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非常清晰的逻辑是：居民报酬占GDP比例下降，所以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持续下降。前文已经阐述清楚这么一个道理：未来的经济增长必须首先依靠内需增长，而内需增长的源泉又在于居民报酬变化。所以，从2010年开始，我们从中央决策层面反复听见“收入分配体制改革”这样一个名词。与之联系的，是诸如“稳定的工资增长机制”的一系列措施。

对老百姓来说，GDP目标增速下降还真成了利好。这个利好不是经济增速下降本身带来的，而是国家战略由此发生变化带来的。

一方面，住户部门报酬占GDP这个总蛋糕的比例必须增长。术语叫初次分配改革，老百姓、企业和政府三家切蛋糕的办法要变。老百姓比例要提高，这件事将发生在蛋糕持续增大的过程中，意味着住户部门报酬增速有望提速。

另一方面，住户部门内部的收入结构要变。经过近三十年的长跑，中国贫富差距逐渐越来越大。经济学里面有一个定理叫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同样是收入增加1000块，富人和穷人拿着这些钱不同花法的。前者可能只拿出其中100块来买东西，剩下900全去做了投资；后者则很可能拿出其中900来买东西，剩下100去做储蓄。所以，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第一受益者将是最底层的劳动者。事实上，过去两年，农民和农村收入增长已经快过城镇。农民工收入增长幅度远大于城市白领，广州保姆的收入在过去三年时间里翻了一倍。社会收入结构越底层的劳动者，受益的幅度越大。收入增速的变化会影响消费结构，所以2010年县城的社会消费品零售增幅远远大于城市社会消费品零售增幅。

对老百姓来说，尤其是收入金字塔下部的普罗大众，GDP目标增速下降是值得庆幸的好事。

经济增速下降， 对企业影响如何？

经济增速下滑，很多人担心会带来一系列的负面结果。有测算，中国的潜在GDP增速为8%，低于这个数，将会带来失业增加和经济结构的不稳定。如何回答这个问题，或许还是应该让经验和数据来说话。

1960年到1980年间，日本经济增长平均增速为14.95%。1981年-1990年间，日本经济增长平均增速下降至6.21%。日本所有行业的营业利润总额有没有出现明显回落呢？我们选取日本所有行业（除去金融和保险）季度营业利润来考量，考虑到季节波动，我们把数据进行移动平均。结果表明，企业盈利从1980年初的6.1万亿日元一路上升至1990年初的11.1万亿日元。增长异常稳定，并未出现大幅波动。

为何会出现这样的结果？要知道，经济增速下降了近一半！很可能，这与经济转型成功有关，日本成功实现了启动内需。

回到中国的问题上，如果我们能顺利启动内需，如果当前已经呈现的消费热潮能够继续，那么我们完全应该对未来的增长充满信心。大规模企业倒闭不会出现在中国大地。其实，如果偷点懒的话，我们应该相信：如此重要的转型，中国政府一定早已权衡多时。这么多年来，中国的改革进程从来都是稳妥推进，贸然将这么大一个经济体驱赶至危险的境地，这是任何一个政治家都不敢轻易做出的冒险。

对于国家，对于中国经济，我们有理由保持足够的信心。