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并不平等(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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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当时，运管部门的工作人员觉得他不正常，“啥子新指标，没有这个表，只能转让。”工作人员就把表拿回去，等于没有受理，拒收了申请。

确实，出租车经营权不是随买随有的手机号——重庆运管部门到1997年，共投放出租车经营权6800辆，此后一直到2004年8月，没有新增指标。2004年8月，重庆取缔中巴车，以三辆中巴换一辆出租车的形式，新增600多辆，总量达到7000多辆，2008年又新增了一些经营权，总量达到8000多辆。当然，这些新的经营权，只分配给现有的拥有100台车以上的出租车公司，没有外流。

同时，出租车运价始终是古老的5元起步，如今棒棒也可以打车。大众需求在几何级数增长，同时，重庆不像成都平原，那里自行车仍然是上下班的主要工具，与其挤巴士（许多人认为巴士的票价过高），重庆人上下班更愿意合伙打个5块钱的车，在2004年取缔了中巴车之后，当时的7500台出租车愈发承担起公共交通的重要角色。

在这10多年间，重庆也已经膨胀为一个超大的直辖市。

在杨孝明2005年首次申请注册人民出租车公司的时候，重庆市没有任何新的经营权发放，也没有新的公司进入出租车行业。

2004年，重庆制定实施《主城区出租汽车经营权产权管理制度改革实施工作方案》，原来的100多家大大小小的公司变成34家，一直到现在。

直到2008年初，重庆运管部门终于举行了增加1400台天语出租车的听证会，杨孝明觉得有可能是指标松动了，积极报名参加，但被拒绝了。这1400台车目前已经投放了大部分，但也没有外流，没有产生新的公司。

“多年来，现有的出租车公司是一个高度稳定的系统，不可动摇。”杨孝明自己也很清楚，这让他想搞新公司的努力显得徒劳。

当然，理论上来说，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进入这个行业。2008年12月2日《重庆商报》的消息说，重庆在2008年圣诞节拍卖68个新的出租车经营权指标，年限23年左右，起拍价50万一个。

“这对我们毫无意义，老百姓拿个8万、10万入股还勉强可以。这是天价。”杨说。

这样的高价，貌似改革，却是将有限资源变现卖钱；另外是通过建立价格壁垒，现有的公司系统自然就更巩固。经营权的破冰更加艰难。

在重庆的出租行业，经营权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最早只表现为每月1500元左右的管理费，在90年代末期，随着出租车运价标准的制定，以及公司兼并，运管局发放经营权的价格定为4年4万和6万。但至今，通过转手炒作，通过将4年的经营权变为类似25年土地产权的东西，一辆车的经营权价格已炒到90万甚至100万。

如今有关部门看来竟然也接受了这个经营权变性的 “民间价格”——在出租行业有许多毫无法律根据的标准源自所谓习惯法，比如板板钱的标准。

重庆现有约800名私人购买经营权的个体车主，就是车门上写着地名的车子，按居委会组团对它们进行松散管理。这些人是有钱人，撑起日益上涨的产权化的经营权的价格（和温州车主一样），雇佣司机，每日收取板板钱，并享受经营权的增值。

在上世纪90年代轻松取得经营权（只要有车再交5元就能得到）的个体司机，在公司化时一般都要面临现在看来人生中最重要的选择，要么放弃经营权，借钱加入公司成为主驾，要么设法保留经营权，防止公司恶意的蚕食（比如将有经营权的挂靠车辆进行公司化改造）。前一个选择使他们进入如今当主驾的盘剥链条，充满矛盾地盘剥顶班司机，他们至今谈起这事充满了悔恨；后一种选择使他们成为富裕的个体车主，摆脱公司，并继续塑造潜在的小公司。这些个体车主，对于下面的顶班司机来说，他们可以是仁慈的车主，也可以是坏车主——完全是自由选择，因为他们没有上面的公司盘剥，但人趋利如水。同时，出租车公司又早已天然地给了这些个体车主一个价格标准——一个“必须去执行”的行业标准——板板钱。

这使得最坏的公司的最坏的制度，都得到了传播、共享和广泛认同。

三

因为经营权不再可得，杨孝明只好回家继续当司机。但他没有停止申请，2006年春天他重新给运管局邮寄了挂号信，这下对方不得不接收，必须受理申请了。否则按照2005年7月国家颁布的《行政许可法》，就是不作为。

对方很快回信，说要必须出具申请的相关证书：包括他的经营权证明。这是个悖论，杨向他们申请的就是经营权。同时对方函件发送的对象写的是“重庆人民出租车公司”，但这个公司在得到经营权的批准之前是不存在的。“这就好像一个没有出生的孩子必须出示自己的身份证才能获准出生。”

“后来我意识到，不仅我的创意是新的，连他们在审批程序方面也是没有先例的，只有转让，没有新指标，其实当时他们拿出那个指标转让表给我，我就该明白，但我还是要依法办事，再繁琐也要依法，我要促进制度创新。”他说。

杨孝明其实多年前已经很有名。2003年，他作为一个的哥告倒了一个违法执法的交警，成为知名人物，媒体还对他进行了专访。此后他养成运用法律武器维护司机权益的习惯，可是败多胜少。

不过，对于人民出租车公司经营权申请一事，他仍固执地开始申请复议，然后又重复上述的受理过程，然后再复议，又将这一过程重复一次。有人说他在玩过家家，模拟人生，玩大富翁的游戏，过办公司的干瘾。一直到现在。

四

其实杨孝明在奔走这些事情的过程中，已经 “渐渐”丢掉了工作。2008年1月他正式接到了公司的辞退通知。

他本是最普通的顶班司机，他的主驾是他的远房侄子，另外还有一个真正的小老板，他侄子的同学，自己并不开车，也就是名义主驾，侄子和同学有分配各种收入的权力，而且这两人占去了公司“法定”的两个养老保险的名额，杨孝明也成了“黑人”，没有办保险，他也没有得到合同中规定的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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