年就读于耶鲁大学，后在芝加哥大学与哈佛大学获硕士与博士学位。历任哈佛大学政府学讲座教授、国际事务中心主任、政府学系主任，曾参与创办《外交政策》杂志，担任过美国国防部等部门的顾问，1977～1978年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安全计划小组的负责人。1987年因在比较政治学领域中的贡献当选为美国政治学会主席。

世界正在现代化的过程之中的事实并不意味着这将是一个逐步西方化的进程。城市化的冲击和大众传播，再加上贫困以及种族矛盾，将使得人们产生各自不同的看法。

虽然有着兴衰的起伏，但亚洲依然在军事及经济实力方面得到扩张。而伊斯兰文明正不断的在地理区域中得到扩张。在这个过程之中，西方的影响力将被相对的削弱。

文化的认同感正在不断的增强而不是削弱。国家和人们将会因为文化上的相同性携起手来，而在过去的历史中，它们是因为共同的意识形态才走到一起来的。

西方对于议会制民主以及自由市场经济的坚定信仰，将导致他们与对此有着不同看法文明之间的冲突。

在一个宽松的以文明而不是以意识形态来区分的多极世界中，美国人必须重申他们的西方认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