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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1-19

邹波

兄弟并不平等(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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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之前重庆出租车行业进行了所谓的公司化、职员化操作，而且出租车公司与司机（最多到三驾截止）签有用工合同，但与正规公司聘用有区别的是：出租车公司对许多劳动协议的司机没有社保转移的动作。

46岁的顶班三驾司机杨孝明身份仍是重庆下岗职工，原单位已经上有社保。

只要是这一代中年司机，差不多都和杨孝明有共同命运：上世纪90年代国营单位不景气，下岗，或者自己选择下海，做过小买卖，跑过货运，甚至开过中巴，然后进入出租车行业，当时门槛低，收入好。

到2004年左右公司化的时候，像这样的老司机，也会被公司优先挑选。

表面上看中他们技术好，人厚道，其实更是因为这些人都大致有社保，公司无需额外投入，就可以使这些司机职员看起来已经获得了社会福利。许多老司机都有这样的自知之明。

杨孝明在逃脱不了公司化的情况下，开始在侄子手下开车，希望情况会好些。这个远房侄儿说来也是缘分。1985年左右，当杨孝明还在重庆针织公司当计划员，被派下去管理一个亏损厂，遇见一个和自己名字差不多的女人，一打听，果然是自己叔伯的姐妹，两家从此往来甚欢，总是一起耍。

2004年公司化的时候，也就是告倒交警成为的哥传奇的第二年，他跟随侄子一起去新公司签合同。他这么有名，公司却不需要认识他，因为公司不需要知道一个顶班司机是谁。但公司既冷淡又警觉，发现这个戴眼镜的人在质疑合同并在拿不到自己的劳动合同的情况下，要求复印，就问他侄儿，“这人是律师还是啥子？”

侄儿当时还是帮叔叔圆场，说这人有朋友在交委里，只随便问问。但事情毕竟包不住，杨孝明过后真的去运管局就合同问题反映情况。

杨的侄儿自然也面临主驾的压力，且根据杨孝明的描述，这人比较刻薄：有时顶班司机交了板板钱后，甚至不认账；与顶班司机没有合同，想开谁就立刻开谁，与他合作的司机没有超过一年的；交接班的时候，他自己可以不把气加满，而别人必须加满，少一点也不行，致使顶班司机在中午刚加过气的情况下，在四点高峰将来的时候，又必须去排队，影响收入；喜欢宰客，跑车的方式是绕道。接投诉不少，他同学在运管局可以帮助摆平。

但因为两家多年的交情，侄儿对自己的叔叔还是好一些，“他稍微能听我的。”杨说。

但杨去提合同意见的事情很快让公司知道了。不久有一天，侄儿多少有点不好意思地告诉叔叔，是不是去换个车。杨没有同意。之后过了两天，公司的人又请杨吃饭，邀请他当主驾，说优惠，杨觉得这是在拉拢自己，就拒绝了。

又过了不几天，杨孝明在接班的时候准时来到接班地点，车已经被别人开走了。他就找到公司，要求公司出具辞退证明。公司不出，说没有开你，是你侄子的事，主驾的事。

杨是有自尊的人，不再求谁，就对公司提出诉讼，他的证据是自己复印过的劳动合同，合同中规定了司机应有工资，如要辞退，应该补发几年的工资，同时杨还要求侄子退还他应得的由国家发放的燃油补贴。

杨败诉了，再上诉，又败诉。就好像知道他已经彻底失败一样，去年1月，公司给他快递来了辞退通知，同时，他的侄子也和他彻底决裂了，甚至因为燃油补贴退赔问题找人打过他——到此，1985年他奇迹般地寻访到的堂姐一家，也从此和他不相往来。

如今杨在家里耍，每天上QQ，这个当年的司机传奇，如今却更孤独了。公众和舆论曾在2003年他告交警的时候大力支持他，连那些出租车行业的个体老板都站满了法庭支持他，当时这些人都是兄弟，有共同的目标，甚至媒体站在他一边。如今他似乎跨过了一条冷河之后，就被冷落了。以前支持他的人，开始劝他离开这个行业。似乎这个行业，除了最清晰的表层意志，还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清理异己的集体无意识。

他这辈子遇人不淑，和他发生过关系的家庭都背叛了他，包括他前妻的家庭。当年他从针织公司被精简下岗之后，本来是得到老丈人的支持成功做起了卷筒纸生意，但不久两家人产生了债务，老丈人想赖账，妻子也站在了娘家一边，离了婚。“当时如果两家人联合起来，我们的卷筒纸可以做到重庆最大，但那个家庭也充满了勾心斗角，利益高于一切。”他回忆说。

目前他只有在家里耍，他最孤独时就设法去通过公安局户政部门找回16岁的女儿——帮女儿把名字改回来。离婚后，前妻把女儿的名字都改了。后来前妻又因为钱的事和那老两口闹掰了，就带着女儿去了一个县城，女儿几年不见，也玩野了，前妻也不再留女儿，就交给了女儿的父亲。但女儿已经有点拉不回来了，父女俩性格思想格格不入。女儿说：“爸爸是老古板”，父亲说：“人家还说我是疯子呢。”他是想告诉女儿，爸爸的思想其实很前卫、很先锋。

他再也没有开车。没有碰到能接纳他的主驾。

“当然主驾有的好，有的坏。亲戚、亲情一般来说还是会好些（他自己的遭遇却是个反例），夫妻和兄弟当然更好，这样不需要内部分账了，也不存在司机之间在工时方面的竞争。”他总结说。

一个主驾的确不容易，他夹在公司和顶班司机之间，越要保持正直，就必须越辛苦。

支持老杨“人民公司”的潜在股东中也有好心的主驾，当然也是出于利益的权衡——比如，通过上文算过的细账可以看出，本地去年年初推出的新车型天语车的主驾，他们如不非常严重地盘剥顶班司机，甚至会亏本，天语车主驾要么吞下顶班司机的工资，要么只能自己也像自己的奴隶那样玩命抢活。

说来说去，基层司机的境遇，关键在于主驾这一角色。主驾的利益空间越小，压力越大，他对顶班司机就越差，他和顶班司机之间就越无法彼此信任。而共开一辆车，是最需要信任的，否则，这一个人就会为另一个人使绊子，隐瞒事故，推卸事故责任，争夺工作时间，转嫁加气费用。记者亲眼见到九坑子那条集中交班的街道，后一个司机非常紧张地检查前一班交给他的车辆，下班的司机则冷眼旁观，并且充满了警惕，随时准备辩解，充满了不信任的气氛。他人即地狱——只要公司的盘剥使他们必须盘剥手下的司机，司机兄弟之间就不可能平等。

采访最后竟然碰到一个貌似最好的解决方案——一对五十多岁的兄弟司机，其中一个就是前文提到过的“喜欢揣摩潜规则”的那个老司机。

这天晚上，老司机和杨孝明争论工作模式的优化。

在重庆非常少见的——两兄弟竟然是两个人开一辆车，“别人说我弟兄俩是不要命的疯子，其实是重庆人死死咬住三个人开的模式。死脑筋。结果司机都有一股无名火，他们自己也有责任。”这位老司机说。

然后他用他们兄弟的实践，试图证明两个人开比三个人开更从容更舒服：他俩一个人开一天，收入完全平分，几乎没有主驾和顶班之分，因此彼此之间没有竞争，并分担了公司的压力，“我遇见老弱病残的时候，甚至可以学雷锋。”

“三个人开两班，每个班12小时，但12小时里司机必须开快车，10个小时才能保本儿。要是堵车的话，只能落下二三十元。压力相当大。”

“两个人开，一人开24小时，看似时间变长了，但可以开得很从容，压力平均摊到24个小时里，而且到后半夜，我安排我自己睡上三个小时，睡得很好。”

“同时，我兄弟俩将交接班定在中午12点，避开了下午四五点加气换班的高峰，别人加气的时候，我可以一心挣钱。这样劳动更有效。”老司机又说了好多细节上的好处。听起来像特别会照顾自己的人。

沉默。沉默。杨孝明一边听一边沉默，他沉默得有些冷漠，他几乎从没想过司机自己有什么错，他不修正自己、调整自己。这个有着殉道者般的冷漠、苍白、专注的中年人，是1978年高考上榜的统计中专的高材生，上世纪80年代针织公司的统计员，后来去基层蹲点，盘活一个300人的大企业，成为行业里小有名气的企业家，心直口快，最后被领导排挤。

如今他看起来就像是司机中志愿起来说话的精算师，与公司那看不见的精算师对抗。他满脑子是数字——人要知道自己是被如何盘剥的。

“没有一个人来算细账，司机就永远是糊涂的，永远是无名火，说不到点子上。”杨说，出租车司机阶层普遍没什么学历，他们和农民一样，不会算细账，不能清晰地描述自己的处境，唯一的武器只是在恍然大悟的时候，再申诉，再申诉，无限地申诉。

但他此刻，听了老司机的话，好像聪明的孩子做数学题没有看到人性的重要条件，没有看到有些弱者仍然可以生存得很好。

沉默半晌后——“但从劳动时间来说已经大大超过了三个人开。即使是三个人开，劳动时间也不少于8小时。”杨孝明还是抓住《劳动法》中的8小时工作标准说事儿，听起来颇有《资本论》的口吻，他说，老司机只是在忍受罢了。

确实，在公司固定暴利下，8小时工作完全不现实，或者说，永远不可能出于司机的健康考虑而限制他的劳动时间，他的命是他自己的，为了挣足板板钱并有一定收入，他必须无限地盘剥自己。

“是公司都得有剩余价值，话说得太彻底没用。得知足。”老司机说。

老司机的口头禅正是：“公司是不可动摇的，老百姓只有自己调节。”前半截和杨孝明申请人民公司失败后说的话一模一样。制度是一个常量，规定了你生存的范围。撞墙没用，要苦练“内功”。“还记得我说的吗？公司留了两个人的余地。不是三个人，是两个人，两个人。”老司机总是那个手势，伸出来，似乎在纠正所有其他辛苦的司机苦难的幻觉，仿佛他的左手只有两个手指头。

这场民间的议论没有结果。但这位55岁的老司机后来还是承认，虽然有父亲家传的武术根底，从小兄弟几个就在九龙坡的公园里跟随父亲强身健体，但他也承认自己已达到了劳动的极限，也同样后悔当年卖掉两辆乃兹车，放弃当个体车主，投入公司的怀抱（因为当时他觉得公司是可靠的、最接近国家单位的组织），一干八年，先开奥拓，再开羚羊，现在开天语，换车是公司强迫，每换一次车，板板钱就涨一次。

但如板板钱再涨，连老司机兄弟俩这样 “懂得自己调节适应社会的人”，也没有办法再开了。

同时，即便感情这样好的两兄弟，他们虽然能毫不含糊地平分收入，但作为主驾的弟弟和作为顶班的哥哥还是被公司强行划分了区别：具体到这个公司——它甚至只提供1个半人的养老保险额度，于是给主驾弟弟上了养老险，哥哥只得到150元补贴（重庆养老保险基数为每月320元）。说完，哥哥掏出一张空空的卡扔到桌上，“你看，我也是有原单位的人，我曾年年是先进，主驾，但有次有人塞我一份啥子公开信叫我签名，过后弟兄伙就颠倒起撒，我就成了顶班。我也不再往我自己身上存养老钱了。及时行乐。”

这是兄弟也无法平分的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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